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生命力在“十年一修”

　　“29年前，确定了《辞海》十年一修订的规则。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每十年，这本集单字、普通词语、百科名词术语以及地名、人名、机构名称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都要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巢峰记得很清楚，“十年一修”是在 1981年 1月 28日的那次《辞海》主编扩大会议上定下的。会议由前任主编夏征农主持。

　　那时，1979年版的修订工作结束不久，这次会议上，这些人切身感悟着同一件事：作为大型工具书的辞书，若干年后必须要修订一次，否则会逐渐失去生命力。1936年版的《辞海》在新中国成立后基本失去使用价值，1965年未定稿版深受“左”的影响，很多条目在 1979年出版显得很不合时宜甚至错误。

　　修订的时间多长合适?巢峰印象中，十年似乎是个大家公认的合适时间间隔——“辞书修订是个累人的活，通常每次差不多要花上四到五年;知识还有个经受时间考验沉淀的过程。十年看起来，恰如其分。”

　　巢峰颇为自豪地说：“像《辞海》这样的大型综合性辞书，每十年修订一次，国内少有，世界上也少见。 ”世界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自 1768年诞生以来，修订了 15次，平均下来每16年修订一次;美国英语词典的发轫之作《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自 1828年诞生以来，只修订了两次;《牛津英语大词典》(OED)自 1928年出版发行以来只修订了一次。

　　和 1999年版开机印刷都办“开机仪式”相比，2009年版的修订工作显然有些低调。虽然工作不广为人知，但《辞海》编辑委员会这样按部就班的修订已是第四次，如不是因为“超女”、“快男”这些流行词汇是否收入《辞海》的争论，《辞海》第六版的编纂很可能悄无声息。

　　巢峰说，像这样关于流行词汇收入的争论，也只可能出现在2009年推出的第六版《辞海》中。因为，这是《辞海》第一次在语词部分收入大量现代汉语。这版《辞海》还增收了过去从未收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些文学作品条目。有新词收入，自然就有条目被删去，这次词条改幅超过全书内容三分之一，增加一万多条，删去七千多条。总字数比 1999年第五版增加10%。

　　“这一看似惯常的做法，当年可是经历过巨大的冒险的。”巢峰告诉我，1979年版《辞海》是《辞海》诞生以来修订时间最短最仓促的——从 1978年 10月接到国家出版局传达的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要在 1979年国庆节前出版，到最后出版成书，只用了“两个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这个速度，所有参加过当年修订出版的人事后提及，都觉得是奇迹。

　　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以往参加过《辞海》编纂和修订的人要么下落不明，要么等待平反;继第一任主编舒新城 1960年病逝之后，第二任主编陈望道也在 1977年去世;1200万字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包括编纂队伍重新组织、作者修订、编辑加工、排、校、印、装，必须在不足九个月时间全部完成。

　　那年，在陕西南路 25弄 8-10号——上海市临时调拨给《辞海》编辑委员会使用的处所，巢峰自己动手绘制了一张高约 2米、长约 4米的“工作进度表”张贴在大食堂，各学科工作进程一一列好，就插一面小红旗做标记，所有 100多个学科的工作进度一目了然，以此激励大家争分夺秒、齐头并进。

　　当时《辞海》的稿费其实十分低微，“修补”或“撰写”一个条目的报酬仅为每千字 3元人民币，新起一个条目也就是每千字 5.5元。

　　不过，这些都算不上什么，编辑指导思想的确定才最让人惊心动魄。在 1978年 12月 25日陕西南路 25弄进驻首批《辞海》编纂大军之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三天。虽然邓小平已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两年后的 1981年才作出的，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并无明确认识。

　　关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些词条怎么写?对领袖人物怎么写?对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对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怎么写?一个接一个的具体问题都是疑难杂症，但都必须一一直面。主编夏征农派常务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有关意见，盘桓了 20多天，无功而返。

　　《辞海》编辑部在等不到上级指导意见、编纂工作又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做出超越当时时代认知的惊人之举——在有关文件下发之前，自行制定《辞海》修订处理稿件的具体意见。

　　这个由巢峰组织、《辞海》编辑部多次讨论，并最终由他动手起草形成的“《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一共八条三十九款。“意见”大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说法。

　　有好友死命相劝巢峰：“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甚至也做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打倒!”的打算;主编夏征农更专门用四小时对“意见”逐字逐句过目认可。

　　最后，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瀚伯看到这份“意见”，立即决定在国家出版局的核心期刊《出版工作》上发表。陈瀚伯还亲自撰写按语：“《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涉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特此发表，供各出版社通知处理有关书稿时参考。”此举，推波助澜地帮助了《辞海》编辑部的“冒险”，把握了历史洪流的流向。

　　《辞海》的努力赢得了读者的尊重，正是这版《辞海》，创造了凭结婚证认购的传奇。然而，就是这样的市场热捧，让《辞海》人感觉不安。进入 20世纪 80年代，《辞海》人觉得 1979年第三版的局限：改革开放让时代飞速前进，《辞海》显得不够丰富了。拿社会学学科来说，编辑部尽管邀请到社会学家费孝通撰写和审定该学科的条目，但也只收入了 18条，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独立学科。除此之外，美学、伦理学等学科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政治学没有脱离法学而单独成类;法学中，行政法、民法等内容相当单薄，经济法、国际私法等未列入收词范围;新兴学科宗教学、人口学、环境科学、空间电子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出现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亟须在《辞海》中体现出来。

　　1984年，《辞海》进入 1989年第四版的编纂(主编为陈至立)。这是《辞海》迄今耗时最长的一次修订，共花去五年时间。当然稍加注意就会发现，1984年并非一个简单的年份。1984年，被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这一年里，万科、联想、科龙、长虹、海尔等一系列叱咤风云的公司横空出世。始于上世纪 70年代末那场社会变革，在积蓄六年能量后这一年终于磅礴喷发，到处都上演着“零的突破”。

　　巢峰用“树大招风”形容《辞海》的处境。他说起两年前互联网上掀起一阵批评《辞海》1999年版的狂澜。对那场轰动一时的批评，《辞海》编辑部经过认真查核后发现，除个别词目合并是否恰当，个别人物经历或事迹的表述与 1989年版相比，是否过简、需要斟酌外，其余意见大抵捕风捉影，或是对辞书的无知。他说：“我们就像坐在火山口上，而《辞海》的生命力就在‘十年一修’”。事实上，《辞海》在记录世界和中国变化的同时，它本身的变迁亦已构成历史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