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5日出版的《救亡漫画》第六期封面为丁聪漫画《日本强盗任意蹂躏战区里的我同胞！》

 

 

陈烟桥漫画《为民族独立自由而战》

 

 

张乐平漫画《不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

 

 

李劫夫漫画《抗战热情在陕北延安》

 

 

华菲烟公司出品的英雄牌烟标手绘稿

 

 

设在徐汇中学的难民收容所总所

 

 

设在启明女校内的难民收容所第二医疗处

 

 

难民织布工厂开工典礼

 

 

难民学生在做游戏

 

 

动画影片《铁扇公主》主绘万氏兄弟

 

 

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海报

 

 

影片《铁扇公主》特刊封面

 

 

《铁扇公主》折纸、涂色有奖竞赛样纸

 

 

《花烛之夜》戏单

 

 

巴黎大戏院上演《抗战第一年》戏单

 

 

顾兰君饰影片《貂蝉》中的貂蝉

 

 

金山饰影片《貂蝉》中的吕布

 

 

大光明电影院1938年放映影片《貂蝉》时印制的说明书

 

■张伟

 

1937年7月卢沟桥战火一起，地无论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中国大地处处燃起抗战烽火，人人投入抵抗运动。这种抗战激情，不但体现在前线血战上，也遍及后方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倾其所能，争先恐后为抗战出一份力量，献一片爱心。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以后，上海军民联合抵抗日寇侵略，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11月，中国守军从淞沪撤退，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沦入日本侵略军的魔掌，而租界区域则暂时还是英、美、法的势力范围，居住着三百多万中国人和外国人。上海租界犹如茫茫大海中的一粒尘埃，形成了中国抗战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孤岛”时期。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侵入租界，整个上海至此彻底成为沦陷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上海的抗战八年有着明显的不同时段，环境有其特殊性，呈现出的全民抗战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八年抗战，上海就像一座大熔炉，多少真金烂铁在炉火中显出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上海也是个大舞台，芸芸众生在这台上演出了他们各自的人生戏剧。本文特在这“熔炉”和“舞台”中撷取几朵浪花，虽不足展示上海战时救亡活动于万一，而读者自可窥一斑而见全貌，从中感受上海军民的抗战智慧和激情。

 

文物级别的《救亡漫画》

 

在战时环境中，漫画是最轻盈活跃的宣传武器，而1937年9月20日在上海问世的《救亡漫画》，则堪称创刊时间最早、影响辐射最广的一种抗战漫画刊物。毕克官在《中国漫画史》中谈到抗战时期漫画运动时，开宗明义地指出：“《救亡漫画》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现的具有全国战时漫画运动中心刊物性质的第一张漫画刊物。……是抗战初期团结全国漫画家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P152，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10月）此言非虚。《救亡漫画》创刊时距离卢沟桥事变发生仅两月，而上海战场此时还打得难解难分，炮声正隆。由漫画界救亡协会主编的《救亡漫画》选在此时推出，一方面是对全民抗战的一种鲜明表态，另一方面也正体现了漫画快捷轻盈的宣传功能优势。

 

《救亡漫画》为五日刊，刊期介于新闻日报和学术刊物之间，既保持了时间效应，也照应到了图像刊物的制版周期；四开四版的篇幅也考虑到了漫画对一定尺寸的要求和成本的压力——为使刊物尽可能走近民众，该刊一直超低价销售，每期仅售两分。这还只是技术层面的考虑，在内容筹备上该刊也同样花费了很大精力。首先组成了包括张光宇、张乐平、张仃、丁聪、江栋良、汪子美、万籁鸣、叶浅予、华君武、沈逸千、沈振黄、陆志庠、特伟、黄尧、黄苗子、廖冰兄、蔡若虹、董天野等在内的编委会，由王敦庆担任执行编辑，鲁少飞出任发行人。这可以说几乎把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漫画界精英一网打尽了。这些人绝非只是挂个名，而是确确实实担当起了刊物的主要作者。由于经济原因，《救亡漫画》不发稿费，这尤其显出了这些漫画大家的无私胸怀。有这些漫画精英支持，刊物内容就有了保障，版面上单幅漫画、多格漫画、连载漫画、诗配画、文配画、人物素描、旅行速写等各种样式应有尽有，还有形势综述、人物采访、国际动态翻译乃至报告文学、独幕剧等文字内容，可谓图文并茂，搭配有序。刊物编排也很有特色，每期的封面作品几乎占了整版的篇幅，吸人眼球，而作品的质量也当得起这样的待遇，蔡若虹的《全民抗战的巨》、鲁少飞的《制日寇死命的华北游击战》、张仃的《日寇空袭平民区域的赐予》、叶浅予的《日本近卫首相剖腹之期不远矣》、王敦庆的《侵略者请从此门进会场》、江栋良的《中途妥协，只是灭亡》等等，都堪称精品，可称为他们的代表作。如第六期封面为丁聪的《日本强盗任意蹂躏战区里的我同胞》，是典型的丁氏风格，艺术上也颇具特色。作品以一扇窗作分界：窗外，日本强盗用武力恣意驱使我同胞，骄横不可一世；窗内，一家四口饥肠辘辘，破衣烂衫，桌上仅有的一只饭碗也裂成了两半。孩子饿得大哭，母亲惊恐地望着窗外，唯恐招来强盗。父亲和丈夫则满脸悲怆，心中充满了愤怒。

 

整幅画作一内一外，一黑一白，以强烈的对比凸显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中国人民郁积在胸的激愤。读了这样的作品，给人以强烈的感觉：中国大地上的火山就要爆发了，侵略者终将灭亡！

 

《救亡漫画》每期的封面除了画作，还有一篇刊头语，也多由名家撰写，王敦庆的《漫画战》、章乃器的《今年的双十节》、萨空了的《艺术与时代》、恽逸群的《民意机关与民意》、盛成的《慰八百壮士》等等，文章短小精悍，紧扣时局，具有指导意义。如第四期的刊头语为谢六逸的《智勇双全——极好的漫画材料》，文章认为，除了揭露和抨击，漫画还有褒扬的功能。他建议：“最好能把我军的忠勇，用画笔画出，更可以激发抗战情绪。”漫画家们从善如流，很快就有了相应的作品。叶浅予在第九期发表的《第十五临时医院——看了我们神圣之花的好汉》和在第十期刊出的《前线作战将士的恩物——“标准光饼”制造所》，就是两篇歌颂我军民英勇抗战的文配图佳作。由于作者深入前线亲自采访，作品充满战时气息，选材独特，细节真实，内容感人，《救亡漫画》破例都以整版篇幅刊出。

 

《救亡漫画》除了上海版以外，还发行有南京、汉口、广州和香港版，内容和上海版一样，影响因此扩展到了整个南中国。这几个版每期发行量近两万份，不能算少，但由于战争的原因，以及刊物大量用来张贴，存世极为稀少。撰写《中国漫画史》的毕克官曾特地撰文提到这一问题：他二十多年来跑了许多家图书馆，“竟无缘找到一期刊物”。后有一朋友寻觅到四期，给了他三期，毕全部用到了《中国漫画史话》一书中，三期分别为第一期、第七期和第十期（第十期还是残张），“空白这才填补上了。”（毕克官《应全方位抢救近现代文物》，刊2006年4月5日《中国文物报》）由此可见此刊的稀有程度。经过七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当年曾经历战火的《救亡漫画》，如今已经可以算是“文物级”的现代期刊了。

 

烟标中的 “八百壮士、四行孤军”

 

这枚华菲烟公司发行的“英雄”烟标，不是一枚普通的烟标，它见证了上海军民在抗战时期的一段悲壮经历，更难得的，这是一枚珍稀的手绘烟标，而且很可能是世间仅存的孤品。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他们狂妄叫嚣“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然而中国军民决不做亡国奴，他们奋起反抗，英勇战斗，淞沪抗战就此爆发。“八·一三”战斗打响后，中国守军在闸北、宝山等地浴血奋战两个多月，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0月26日，日军占领宝山大场，中国军队侧背受敌，形势十分危急。当天，国民政府军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中校团副谢晋元（后升任团长）奉命率一营部队四百余人（对外号称八百壮士）进驻光复路四行仓库，牵制日军，掩护主力撤退。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是一幢六层楼高的钢筋水泥建筑，原系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仓库，故名“四行仓库”。谢晋元率部在此与日军激战四昼夜，击退敌人三十多次进攻，毙敌二百余人，伤敌数千，国人一时为之人心振奋，上海市民纷纷将大批药品和日用品冒险送至四行仓库。后租界当局畏于日寇威胁，迫我当局下令谢晋元部退出四行仓库。谢晋元率部撤入租界后即遭租界当局羁留于胶州路的一座军营中，当时人们都尊称之为“孤军营”。

 

全国人民对谢晋元及“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抗战英雄事迹和爱国壮举，无不崇佩感泣，这一时期歌颂“八百壮士”英勇业绩的文艺作品，参与作家之多、作品体裁之众、数量之丰、社会反响之强烈，是现代文艺史上所罕见的。就在这时，有一家由归国华侨创办的烟草公司也被“八百壮士”的英勇壮举所深深感动，他们决定发行一种“英雄”牌香烟来歌颂英雄。这家公司叫华菲烟公司，由旅菲华侨林书晏等人于1935年8月在沪创办，林朝聘、林锦谷等人任经理，英文名：Philippine Chinese Tobacco co.“华菲”月产香烟近千箱，商标有前进、北极、黑人、甘草、马球、不倒翁等，当时不少官员名人如梁寒操、王廷璋等都曾在该公司入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枚“英雄”烟标高七厘米、长十二厘米，由联合广告公司承担设计，著名广告画家朱瘦鹤亲笔绘制。烟标的主图是一位正在四行仓库屋顶上跪射机枪的中国军人，背后是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上书“英雄”二字，英文则以LoneBattalion命名，正是“孤军”之意。笔者不知道这个品牌的香烟最终是否投入生产，进入流通，但这枚烟标却可以说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反抗侵略的心声，是印证历史的珍贵文物。

 

今天，“八百壮士，四行孤军”已成为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光荣象征之一，如今依然矗立在苏河湾边的闸北区四行仓库是上海英勇抗战的那段光荣历史的见证。作为上海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重点工程之一的四行仓库抗战纪念地正在紧张施工，将于今年8月正式开放。展馆设计将充分考虑建筑的战场遗址属性，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再现战场原貌，还原逼真的战场效果和战斗过程。今年“八·一三”上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主题活动也将在四行仓库纪念地举行，届时，部分抗战老兵及“八百壮士”亲属代表将出席活动。人们将在这里感受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了解中华民族的珍贵遗存。

 

抗战初期徐家汇地区救济难民的活动

 

赈灾为教会历来之传统，徐汇公学的创办即因救灾而起。耶稣会在土山湾一带所做善事甚多，各种文献也屡有记载，但其在抗战初期为救济战区难民而发起的一系列善举，则鲜有人提及。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笔者结合收集到的一些图像文献试作介绍。

 

1937年8月淞沪战争爆发后，太仓、嘉定、宝山和虹口、闸北等战区难民大量出逃，避入尚为中立区的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一下子人满为患，最多时骤增难民有百万之多。马路上但见难民扶老携幼，蓬首垢面，露宿风餐，奇惨万状，奄奄倒毙者随处可见。为救济难民，也为了维护租界的安全秩序，租界当局联合各界商议对策，决定由慈善机构出面，寻觅空地，搭建芦棚，收容难民，各方人士则纷纷捐款捐物，予以援助。当时规模较大的慈善团体有上海华洋义赈会、上海国际救济会等。国际救济会在法租界内就先后建立了六个收容所，收容救济难民多达两万五千余人。徐家汇土山湾一带是法国人主要聚集地，又是天主教会重镇，在救济战区难民方面自然不甘落后，何况当时情况十分严峻，如不能妥善安置难民，很有可能激起民变。于是，教会出面联合各方成立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和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在土山湾区域内划定难民安全区，并以徐汇中学为中心，开设难民收容所。总所设在徐汇中学，下设七个分所，分别为：

 

第一分所：徐汇中学操场（下面再设六个支所：a.沈英标住宅，b.沈礼生住宅，c.潘宅，d.金福山住宅，e.沈雪生住宅，f.沈家花园。）第二分所：汇师中学

 

第三分所：圣母院

 

第四分所：若瑟院

 

第五分所：徐汇小学部

 

第六分所：博物院

 

第七分所：新业小学（下面再设四个支所：a.梅家宅，b.龚宅，c.张宅、宋宅、周宅，d.军衣厂。）

 

此外，还建立了设在同生公司的难民学校，设在陆兆麟住宅的难民第一医疗处，设在启明中学的难民第二医疗处，设在梅家宅的难民织布厂等等。

 

从中可以看到，除了耶稣会之外，还有很多学校、工厂甚至私家宅院，都慷慨提供场地用来搭建芦棚，救济战区难民，显示了很多团体、个人在战时紧急环境下无私博大的胸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救济工作才能有序地开展。难民委员会对救济工作有全面规划：给养方面，每天定点定时供应；难民饮水，建有老虎灶，从早到晚不断供给热水；卫生方面，有专人负内、外水道和厕所、浴室及理发等日常清洁之责，并由修院嫫嫫负责检查难民健康，医治疾病。法公董局卫生处亦派员前来注射各种防疫药苗，杜绝瘟疫的发生。

 

管理难民有其特殊性，必须有规则约束，专人管理。难民收容所开办之初即订有管理章则，且条款尽量少而简，使之易于明了施行；又竭力提倡合作精神，劝导难民努力遵守章则，参加团体活动。难民大半来自农村，或因战争而失业之工人，年富力强者居多，如不事劳作，饱食终日，容易养成懒惰，一旦停止救济，势必将不惯往日劳动，而耽于安逸，为害社会。有鉴于此，难民委员会组织难民开展织布、缝纫、编草等自助生产，为难民开阔生机，化消极救济为积极自救，并派人教授歌咏、体操、球类活动，丰富难民生活。难民委员会由教会及各方人士组成，此外，学校的教师、学生，商店的职工，以及普通市民都积极参加了志愿者工作。这里选刊的几张照片展示了徐家汇地区在抗战初期开展救济战区难民工作的方方面面，真实直观，弥补了文字史料之不足，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孤岛”中诞生的动画片《铁扇公主》

 

说起中国的动画片，不能不提到万氏兄弟：万籁鸣和万古蟾，他们是我国动画影片名副其实的拓荒者。万氏兄弟从小酷爱美术，以后又先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在美术部，一个在活动影戏部，受“商务”涉足影坛的影响，他们又都迷上了电影，特别是动画影片（时称卡通片）。

 

1925年，长城画片公司成立，万氏兄弟联袂合作,于次年拍摄成功了我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万氏兄弟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动画影片的创作，拍摄了《纸人捣乱记》《骆驼献舞》《民族痛史》等几十部动画片，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抗战爆发以后，万氏兄弟的创作被迫停顿了下来，恰在此时，世界上第一部大型动画片——美国沃尔特·迪斯尼的《白雪公主》宣告诞生，并在“孤岛”上海公映，卖座空前火爆。这景况深深刺激了万氏兄弟，他们决心拍摄中国自己的大型动画片。1939年，他们和当时上海的影坛大王、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合作，决心和外国人打打擂台，拍一部中国自己的动画长片。影片内容决定取材于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片名定为《铁扇公主》。

 

从1939年6月起，万氏兄弟开始影片的前期筹备工作。1940年3月，他们在报上公开招生，招考了七十余人，正式着手影片的创作。《铁扇公主》的工作量是惊人的，仅创作人员就有两百余人，拍摄胶卷达一万八千尺（公映时为七千六百尺），绘制画稿近二十万张，用纸四百多令，消耗的绘图铅笔上百箩筐。为了造型准确，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先请来演员由真人拍摄，再根据其表演由绘图人员绘制成画面。影片后期配音时，聘请的也多是著名演员，为铁扇公主配音的是白虹，为玉面公主配音的是严月玲，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则分别由姜明、韩兰根、殷秀芩和葛福荣配音。影片拍摄期间一度还发生了经济危机，连创作人员的工资也难以筹措。危难时刻幸亏来了一位“救星”。当时上海有一个名为“上元银公司”的财团，其负责人盛丕华（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热心于文化艺术投资，他了解到《铁扇公主》摄制中所面临的困境后，决定伸手援助。于是财团与电影公司谈妥，经济上由财团负责，并派专人经管《铁扇公主》的一切制片费用，包括所有工作人员的薪金。条件是，影片完成后必须在由财团所辖的“大上海”、“新光”和“沪光”三家影院上映。这一举措终于使《铁扇公主》逃脱了夭折的危险。经过长期辛勤工作，1941年11月，我国第一部大型动画片《铁扇公主》终于问世，开创了我国动画片事业的新纪元。

 

万氏兄弟拍摄《铁扇公主》时虽然是上海沦为“孤岛”的特殊时期，但他们自己心中是有明确主旨的，主创者万籁鸣曾自述：“我们有意曲折地用打倒牛魔王作为借喻反映出影片的主题，那就是‘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对付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我想凡是看过《铁扇公主》的有心人，是不难一眼看破的。”（《我与孙悟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铁扇公主》公映以后，由于影片设计新颖，形象生动，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更由于影片表达了“人民大众起来争取最后胜利”的鲜明主题，因此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映期长达一个月。以后此片还运往欧美和日本及南洋一带公映，亦博得称誉，认为不可多得。据说后来日本人也看出了《铁扇公主》一片的深层寓意，日本军部下令禁映了该片。有一个叫小松次甫的日本人写的文章可以证明这一点。文章写道：“我也有机会弄到了一部影片拷贝，一看就能清楚，地地道道，这是一个体现反抗精神的作品。粗暴地蹂躏中国的日本军遭到了中国人民齐心协力的痛击，这部影片的意图是一清二楚的。”（手冢治虫《栩栩如生的影片》，载1979年铃木出版协会会刊）《铁扇公主》的成功使中国在动画影片方面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当时世界上能够拍摄大型动画片的除了美国，只有中国；而且，《铁扇公主》是继美国的《白雪公主》《小人国》和《木偶奇遇记》三部卡通长片之后的世界上第四部大型动画片。对此，影评界予以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铁》片可以说是陷于‘孤岛’绝境中的中国艺人拿出志气与技艺来为国争光，唤起人民同心合力抵御外侮的一次精神胜利。”（罗卡《铁扇公主》）1994年春，香港举办第十八届香港国际电影节，选择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四十一部影片放映，其中就有《铁扇公主》。这份幸存的拷贝是台湾的一个片商在日本发现后高价买回的。原片片长八十三分钟，这份拷贝略有残缺，且有破损。电影节放映时作了精心修复，尚余七十七分钟，虽有所短缺，但已很接近原本了，聊可慰藉为之奋斗过大半生的前辈影人。

 

夏衍《一年间》在上海的两次易名上演

 

夏衍的《一年间》，在他的戏剧创作中算不上出色，名声也不够响亮，远远比不上《上海屋檐下》和《法西斯细菌》，甚至无法和《赛金花》相比。但它的演出场次不算少，自1939年问世后，就曾在重庆等大后方城市多次上演，白杨等名演员都曾在剧中担任过角色；其中，《一年间》在上海抗战时期的两次易名上演可谓鲜有人知了，而蕴藏其中的生动细节颇具特色，堪称一出时代悲喜剧。

 

夏衍的戏剧以善于描写知识分子和市民小人物在时代巨变中的复杂心理与命运而出名，他的四幕剧《一年间》出版于1939年，也是这样一出描写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矛盾冲突的戏剧。1937年抗战爆发，千千万万的中国大众为了民族生存而奋起抗争，团结抗日成为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的共同诉求。这是时代主流。但同时，侵略者的凶残气焰也吓倒了一些人，他们对时局和民族命运充满着悲观情绪。夏衍在该剧创作后记中写道：“抗战里面需要新的英雄，需要奇峰突起，需要进步得一日千里的人物。但是我想，不足道的大多数，进步迂缓而又偏偏有成见的人，也未始不是应该争取的一面……我不想凭藉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期望去勉强他们的生活！我把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的环境里面。我想残酷地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式各样的路，而到达他们必到达的境地。”（夏衍《关于<一年间>》，载1939年1月汉口生活书店《一年间》）剧作的最后，天空传来飞机的隆隆轰鸣声，这代表中国空军的机鸣声象征着抗战的最后胜利。

 

这样一出具有强烈抗战意识的话剧，在大后方的重庆演出自然毫无问题，而在处于“孤岛”环境中的上海，那就遇到了很大麻烦。1937年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历时三个月。11月12日我国军队全面撤退，日寇占领了除上海市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法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这样，上海市区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就成了被日寇占领包围的“孤岛”。说它是“孤岛”，因为这两个租界的行政权属英、法两国，日本当时与两国均有邦交，按国际惯例他们占领了上海却不得进占租界。两租界为了维持租界市面的繁荣，当然不会任凭日寇就此闯进租界来直接统治、危害中国居民，但他们同样也不允许租界内三百万中国居民像“八·一三”抗战开始时那样，仍在租界举行公开的群众性的抗日活动，给租界当局带来麻烦。1940年2月，三十年代曾和夏衍一起并肩作战的进步艺人许幸之，以他创建的大钟剧社为班底，准备上演夏衍的《一年间》，预告也已经刊出，却被租界当局紧急叫停。经协商，将剧名改成《花烛之夜》后始在当时的俄国艺术剧院得以上演。大概“一年间”这个剧名容易让人联想起“抗战第一年”这个敏感词，而“花烛之夜”这名字就温馨多了，无论如何也不会和抗战扯上关系，能让租界当局放心。这就是当时“孤岛”的现实，得学会曲折做人，绕着弯子干事。

 

上海大众在“孤岛”环境中熬过了四年生活，接着而来的是更为残酷、让人窒息的三年多沦陷区生活。1945年8月，八年抗战终于获得胜利，日寇宣布投降。在这喜庆日子，上海迎来的第一出抗战戏剧演出居然又是夏衍的《一年间》，时间是1945年8月30日，地点在巴黎大戏院，由洪漠导演，冯吉、乔奇、严俊、白穆、林彬、欧阳莎菲、崔超萍等人主演。为表达迎接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剧名改为《抗战一年间》，突出了“抗战”两字。当然，这和“孤岛”时剧名被迫改成《花烛之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剧团在演出特刊上写道：“八年，整整的八年：在窒息的气氛里，在漫长的岁月中，上海市民，处身于敌伪底淫威之下，含垢忍辱，度着准亡国奴的生活。到今天，侵略者已向我们屈膝，八年来的血债，终于有清偿的一天，我们怎能不欢欣鼓舞，共申庆祝，来纪念这历史上划时代性的日子。”（《前奏曲》，载1945年8月《抗战第一年》演出特刊）《抗战第一年》演出时，全场掌声雷动，散场后，大家满含热泪，热烈拥抱，共同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八年了，第一次可以这么毫无顾忌地演戏、看戏，压抑在心底整整八年的屈辱就在这一刻倾泄而出。

 

抗战影片输往国外

 

中国电影在其诞生之初，即已通过各种渠道，陆续输往海外。1913年，由黎民伟、严珊珊主演，美国电影商人宾杰门·布拉斯基出资并提供技术设备，拍摄了《庄子试妻》。影片拍完后被布拉斯基带回美国，成为在美放映的第一部中国影片。这以后，输往国外放映的中国影片总数达几百部，其中最大国际市场是在南洋一带。南洋各埠是海外华侨的主要聚集地，当时那里的文化事业很落后，几乎没有什么戏可看，而电影放映业却较发达，即使一座小小的岛屿，也往往拥有好几家影院，华侨们只能从银幕上映出的祖国秀丽江山和兄弟同胞身影上寄托自己对故国的情思。此外就是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三十年代以后，它们成为了中国影片的海外主要放映地。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次，是费穆导演、“联华”出品的《天伦》1936年在美国的放映。放映商先将影片按照美国人的欣赏习惯重新剪辑，另行配音，并将片名改为《中国之歌》，还请当时正在美国的中国著名文学家林语堂专门撰文进行宣传。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国之歌》于1936年11月9日在美国首映时，引起了很大轰动，成为当时的一件盛事。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天伦》，就是当年美国人剪辑的《中国之歌》。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影片向海外的输出得到发展，但这更多的已是政治宣传的需要了，如《广州大轰炸》《桂林号飞机遇难》《中国空军长征日本》等新闻纪录影片，被编辑成“抗战特辑”先后在香港、澳门、新加坡、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地上映，受到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有些新闻素材，曾被美国各电影公司的新闻片选用，国际反侵略协会还曾致函中国有关部门，热切希望中国抗战影片能到世界各地去放映，认为这是对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一个强有力支持。“抗战特辑”第一集在日内瓦世界禁毒会议上放映过，曾受到日本代表的抗议，以至在会场上引起激辩，而世界各国代表均对中国表示支持；“抗战特辑”第二集在英国利物浦上映时，当地观众自动捐献二百多英镑支援中国的抗战。

 

除了新闻纪录片，中国的故事影片也输出不少，其中《貂蝉》和《热血忠魂》两部影片在当时引起的反响最大。

 

抗战八年是中美两国电影界交流比较频繁，相处也比较愉快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好莱坞影片对中国人的刻画有了显著变化，银幕上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描写比这段时期之前和之后都要好得多。那些曾经常常出现在早期影片里被当作讥笑对象的中国人形象，如流氓、游民、海盗、匪徒等，此时不再出现，代之而起的是中国人坚毅不屈与英勇抵抗的形象。另一方面，中国拍摄的反映抗战的影片和其它优秀电影，也开始运往美国，在好莱坞频频上映，并得到了较高评价。其中，《貂蝉》是较早在美国放映并得到好评的一部影片。

 

《貂蝉》由新华影业公司出品，卜万苍编导，是一部借古喻今、隐含抗战意义的好影片。该片开摄于1937年春，由顾兰君、金山、顾而已等主演。当年夏天，影片已摄成大半，只剩最后两场戏未拍，因战事突起，遂告停顿。战事暂停后，“新华”拟续拍，但此时金山等人已去汉口，不愿再回上海。后经反复磋商，拟定一折衷方案，大家在香港汇合，借南粤公司摄影棚完成余下的戏。为此，“新华”方面付出了一万多元的代价，但却保住了一部好影片。1938年，上海金城影片公司经理欧圣铎购得该片在海外的放映权，将影片运往美国，于当年11月18日在纽约最高贵的大都会歌剧院首映，纽约市长赖格第和各国外交使节，以及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均出席了首映式。影片经好莱坞的电影技术专家作了剪接整理，并添加了英文字幕，放映后口碑极高。当天的票价每张高达六美元，但仍销售一空。放映收入两万美元全部捐给中国大学作为教育基金。《貂蝉》上映后，纽约各报纸纷纷发表评论给予赞扬，有的报纸甚至将“中国之夜”作为通栏标题，以示对中国艺术的景仰。《泰晤士报》特约戏剧评论家赫金逊撰文指出：“中国戏剧占世界剧坛至尊之地位，《貂蝉》便是将中国戏剧的伟大优秀之处表现于银幕的一部中国古装巨片。”以后，《貂蝉》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公映，收入也全部赠给中国作为医疗基金。

 

《热血忠魂》由“中制”出品，是一部直接反映抗战的故事影片。该片于1939年在美国罗斯福戏院首映，片名改为《抗战到底》。公映后，各报发表了大量文章，认为：这部影片不但表现了中国电影技术有极迅速的进步，而且昭示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热忱和忠勇，受到同情中国的友邦人士的欢迎。曾经创作过大量电影剧本的著名作家夏衍，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1939年，他发表题为《中国电影到海外去》的专论，指出：应该积极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和环境，有计划地制作和输出对欧美人士宣传我们这次抗战的影片。夏衍认为，这是“争取欧美大众援助中国的有力武器”。事实证明，夏衍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项工作并未能得到很好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