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著名影星到作家，林青霞的转型令人刮目相看。2004年，林青霞在报刊开设专栏，由此开启了她的写作之路。2011年，林青霞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窗里窗外》，引起两岸三地很大轰动。2014年11月3日，正逢美人林青霞六十岁生日，她给自己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有声书”新作《云去云来》。书名取自作家章诒和选的元曲“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

白先勇在序言中回忆了与林青霞几十年的交往，并回忆起读林青霞《窗里窗外》时的感想：“‘真’与‘善’是你这本书最可贵的特质，因此这本书也很‘美’。”并直言，这些话用在她第二本散文集《云去云来》上，也一样正确。

林青霞和邓丽君在巴黎

印象邓丽君

1994年我结婚当天，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当的人选，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我和朋友在君悦酒店茶叙，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在哪儿啊？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我一连串说了一大堆，她只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的首饰送给你。”那是我和她最后的对话。

1980年，她在洛杉矶，我在旧金山，她开车来看我，我们到UnionSquare逛百货公司，其实两人也并不真想买东西。临出店门，她要我等一下，原来她跑去买一瓶香水送给我。我们喝了杯饮料，她晚饭都不吃就赶着开车回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却被她交我这个朋友所付出的诚意深深地打动。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络不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对她欣赏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别恋如果对象是她，我决不介意。跟她见面的次数并不多，1990年到巴黎旅游，当时她住在巴黎，这段时间是我跟她相处最长的时段。因为身在巴黎，没有名气的包袱，我们都很自在地显出自己的真性情。我会约她到香榭丽舍大道喝路边咖啡，看往来的路人，享受巴黎的浪漫情怀。她也请我去法国餐厅LaTour d'Argent吃那里的招牌鸭子餐。记得那晚我和她都精心地打扮，大家穿上白天shopping回来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 Armani吊带短裙，颈上戴着一串Chanel珠链。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礼服，虽然是一身黑，但服装款式和布料层次分明。下摆是蕾丝打褶裙，腰系黑缎带，特点是上身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点，若隐若现的。最让我惊讶的是，她信心十足地里面竟然什么都不穿，我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我们走进餐厅，还没坐定，就听到背后盘子刀叉当啷当啷跌落一地的声音，我想，这侍应一定为他的不小心而感到懊恼万分，她却忍不住窃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们惊艳得碗盘都拿不稳了。”

有几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琴师演奏美妙的音乐，她会亲自送上一杯香槟酒，然后对他赞美几句。她对所有服务她的人都彬彬有礼，口袋里总是装满一两百法郎纸钞，随时作小费用。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换一些五十的给她，她坚决不收。

有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卡带（那时候还没有盘片）放给我听，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三首成名曲，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她很认真地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喉咙和丹田的唱法令歌声更圆润。对于没有音乐细胞的我，虽然听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么不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车子停在大厦的地下室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经过几个回廊，也冷冷清清。走出电梯进入那坐落于巴黎高尚住宅区的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一张圆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好像有盏水晶灯。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顾她的是一名中国女佣。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她在巴黎这所公寓比我的梦想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们说了些什么不太记得，只记得在巴黎消磨的快乐时光。

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们一同回港，在机上我问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她说算命的说她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这样对她比较好。

飞机缓缓地降落香港，我们的神经线也渐渐地开始绷紧，她提议我们分开来下机，我让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头条，报道她回港的消息。

2013年来临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窗外满天星斗，拱照着蒙上一层层薄雾的橘色月亮，诗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里轻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的离去，我怅然若失，总觉得我们之间的情谊不该就这样结束了。

林青霞在写作

我也梦红楼

如今回想起来，似乎跟《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仿佛前世曾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被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的绛珠草，和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那块无缘补天的大顽石。

话说十七岁那年，八十年代电影公司在台北拍《窗外》期间，有一天，导演宋存寿叫我化古代装、梳上古代女子发型、换上古装裙子，然后拍了几张照，我没敢问为什么，也没人告诉我为什么，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拍《窗外》要扮古装。

五年后邵氏电影公司决定开拍《红楼梦》，听说最初的人选是甄珍演贾宝玉，林凤娇演薛宝钗，我演林黛玉，张艾嘉演紫鹃。后来与甄珍、林凤娇没谈成，改由张艾嘉演贾宝玉，米雪演薛宝钗，狄波拉演紫鹃，我还是演林黛玉。

1977年我到了香港，导演李翰祥约我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座见面，他见我扎着马尾，白色直条衬衫配白色牛仔裤，挽着母亲远远走来，第一句话就问我愿不愿意跟张艾嘉交换角色。我一口答应，因为自己也曾想过演贾宝玉，只是没料到他会认为我也可以反串男角。他送我四个字“玉树临风”。

《红楼梦》是我二十二年演戏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是我拍过唯一改编自中国文学名著的戏，也是我唯一和李大导合作的戏，还是我第一部反串小生的戏。

有一天李导演约我到录音间听钱蓉蓉录贾宝玉的歌，我才知道我们要边演边唱。因为对古装戏毫无概念，不知道手该怎么摆、脚该怎么走，李导演却胸有成竹毫不担心。我和张艾嘉还是不放心地请了京剧老师，晚上轮流到他家学走台步。拍摄前，导演请我们到他家二楼回廊的小剪接室，看大陆演员徐玉兰和王文娟演的越剧《红楼梦》。我清楚记得他看着那黑白片里的宝玉和黛玉，赞叹她们演得好。他说只要戏演得好，观众入了戏，就不会要求演员的外形。

《红楼梦》人物很多，所以演员也多，回想宝玉娶亲那场戏，除了演黛玉的张艾嘉不在场，几乎所有女演员都到齐了，有演袭人的祝菁，演贾母的王莱阿姨，演王夫人的欧阳莎菲阿姨，演王熙凤的胡锦姊，还有演薛宝钗的米雪。邵氏片场没有冷气，热得厉害，打灯的时候，所有演员都脱了戏服，只剩穿在里面的白色水衣，坐在尼龙椅上一边扇着扇子一边闲话家常，好不热闹。就这样，在邵氏片场待了三个月，戏拍完，人也散了，大家各奔东西，有的人再也没见过面，导演和莎菲阿姨先后去了另一个国度，真是《红楼梦》一场。

《金玉良缘红楼梦》上演之后，宋存寿导演才告诉我，十七岁那年拍的古装照，是拍给李翰祥导演看的，那时候李导演已经想拍《红楼梦》了。好笑的是，他说方逸华小姐嫌我嘴歪。后来我看那张照片好像真的有点嘴歪。

蒋勋老师很喜欢用青春王国来形容大观园。林黛玉进贾府时不超过十二岁，贾宝玉大约十三岁，薛宝钗大一点，不超过十五岁，王熙凤管理贾府时也不超过二十岁。基本上大观园是十五岁上下青少年组成的青春王国。当年我二十二，张艾嘉二十三，米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胡锦姊二十六七，几乎所有演出的演员，平均都比书中人大十岁。很难相信《红楼梦》里十五岁上下的青少年，诗文如此杰出，性格如此成熟。蒋老师说，他们从小吟诗作词，会写诗也不足为奇。《红楼梦》里的每个人物，经由蒋老师的分析解读，都变得立体般活在你的脑海里，感觉非常熟悉，仿佛是你周边的人。

床边一本《红楼梦》，睡前听蒋老师导读，有时半睡半醒间，老师磁性的声音一会儿传入耳内，一会儿淡出耳外，就这样听见与听不见之间，让平时难以入睡的我，幸福地进入梦乡，梦里还做着“红楼梦”。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无非是历史长一点，地方大一点，人口也很多，我们还有一部《红楼梦》。”据说慈禧太后也爱看《红楼梦》。所以作为中国人的一大幸福是——我们有《红楼梦》！

蒋老师说如果在一个荒岛上只许带一本书，他会带《红楼梦》。我想如果不准带安眠药的话，我会带蒋勋老师细说《红楼梦》的有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