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迈向一个没有艾滋病的世界”为主题的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7月20日至25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每两年召开一次的世界艾滋病大会，吸引着全球顶尖的艾滋病防治领域的专家参与分享艾滋病防治的最新进展。

 

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卢洪洲自10年前起，几乎参加了每一届世界艾滋病大会。记者日前采访了卢教授，在他那里获取了大量从艾滋病大会上带回的信息，以及他对我国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思考。

 

 

“密西西比婴儿”病情复发

 

 

在关于此次艾滋病大会的报道中，“密西西比婴儿”成了热词。此事源出于美国卫生官员和专家发布的一则信息，即曾被认为已经得到“治愈”的“密西西比婴儿”在停药两年多后，体内再次检测出艾滋病毒。

 

“密西西比婴儿”2010年在美国出生，她的母亲在分娩时才被发现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这个婴儿出生30小时，医生开始使用3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给予治疗，使其血液中病毒数量明显减少，并在1个月后降到常规检测无法发现的程度。婴儿18个月大时停止用药，随后27个月中也未检测出病毒。2013年3月，治疗医生宣布她已得到“功能性治愈”。这一业界大事一经宣布，即引起了某种猜测：是否因为及早干预治疗，所以提前预防了病毒繁殖并潜伏进机体细胞内，因而避免该婴儿成为所谓的病毒宿主？不料，在本届大会召开的前1周，事情出现了逆转。

 

“这一消息无疑令我们非常沮丧。”本届大会联席主席莎伦·列文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难掩失望神情。莎伦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生物医学研究所联合主任，是艾滋病治疗领域的前沿学者。

 

尽管结果令人颇感失望，但“密西西比婴儿”带给科学家许多重要提示：婴儿在病情复发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未检测出病毒，到底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高灵敏的检测手段都没有发现潜伏的病毒，病毒到底藏匿何处？是什么因素触发了病毒卷土重来？莎伦表示：“这提醒我们，彻底治愈艾滋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我们所完成的工作充其量是控制了艾滋病毒，使疾病得以缓解。”

 

“目前，既无能一劳永逸的疫苗，‘功能性治愈’又遭受挑战，看来对抗艾滋病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其他专家一样，卢洪洲在谈到“密西西比婴儿”事件的影响时表示，抗艾任务艰巨，还是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抗癌药物“引蛇出洞”

 

 

尽管发生了“密西西比婴儿”事件，全球艾滋病防治的曙光还是多于阴霾。卢洪洲向记者介绍了本届大会上所展示的一些新治疗方法，其中一个亮点来自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医院。研究者使用传统的抗癌药——罗米地辛，成功地将隐藏在感染者体内的艾滋病毒“剔除”出来。卢洪洲形象地将之比喻成“引蛇出洞”，这一研究进展被同行评价为“为寻找有效的治愈艾滋病的方法提供了前期基础”。

 

研究负责人、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医院医生奥莱介绍，在这项试验中，6名感染者在两周时间里，每日以正常癌症患者三分之一的剂量服用罗米地辛。抗癌药在进入体内后，唤醒沉睡在CD4细胞中的艾滋病毒，并将病毒复制水平提升约2-4倍。其中，5名感染者血液中的艾滋病毒数量增加到可测量水平。奥莱认为，罗米地辛可将艾滋病毒从它们的藏身之所“激活”，并使其进入血液，这样免疫系统中的T细胞就能对它们发动攻势。这一方法已在理论上证实了可行性。

 

“这是我们在治疗艾滋病研究征程中的重要突破。”莎伦毫不吝啬地表达着内心的激动，大多数艾滋病研究人员也相信“先激活、后杀灭病毒”的方法，是艾滋病治疗非常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奥莱的成果无疑为迷雾中的艾滋病治疗打开了另一扇窗，但事实提醒他，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新的问题接踵而来了：如何证明罗米地辛能毫不遗漏地激活所有潜藏的艾滋病毒？

 

目前，奥莱正马不停蹄地在其他20名感染者身上做进一步试验——将这一方法与一项正在试验中的艾滋病疫苗联合起来，以期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的免疫系统，来悉数杀死艾滋病毒。第二阶段的研究计划已于今年5月启动，在为期3个月的试验期内，20名感染者将服用罗米地辛。在停止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之前，他们将注射一种尚处于试验阶段的艾滋病疫苗Vacc-4x。Vacc-4x作为治疗性疫苗的备选，有望促进免疫系统反应，使T细胞能识别并围剿病毒。

 

 

抗艾与结核治疗“一箭多雕”

 

 

本届大会上颇受关注的另一个治疗新进展，是首次实现结核病和艾滋病毒的并行治疗。一个叫做“结核病联盟”的非盈利机构在会上发布了名为“PaMz”的新疗法，由3种药物进行组合治疗，包括PA-824新型抗生素、莫西沙星（一种常用抗生素）和吡嗪酰胺。试验结果显示，在8周治疗期后，超七成的被试者在其痰培养液中查不到结核病毒。相应地，在使用标准疗法的参照组中，这一比例不足四成。这意味着，PaMz的疗效提高了约1倍。

 

它的优越性还体现在，有望将结核病的治疗周期从6个月缩短至2个月，加上PaMz疗法所需的药片数不足现有标准疗法的3%，治疗费用仅为目前的10%，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基于上述成果，结核病联盟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第三期临床研究，若资金到位，这项名为“STAND”的研究将于2014年底前全面启动。

 

卢洪洲评价说，上述进步不仅使患者负担大为减轻，也反映了抗艾研究寻求“一箭多雕”的新观念。目前全球范围内，结核病仍是导致艾滋病毒感染者死亡的“主因”，这是因为艾滋病毒会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使得感染者在疾病面前几乎没有抵抗力，这时，结核病、肝炎等并发症会趁虚而入。

 

 

疫苗研制频频受挫

 

 

相较于治疗领域的进展，艾滋病疫苗研发却进展有限，此前曾被寄予很大希望的两支疫苗STEP和HVTN505，相继在临床研究阶段宣告失败。疫苗研发为何频频受挫？莎伦给出的解释是，虽然很难评判寻找有效的艾滋病疫苗与治愈艾滋病哪个更难，但疫苗研发的确要比治疗研究更为复杂。

 

“疫苗研发的一个重要局限是，备选疫苗产品必须在大规模的人群试验中显示出对艾滋病毒的预防功能，这就导致研究规模和研发投入都非常大。每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备选疫苗产品，都经过了几轮实验室和动物试验，是百里挑一的。当这些疫苗在数千人规模的临床研究阶段宣告失败，无疑会导致研发投入的重大损失。相对而言，治疗研究只需几十人、最多几百人的临床研究规模。”莎伦说。

 

学界现在对疫苗研究也有很多反思。以往的研究往往是从实验室起步，然后是动物试验，最后到人类临床试验。“但是，我们过去认为可行的许多方式，比如在猴子身上显示出具有防疫功能的疫苗，在人身上并没有效果。”莎伦说。

 

在寻找到有效的疗法与疫苗之前，人类仍将与艾滋病共存。目前最有效的防控策略，无疑是尽可能地寻找到感染者。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因为接受治疗的人越多，艾滋病造成的死亡就会越少。需要指出的是，疫苗并不是阻止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唯一方式，清洁针头、早期暴露治疗等策略，都已被证明具有积极的防控效果。

 

 

国内抗艾新药寥寥

 

 

目前，市场上已经有约30多种抗逆转录药物，如果联合用药，它们能够挽救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生命，使病毒感染者更健康，生活更有品质。数据显示，早发现、早治疗并坚持下去的感染者能存活数十年，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预期寿命可与普通人相当。

 

卢洪洲介绍说，艾滋病治疗发展分为几个阶段：1981年至1987年为不治阶段，艾滋病被视之为世界瘟疫；1987年至1996年为难治阶段，1987年全球首个抗艾药物问世，但很快出现耐药性；1996年至今为可治阶段，2007年，柏林一位艾滋病患者因患急性白血病进行干细胞移植，20个月后血液中检测不出艾滋病毒。自此，科学家对治愈艾滋病充满信心。此外，当时三种主要药物合成一种片剂，大大集成了功效，病人摆脱了每天“抓一大把药”的局面，且药物毒副作用逐渐降低，药效更显著。

 

然而，中国在其中只是一个跟随者。在我国，目前常用的病毒阻断药有6种，大多为进口，市场仍是政府采购独撑的局面。据卢洪洲估算，一位患者每年的药费为两三万元人民币。每次走出国门，他都会感到国内外的差距：西方国家不断加快新药研发的步伐，而国内抗艾新药寥寥，这也是国内专家的普遍感受。

 

有了新药，就意味着有了宝贵的发言权，利于展开各种各样的试验，在抗艾药物的疗效、安全性等方面积累大量资料。但研发新药势必付出巨大投入，很有可能几亿元就打了水漂，国内药企因此不敢铤而走险。当然，相关研发人员缺失也是一块短板。

 

卢洪洲告诉记者，国家“十二五”计划中提到要搭建抗艾新药研发平台，他作为牵头人之一参与其中，但苦于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药企，进程只好一拖再拖。缺少新药，医生的选择大大减少，不少病人甚至“舍近求远”去泰国、印度等买廉价仿制药。严峻的治疗情况却步步紧逼，目前我国的艾滋病人群数量已居全球第12位，基数大、增长快。

 

医护人员作为艾滋病救治体系中的主角，队伍建设也捉襟见肘。“全上海就我们一家医院看这个病，曾经想让一些门诊随访的轻度患者就近分流至其他医院感染科，但至今仍没有落实。”卢洪洲目前的团队算上学生才20个人，临床医生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患者增长的速度，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担忧：“这将会危及整个社会的艾滋病救助体系。”

 

 

大会动向

 

 

第20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发布了一项声明，确认非歧视政策是经实际证明应对HIV并开展有效公共健康计划的基础。

 

大会主席、国际艾滋病学会主席、法国巴斯德研究所逆转录病毒感染调控研究小组主任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教授表示：“目前缺乏相关法律与政策来制约对艾滋病毒感染人群的歧视，这种现象令人担忧。该做法对HIV预防、治疗和护理服务设置了障碍，明显违背基本人权并且严重阻碍抗艾计划的进展。”

 

性工作者首次受邀大会发言

 

世界艾滋病大会更像一个硕大的展示舞台，除了有艾滋病专家不遗余力地宣讲研究成果，与会的各类人群倾其所能地展现对艾滋病及其群体的关注。整个会场大厅天然地被划为两部分：一边展示着专家们最新的研究论文、医药公司推出的新产品等；另一边则是来自全球各地的艾滋病民间组织为争取自我权利呼吁呐喊，艺术家们用别样方式捧场助兴。简言之，对艾滋病的关注，已远远超出了医疗范畴。

 

此次大会破天荒地将性工作者请上演讲台，首次让他们与知名学者地位平等地做主题发言。大会演讲是学者们梦寐以求的殊荣与肯定，通常代表世界水平。邀请性工作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也代表艾滋病大会把不歧视性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真正落实在行动中，这可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创举。

 

来自澳大利亚的代表鼓励艾滋病患者不再畏惧，他表述道，每天艾滋病患者都在与恐惧、不公、残酷与暴躁作斗争，但通过连日来的交流，他们都意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比想象中更加坚强。“当他们走出黑暗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消除恐惧、耻辱和仇恨的开始。”卢洪洲教授点评道，社会对于艾滋病患者的帮助越多，艾滋病患者接受治疗的趋从性也就越强，这有利于全社会减少总感染人数。

 

这一观点，也是大会专家的普遍共识。本届大会上发布的“墨尔本宣言”，其主题就是“无人被遗弃”，要求终结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侮辱。宣言起草人甚至要求世界各国政府通过立法保证对艾滋病高危族群的平等对待，保障他们享有预防、治疗和获得防病常识的同等权利。当然，一定程度地接触艾滋病患者并无染病之虞，这是有研究证据支持的，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剥夺艾滋病患者的社交权利。

 

如果说曾几何时，与会者尚且“谈艾色变”，如今的情况却有了极大改观，其成效体现了国际社会在集体抗艾时所表现出的史无前例的团结协作。当然，人类的抗艾斗争还面临着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覆盖范围较低、病毒出现耐药性等诸多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继续投入更多资源。

 

 

六类人群成防治重点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大会发言时指出，迄今全球1300万感染者接受药物治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仍有成千上万的感染者未获治疗，并疾呼在2020年前实现“90/90/90”目标。卢洪洲教授就此解释说，这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立下的雄心伟志：“到2020年，90%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得到确诊；已经确诊的感染者有90%得到抗病毒治疗；90%的接受治疗者中，病毒载量被抑制到检查不到的水平。”

 

基于此，大会发出郑重警告：目前，六类处于艾滋病感染高风险的重点人群很少能享受到预防、检测以及治疗服务，对艾滋病的全球性进展构成了威胁。这些人群分别是男男性行为者、性工作者、吸毒者、流离失所者、监狱服刑人员和变性人。这些人群在很多国家都被排除在国际艾滋病计划以外，歧视性法律和政策是他们无法享受相关服务的主要阻碍。关注他们，是决定2020年能否实现上述目标的重中之重。

 

大会特别针对男性同性恋群体，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暴露前预防”。卢洪洲教授强调，“在我国，艾滋病总体发展趋势有所控制，但总人数还是在不断增加。感染的重点人群也包括同性恋，特别是男性同性恋人群，这主要由于他们的性交方式更容易传播艾滋病毒，而且常常有多个性伴。此外由于我国性交易并不合法，很难监管和教育，加上从事这一部分的人群多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不容易获得相关疾病教育，因此缺少自我保护的知识和意识，更容易被感染。”

 

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暴露前预防”发布了一个新的推荐治疗指南，即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等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人群，在性接触前，建议其中一方预防性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艾滋病到底能否被治愈？

 

 

本届大会上，一位非洲记者提出了一个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艾滋病到底能否被治愈？对此，艾滋病专家们众说纷纭。

 

整体来看，人类实现艾滋病治愈之梦仍需很多年时间。同时，专家们抛出了两个与之关系重大的词语 “Eradication（治愈）”和 “Functional Cure（功能性治愈）”，它们之间横亘着的不仅是截然不同的释义，还有值得玩味的业界关于艾滋病治愈理念的转变。

 

“Eradication”可译成根治、治愈，是指通过治疗，所有的病毒全部被清除掉；而 “Functional Cure”则是指功能性治愈，即持续性治疗停止后，虽然没有清除掉病毒储存库，但病毒已减低到一定水平，且完全被抑制，机体免疫功能正常，不再需要治疗，用常规方法在患者血液中检测不到病毒，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的传播风险。

 

第20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主席、来自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回忆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流传着一个预言，当时认为艾滋病疫苗相对容易研制。但事实证明，时至今日仍没有可用于临床的相关疫苗。西诺西是艾滋病病原体的共同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国际艾滋病学会主席。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员史蒂文·迪克斯表示，也许是时候转换一下思路了，取代“治愈”的观念，转而投入研究获取“长期缓解”效果的“功能性治愈”。

 

本届大会之前，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史蒂文·迪克斯等200多名专家，就治愈问题专门举行了一个研讨会，其中涉及了很多科学的根本问题。如靶细胞是什么？病毒感染机制是怎样的？抗体是否可人为操纵、怎么进行？什么细胞成了病毒藏匿的帮凶？病毒是如何靶向定位并摧毁细胞的？另外，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是：所谓的“治愈”究竟是指什么？

 

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表示，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举例来说，治疗急性细菌性肺炎的经验指导临床医生，抗生素给药治疗后数天至数周内疾病可以消失；相反，对于许多癌症而言，治愈意指无病生存期，从手术切除、化疗等治疗后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不一，取决于肿瘤本身性质，这个治愈的期限不是永久而是不明确的一段时间。

 

对于艾滋病而言，我们并不知晓怎样清除病毒，也不知道病毒藏匿何处，即便是我们发现了病毒潜伏之处，也无先进的手段对其进行检测。纵观本次大会上所展示的热点成果，有研究表明利用抗癌药可将艾滋病毒清除出所潜伏的细胞，但由于样本量太少而前期研究不足，尚不能证实该法可以清除或显著减少病毒。

 

与会专家指出，“治愈”艾滋病的研究目标主要包括：消灭体内各种失活状态的病毒，如潜伏期的、具有复制能力的整合侵入宿主细胞的病毒DNA等；持续病毒学缓解，即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每日治疗停止后，病毒血症得到控制。每个目标现在都处于研究初期阶段，支持其可行性的证据还有待论证。

 

看来，一切才刚刚开始。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乐观估计，如果各国在2020年前进一步加速艾滋病防治工作，人类将有希望在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从而避免112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同时挽救1800多万人沦为新的感染者。

 

这一信心来自于各种积极的数据和突破。它们显示，人类防治艾滋病疫情已迎来了重大转折点：目前全球约有350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但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正逐年下降。过去3年，全球新发艾滋病感染率下降了13%；2013年，新发感染者人数约为210万，为本世纪最低。

 

许多专家认为，上述种种迹象正使“艾滋病从世纪绝症逐渐转变为一种可控可治的慢性病”。这种转变证明，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是有效的，也只有全球共同携手，才能带来积极的变化。

 

文汇报记者 史博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