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8日，上海文化界将隆重纪念杜宣同志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并举办杜宣百年诞辰纪念系列活动。

　　杜宣原名桂苍凌，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他是著名剧作家、散文家、诗人、国际文学活动家，生前在上海文联、作协、剧协、对外友协担任领导工作，同时笔耕不辍，创作了一大批剧本、散文、诗歌，在中外文学界、戏剧界等领域里享有很高的声誉。

　　为世人少知的是，文学家杜宣还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上的一员骁将。少年时即掩护地下党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年代里，他辗转桂林、重庆、上海、香港等地，为党从事情报工作。上海解放后，他又活跃在对敌特斗争的第一线，战功赫赫。

　　——编者

　　在东京首演《雷雨》

　　《雷雨》的首演有两个概念，一个是《雷雨》剧作本身的首演，在浙江春晖中学;一个是《雷雨》在国外的首演，在日本东京，地点为东京神田一桥讲堂。

　　1935年3月，正在海滨度假的中国留日学生杜宣，收到两位年轻的日本学者、日本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他的好友竹内好和武田泰淳送来的一本《文学季刊》。他们指着扉页目录上用红笔圈着的《雷雨》，兴奋地说：“杜君，这个剧本写得很好，你快读一读吧。你们最好能把它搬到台上演一演。”

　　当晚，杜宣就聚精会神地阅读《雷雨》，看完后感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在中国新兴戏剧运动尚处在启蒙时期，这样的多幕剧实属罕见。度假结束返回东京后，杜宣就同一些爱好戏剧的留日学生一起就《雷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一致认为，《雷雨》虽然受希腊悲剧、易卜生戏剧影响很大，但它是中国的，它的总体构思来自中国生活，是中国戏剧创作的重大收获，决定群策群力将它搬上日本舞台，由杜宣、吴天、刘汝澧导演。

　　不料，连排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由于《雷雨》这个剧本容量丰富，搬上舞台要演6个多小时才能全部演完，只能删去序幕和尾声。舞台上所有的工作，日本左翼作家秋田雨雀先生和筑地小剧场的舞台美术家们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时巴金也在东京，经常来看他们的排演。

　　《雷雨》在日本首演的成功使导演杜宣等很感欣慰。他们还特地写了一封信向曹禺祝贺，并将演出情况告诉了他，征求他的意见。很快，杜宣就收到了曹禺写来的一封回信。在信中，他对海外友人的辛勤劳动表示深切的谢意。同时，又对演出的一些具体处理，直率地提出了他的看法。他在信中说：

　　“……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

　　对于演出删去序幕和尾声，曹禺惋惜地说，“真是不得已的事情。”对演出将剧中时间具体定为1935年4月27日，也表示了不赞成，但曹禺在信中只是委婉地说，“只好是认为无法子的事情。”在信中，他还强调：“这剧收束应该使观众的感情又恢复到古井似的平静，但这平静是丰富的，如秋日的静野，不吹一丝风的草原，外面虽然寂静，我们知道草的下面，嗡嗡叫着多少的爬虫，落下多少丰富的谷种呢。”

　　《雷雨》的导演们收到这封信感到十分惊讶，但又觉得非常有趣味。他们觉得这反映了年轻的剧作者作品与世界观的矛盾，为了供研究戏剧的人们参考，杜宣以《<雷雨>的写作》为题，将这封信摘要在由他主持的日本出版的《杂文》第一期中公开发表了。

　　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曹禺回忆起这段往事，很坦率地说，“我曾经说过我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当时我对诗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认为诗是一种超脱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

　　在杜宣的主持下，1935年《雷雨》在日本的国外首演，演出水平远胜过浙江的中学生。每次排练时，留学生们都认真体验剧中人物的感情，精心安排场面，舞台美术也都是日本戏剧专家帮助完成的，留下了不少剧照。杜宣十分懂得媒体宣传的重要。他不仅在日本广为宣传，而且迅即将演出的成功反馈到国内，1935年初夏，上海《新闻报》、《申报》等报刊迅速报道了杜宣主持的《雷雨》演出的盛况。报刊上纷纷刊出：“曹禺剧作《雷雨》在日本的荣誉”、“一个值得注意的消息，曹禺的《雷雨》将在东京上演”、“《雷雨》在东京公演”等消息。因此可以说，《雷雨》在国外第一次演出的影响远胜过国内的首演，充分显示了杜宣向世界弘扬曹禺经典《雷雨》的开路先锋作用。

　　特别战线上的一员骁将

　　杜宣是作家、剧作家、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位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历的战士。抗战烽火燃烧的时代，他临危受命，经中共南方局批准，带领了两名美国军事情报人员，从昆明出发，途经福建，深入浙江腹地，冲破了各种封锁线，最后安然抵达浙西天目山，找到了新四军总部，完成了给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在中国东南沿海选择登陆据点的重要情报收集工作。

　　1943年4月的一天,桂林大雨。当时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杜宣，正蛰居在观音岩旁的家。这时一个浑身湿透的男青年闯进来，直言告诉他：“快跑，特务马上要来抓你。”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杜宣，不动声色地问：“我只是个写剧本的，抓我干啥?”青年说，“你是进步文人，我看过你写的好多抗日主张的作品。我有一个亲戚在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工作，在那里我看到了逮捕你的秘件，上面还有你地址，我就是照那个地址找来的。”杜宣马上去找当时国际著名学者陈翰笙博士，路上幸遇了同是在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希明，也是来通知他的。就这样，杜宣得以逃过一劫。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知道了杜宣遇险的危急情况，立即发来电报，要求杜宣尽快撤离桂林，前往重庆报到。但是国民党军警已经层层封锁了桂林所有交通要道，捉拿杜宣。无奈，陈翰笙博士出面找到塔斯社驻中国总社副社长罗米里诺斯基，他正准备从桂林回重庆，让他借机带走杜宣。于是，杜宣便装扮成罗米里诺斯基的翻译一路同行。最终，顺利地闯过了沿途国民党军警的关卡，平安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杜宣坐着美军飞机直降香港与广州两地，开始参加与日军谈判受降的有关事宜，成为中国作家里直接目击二战结束谈判过程的惟一见证人。

　　1948年深秋，因战局急变，国民党大势将去，保密局严令邓葆光少将将他所掌管的东方经济研究所财产尽快抢运到台湾。该所图书馆所藏的一大批图书，是日本投降后邓葆光任逆产组组长时，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与大汉奸周佛海、梁鸿志的藏书库接收来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杜宣和战友经过缜密侦查，得知当时接受任务后的邓葆光一面作出“抢运”的姿态，一面却留了一手，从东方经济研究所的大批藏书中精心挑选出了最珍贵的孤本善本等约7万册，分装110大箱，通过陶希圣的关系，在这批箱子上贴上了“中华印刷厂”的标签，混在该厂运港器材中，悄悄地运到了香港，存放在西环招商局的永安仓库里。

　　在杜宣策反下，邓葆光秘密返沪，与潘汉年、杨帆等领导会面并再回香港，准备将古籍运回上海。不料台湾方面已买通香港黑社会，出重金排查。1950年9月12日易名为邓景行的邓葆光在街头遭到国民党四个特务的突然袭击，头部连挨七刀，倒在香港红棉酒家门前的血泊中。杜宣临危出击，密赴香港，用“灵车”将死里逃生的邓葆光护送出境至罗湖桥的北头，进入广州。

　　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长杨帆探视邓葆光时，郑重告诉他：那批深藏在香港招商局仓库的110箱7万册珍贵古籍国宝，在杜宣的策划运作下，已全部安全运抵上海，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如今，这批古籍国宝，仍保存于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图书馆。

　　也是在1949年，杜宣还领导侦破了上海第一个美帝间谍案——魏克特案件，一举将涉及此案的魏克特夫妇，以及报务员、情报员、交通员数人收入法网，同时缴获收报机5部，发报机4部，英文密码11册，照相机4架及手枪、军刀、录音机、打字机与情报底稿等一大批敌人进行特务活动的罪证。此举威震了境外对新中国敌视的间谍机构。

　　杜宣是受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的亲自委派，在这里接管国民党伪国防保密局的“东方研究所”(即后来的国际政治研究所)的，负责情报的勘察，核实，侦讯等大量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不仅领导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布建的特务组织“国际组顾宜华组台案”，还向中央决策层提供了一张国民党潜伏大陆的间谍网。五年之内，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定时炸弹全部被新中国有关部门排除。

　　1962年起，杜宣由中国作家协会派驻亚非作家会议,并担任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的常设代表,驻地在科伦坡。他多次参加亚非作家反帝反殖民、支持民族独立的活动，深入亚非各国。当时去的许多国家都还没和中国建交，所以建立统一战线，求同存异，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来对抗外部共同敌人的工作，就更加重要了。文革后，我国作家参加了国际笔会组织，它是以地区为单位中心的组织形式，杜宣是上海笔会中心的负责人之一，在国际笔会的舞台上，开展民间外交。

　　耄耋笔耕情系香港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杜宣和夫人叶露茜就在香港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对香港有极深的感情。他们的长女桂未明，就出生在香港。全国解放前夕，叶露茜经组织决定带着孩子先期回到上海，担任刘晓的交通员，杜宣接受上级指令，辗转大连、沈阳，回到解放区，跟随大军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

　　1997年，香港将要回归祖国怀抱，已是84岁高龄的杜宣心潮澎湃，表示“这是千载一时，一时千载的盛事”，一往情深地投入到话剧《沧海还珠》剧本的创作之中，调动了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经历、深厚的知识学养和精湛的艺术功力，只用了两个多星期就挥笔写就反映香港回归的四幕史诗剧《沧海还珠》，将香港的百年沧桑浓缩在了近三个小时的剧中。全剧的时间跨度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97年香港回归，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四大重要事件：一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香港人民自发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二是1925年我党领导的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三是抗战爆发后，我党在香港领导宣传抗战、支持抗战的斗争;四是香港回归。杜宣将这些重大的时代变革，历史进程，以两个家庭几代人的沉浮变迁艺术地、以小见大地呈现出来。

　　剧本写好，上海剧协特地邀请了部分老一辈艺术家在文艺活动中心五楼会议室听取剧本朗读。杜宣精神矍铄，用浓重爽朗的嗓音亲读剧本。张瑞芳当场表示，该剧她一定要演，哪怕只在台上站两分钟、说几句话，她都情愿。

　　剧本定稿以后，上海剧协立即组织强大的演出阵容投入创排。参加演出的老艺术家有张瑞芳、秦怡、白穆、乔奇、江俊、凌之浩和沙莉夫妇，中青年演员有刘安古、郑毓芝、曹雷、周谅量、陈少泽、佟瑞敏、蔡金萍等，还有专程从武汉赶来的胡庆树，而最小的演员佟童(佟瑞敏的女儿)只有7岁，五代同堂，盛况空前。

　　剧中，“火烧鸦片船”、“省港大罢工”、“百年贺重逢”等几场戏，舞美设计恢宏，演员激情扬抑，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当张瑞芳、秦怡等老一辈艺术家在阔别观众几十年后重返舞台亮相(也是最后一次舞台演出)时，引起全场观众雷鸣般掌声。剧中最后一场景：由江俊饰演的百岁老人和前来贺寿的亲朋好友们，正凝神屏息地等待香港回归的那一刻，当零点钟声敲响时，百岁老人不由从轮椅中站起，深情地高呼：“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您的儿子回来了……”

　　摘自《杜宣纪念集》

　　作者：曹树钧 江浩 王振华 王征明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