杨扬

文学思潮史，或者主潮史，最有名的是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它给予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以信心和理想，大家都有一个理想的文学史信念，这就是要将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文学历史，以主潮嬗变的方式，揭示出来。吴中杰教授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增订版）隐约之中，也受到这种研究风气的影响。全书二十六章，从五四开始论述，直至1970年代末结束，每一个时期重要的文艺思潮脉络，提纲挈领，清晰可见，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无疑具有帮助。

文学史体例，在中国的兴起，与大学教育体制有关，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当年京师大学堂的讲课底本。延续至今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大都出自大学教授的讲课笔记。吴中杰教授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也是源于给研究生的讲稿，论著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循序渐进，条分缕析，线索非常清楚。这种历史线索的归纳，基于他个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理解。在增订版后记中，他交代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为避免面面俱到的繁琐考证，采用史论的写法；年代断制，从五四至1970年代末；加强了1949年之后的文学史论述。上述三大特征，在论著中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史论的写法，较之以史带论的写法，在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史论的写法不是说不要材料，而是将材料隐在论述的背后，论述者本人走到前台，指点江山。这样的体例，除了观点突出之外，论述上也显得简洁明快，不拖泥带水。如对于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吴中杰教授以复古派的名目加以概括，然后，集中论述章太炎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意见。这样的概括，击中要点，凸显问题，较之以往文学史论复古，从甲寅派、学衡派一路下来，的确有自己的风格。而文学史的断代问题，是学术史上论争的焦点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始于何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稳定的说法。吴中杰教授延续1950年代以来教科书中普遍接受的说法，从1917年五四运动讲起。至于下限，论著断制为1979年第四届文代会。这种以运动、会议来断制的文学史断代法，在今天不少文学史家眼中，或许过于老派。但细细琢磨，也有其中的道理。对照二十世纪之前的文学运动和之后的二十一世纪文学运动，大规模的文艺运动形式和会议形式，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进的主要方式。扎硬寨、打死仗这样的群体战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赢得了胜利，但轮到同样是群体战术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第一次文代会，那些自由派文人的论战豪情又到哪里去了呢？用运动和会议来截断现代文学史，这不仅凸显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固有的运行方式，而且，还与一代人的学术情怀有关。像吴中杰教授这样在195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学者，遭遇到的人和事，与知青一辈学者以及更后的1960后、1970后学者不一样。他们那一辈学者，与政治打交道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体认程度，较之后来学者更强烈。这样的人生感受，多多少少总会在他们的文学史研究中呈现出来，而这一点，其实也是本书中极其精彩的地方。如对写作班子这种运作形式对一个时代的文风的影响的探讨，大大拓宽了文学史对于“文革”时期中国文学问题的研究范围，而且，因为作者亲历其事，更是有很多其他研究者所无法体会的感慨在其中。

吴中杰教授在复旦退休之后，以自由撰稿人自居，但这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落实在行动上。他退休之后出版的学术著作，总量大概超过了退休之前，这在国内是少见的。而且，他长期旅居澳洲，查阅图书资料有不少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还能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作出版，真正令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