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上6点半，天才微亮。77岁的吴永祥步行15分钟，卡着点儿搭上了20分钟一班的山阳2路公交车。像以往无数个周末一样，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

　　一个小时后，吴永祥的身边围满了学生，乐声“热”了起来。在金山区山阳中学少年宫，他站在自己曾经的学生身后，静静地看着他们带孩子们排练。

　　山阳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能够“吹拉弹唱”，而这，几乎都是吴永祥的功劳。

　　乐器水平“高达14级”

　　山阳中学主楼的二楼拐角处，“吴永祥工作室”紧挨着民乐排练房。所谓的工作室，是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朝北小屋。两张木桌上，四散着大小乐谱。水泥地面仍然透着一股凉意——这是山阳中学唯一一间还没有装空调的办公室。但隔壁的排练房相当宽敞，处处透露着“专业”的感觉：十几种乐器按声部组合，分门别类地放在椅凳上。这个房间里的乐器吴永祥都能教。“我的乐器水平高达14级。”他说自己能教14种乐器，不过水平不高，“每样一级，加起来差不多14级。”

　　半个世纪前，吴永祥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后初到山阳中学教数学。他记得当时学校只有一排平房，五间教室，当中一间用书柜分开，一边是办公室，另一边是单身宿舍，没水没电。

　　“每天下午3点放学，孩子们除了回家养猪除草，再无其他事情可做。”吴永祥就拿出自己喜欢的二胡、笛子、秦琴……很快，从没见过乐器的农村孩子们就被悠扬的乐声吸引了过来。从当初的几支笛子、几把二胡发展至今，山阳中学民乐队已经有了近50年历史。“入学的新生都是零基础，仅靠放学训练一个小时根本不够用。”吴永祥便以补数学的名义，利用放学、周末和暑假给孩子们上音乐课。“家长一听是补数学，老师还不收钱，都支持。”

　　但上了一节数学课后，吴永祥就把学生们“拐”进了音乐教室。“60多条板凳上各有一把乐器，孩子们自己看中什么乐器，就坐到它的旁边。”吴永祥说，农村的孩子很朴实，没有人因为学不下去提出换乐器。

　　助农村少年跳出“农门”

　　从初一带到初三，吴永祥用无数个休息日为学生们义务辅导。学生们的乐器水平长进了，文化课成绩提高也更快。吴永祥解释说，民乐合奏训练了孩子的时间观念、组织纪律观念和团队观念，进而约束了课堂纪律，提高了学习效率和成绩，十几种乐器要在不同的时间完成不同的声部。“如果有一名同学迟到，所有人都要等着他。”

　　农村小镇信息闭塞，但稍有新闻便传得飞快。孩子们的成绩提高让家长们看到了练乐器的好处，抢着让孩子挤进吴永祥的班级。吴永祥说：“我搞艺术教学，并不是为了培养艺术家，而是为了培养农村孩子对美的欣赏和追求。”

　　因打架出名的王生(化名)，上初中后被“塞”进了以严厉著称的吴永祥带教的班级。“他小学就玩刀，打架时从二楼跳到一楼，浑身上下有50多处伤疤。”吴永祥说，爱打架的孩子表现欲强，“我就教他吹口琴，给他排练节目。”

　　吴永祥直言王生第一次上台表演“很搞笑”：“他一改蓬头垢面的形象，主动换了身干净衣服，上台前还反复整理头发。”王生的“改头换面”不仅赢得了掌声，也让他和音乐走得更近了。“后来他迷上了乐器，连打架都顾不上了。”

　　吴永祥坦言，以前农村学生想要跳出“农门”，读师范是条捷径——毕业后不仅工作稳定，还可以解决城镇户口，“我的学生成绩未必比得过市区孩子，但他们带着乐器去参加师大面试，最后都加了分。”

　　77岁，每周还上3次课

　　今天，上海市郊农村的孩子自然不再需要通过学民乐“跳出农门”，但77岁的吴永祥仍然坚守在艺术教育的岗位上：每周一、二、六，他到山阳中学教民乐课，其余时间则忙于谱曲、作词。因为，和市区相比，市场化的艺术类培训机构在郊区还没有形成规模;少年宫几乎是孩子们的唯一选择——在山阳中学少年宫，每周六有100多名学生来学民乐，而且免费。

　　吴永祥说：“郊区孩子也充满着追求艺术的热情。但金山的条件比不了市区，要是到培训机构请一位老师，一节45分钟的古筝课收费近百元，这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压力不小。”

　　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的赵楚怡曾跟着吴永祥学二胡，去年回到母校教思政课。作为吴永祥的特别助理，赵楚怡一大任务就是帮吴永祥抄乐谱：“他年纪大了，眼睛老花了，一般乐谱上的字很难看清，所以我要帮他抄一份大号的。”

　　赵楚怡很想接过吴老师的“接力棒”，目前她已经学着吴老师在课余时间带起了一支40多人的民乐队：“拉扯一支乐队的难度超乎想象——一个人要教十几种乐器，还要组织合奏，而学生们的水平良莠不齐。吴老师坚持了半个世纪，我希望，我能延续这份坚持。”

　　■对话价值观 在“没前途”的地方播撒希望

　　记者：您1960年大学毕业，分配时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吴永祥：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在分配意向里只填了6个字——服从国家分配。

　　记者：您是“城里人”，初到农村时什么感受?

　　吴永祥：我来之前心想，有学校的地方人肯定不会少，没想到学校这么偏僻，条件这么艰苦。当时上海农村还处于扫盲阶段，山阳中学刚刚成立2年。在我来之前，学校除了一位老师是师范学院毕业，其他老师要么高中毕业，要么是初中毕业后念的师范学校。我感到应该做点什么。

　　记者：在这样“没有前途”的地方工作，有没有想过离开?

　　吴永祥：当年包括我在内，共有4名大学生分配到山阳中学，但其他3人都打报告离开了，最短的干了两三年，最长的干了10年。我从没想过打报告离开，也没请过一天假。看到农村的小孩进步很快，我也很高兴。

　　记者：今天的农村有了网络，有了影院等等，农村小孩还愿意学民乐吗?

　　吴永祥：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比不了市区。小孩子学会一种乐器，就有了自我表现的机会，别人会静下来听，他们会觉得很高兴。只要孩子们愿意学，我就愿意一直教下去。

　　文汇报记者 李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