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人违规违纪，其中127人替考;监考监管一路“绿灯”，助成替考“流水线”……河南杞县等地替考舞弊案让号称“史上最严”的高考漏洞百出。

　　高考本应是最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考试，然而畸形需求催生的替考利益链，却屡屡将高考拖离公平的轨道。监管人员为何成为“内鬼”，替考“枪手”为何不乏高学历人才，买考家长望子成龙却为何弄巧成拙?

　　监守自盗：点中监管漏洞

　　严规之下，替考为何仍屡禁不绝?记者调查发现，高考舞弊的风险点主要集中在试卷、技术和人。安徽合肥参加今年高考监考的教师王佳认为，“试卷和技术问题都容易解决，最难控制的就是人，系统内部的问题往往难以解决。”

　　梳理发现，近年来破获的高考舞弊案件大都源于一些“内鬼”的监守自盗。2007年河南郸城替考案中，县教体局局长、招生办主任均牵涉其中;2007年安徽砀山高考舞弊案，当地教育局招办主任、副主任都被卷入;2008年甘肃天水替考案案发后，甘肃、山东两地公安、教育等系统近50人被依法逮捕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替考案件多发于较为偏远的县市，这些地方法律意识和监督力量都相对薄弱，加之小地方各部门官员接触密切，容易组织起对替考舞弊的保护网。

　　贵州省检察院负责职务犯罪预防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些基层官员因为孩子或亲戚朋友的孩子要考大学，从而利用手中特权铤而走险。“权钱交易也是其主要特点之一。”

　　此外，山东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潘昌新认为，处罚较轻也是这些“内鬼”知法犯法、有恃无恐的原因之一。

　　追逐利益：成“勇敢者”游戏

　　替考愈演愈烈已然成为“勇敢者”的游戏。127名替考“枪手”不少被曝来自知名高校……人们不禁纳闷，这些“好”学生为何甘做“枪手”?

　　从安徽砀山、甘肃天水到河南杞县，梳理近年来的高考替考案不难发现，高考舞弊已经从早期的单打独斗转变为集团作战;从买卖答案、作弊工具、高考移民等钻空子行为，发展到冒名替考等内部运作，俨然形成一条以社会中介为纽带，以相关部门为主攻对象，连接考生、家长和“枪手”的黑色利益链。

　　明码标价让不少人对替考趋之若鹜。据媒体报道，在河南杞县等地替考案中，“枪手”只要参加考试就能获得5000元的“辛苦费”，考上二本2万、一本3万、重点5万，如果考上名校，酬劳还可以再“商量”。

　　曾参与高考舞弊的大学生高天强说，了解到替考的暴利后，为了归还学费贷款，明知违法还是决定试试。不少成绩优秀、家庭贫困的大学生之所以甘愿冒险，多数怀着像高天强一样的逐利心理，放弃了对法律和道德的坚守。

　　此外，不少参与替考的大学生“枪手”还心怀侥幸。他们认为，既然中介能够买通监考人员，就能确保他们没事。因此，他们即使被抓到也不声张，以便给买考家长留出时间去找人“摆平”。

　　畸形需求：家长弄巧成拙

　　在河南杞县替考事件中，“枪手”们在中介介绍下与考生家长接上了头。每个“枪手”都由对应的家长领走，“开赴”考点。一位家长表示，他们已经“打点”了监考老师，他们不会为难“枪手”。

　　考生家长是替考得逞的关键环节之一。以往还可通过特招、加分、保送等形式让孩子上大学，但随着高考加分政策“瘦身”、保送名额骤减，一些家长不得不通过“买考”等风险更高的办法帮儿女“圆梦”。家长们饱含期望的良苦用心演变为舞弊行为，让考生们不仅输了学习成绩，在道德品质上也一败涂地。

　　学校和地方政府也在舞弊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不少地方，高考升学率作为考核“指挥棒”，导致这些地方对作弊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充当起“保护伞”“助推器”。

　　“高考由单一的行政单位负责，很难形成有效的相互监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专家认为，可借鉴雅思、托福等专业考试模式，将高考的组织流程逐步专业化，在厘清教育部门权责的基础上，聘请有资质、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协助规范组织考试，形成多方监督制衡机制。

　　新华社记者 姜刚 李放 段续 杨绍功(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