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教授。

“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作用，最好应该提醒自己：中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 同盟国的胜利。正是在那场战争中，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在其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的前言中如此写道。

长久以来，西方人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美苏英领导下的反法西斯战争。日前，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的《中 国，被遗忘的盟友》中文译本首发研讨会上，拉纳·米特教授却严肃而鲜明地提出：在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本的中国，是二战历史中不能被遗忘的第四位“盟 友”。

1939年春天的欧洲，和平的表象之下暗流涌动。在万里之外的东方，脆弱的平静已然打破。重庆，中国战时的陪都，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满目疮痍。

然而，英国学者拉纳·米特指出，重庆大轰炸——这桩二战中的大事件在西方却鲜为人知。这是有关中国的二战史被选择性忽略的典型缩影。“几十年来，我们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未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

这种以欧洲战场为中心的二战史观必须得到改变。正如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所提醒的那样：中国人的抗日战争爆发于1937年，中国是最早抗 击轴心国侵略的国家。这一时间节点早于英法两国反法西斯战争两年之久，比美国参战更是早4年。想正确看待那段历史，必然要承认“中国是战时同盟国四大核心 国之一，与美、苏、英三国地位同等。这段中国历史，不仅是被遗忘的同盟国的历史，也是同盟国中受战争影响最大的国家的血泪史”。

巨大的贡献未得到西方承认

1400多万亡魂，8000多万人被迫迁徙，无数被毁的城市与村镇，一场浩大而持久的战争。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却被西方集体遗忘。“中国为世界反 法西斯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西方还远未得到承认。”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提出的这个核心论点，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对于二战时英国对“中国盟友”的态度记忆尤深：1945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西方领导人交谈时，对中国根本就不屑一 顾，提及“中国人”，他用的还是那个对华人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字眼“Chinaman”。张维为在《中国触动》一书中提出与米特类似的追问，“如果当时的 中国，像一些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在法西斯进攻面前纷纷投降，日本早就可以轻易拿下中国，然后与德国分进合击拿下苏联，再以中国和苏联的巨大资源为后盾来 称霸世界。那么欧洲文明还能保留多少？”

然而，中国的“被遗忘”并不是从战后才开始的。二战中，在做出援助国民党的决定性承诺时，美国总统罗 斯福和他的将军们犹豫不决，从而为日军的进逼打开了方便之门。1942年，盟军出于“欧洲第一”的战略意识，需要以最低代价把中国留在战争中。中国出兵缅 甸，用“惨胜”换来了在本土抗日战场上豫湘桂战役的“惨败”，进而导致了一场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爆发。在米特看来，“欧洲中心论”无疑是西方对中国偏 见的一个源头。而二战后随即揭幕的冷战加重了那样的偏见，“（西方）学术界今天对于中国为二战所做的贡献视而不见，与早年对苏联所付出牺牲的漠视何其相 似！”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著名民国及抗战史专家石源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盟友”被遗忘的背后，“国家实力强弱更是重要原 因。”二战前夕的中国已是积贫积弱。若往前追溯历史，正如米特所发现的那样，“这个昔日充满自信的文明古国沦为新兴国际体系的受害者。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 扩张重塑了整个世界。一切似乎突如其来，大多数中国人都难以理解这种历史性的衰落”。石源华认为，历史研究与国家实力密切相关，只有“中国真正强大了，中 国才不会是被遗忘的对象”。

不管怎样，米特的畅销书给予了中国迟来的“慷慨赞扬”。谈到写作动机，这位被誉为费正清、史景迁之后的“西方新生代中国通”认为，有三方面的变化显得至关重要。

首先，对历史认识的全球化促进了非欧洲历史的发展，冲击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史观。再者，相关档案材料的逐渐解禁公开，为还原历史提供了必要基础。 2004年以来，米特奔走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收集了大量一手材料，耗费10年才得以成书。最后，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米特强调说，“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中国自身的重大变化。”一个开放的中国，使得东西方学者对同一段历史的合作研究成为可能。

挥不去的战争创伤与历史心结

“从无锡逃出来的杨夫人也从观察中得出同样的感触：‘那些男人（指她的同行者们）每天都聚在一起研究地图，那种专注的样子实在是前所未见。’在逃亡的后 期，杨夫人坐在从桂林出发的船上，眺望沿岸的风光，她不无讽刺地默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感谢日本人，如果不是他们，我们也不会踏上这么漫长的旅途，更不 会看到这么多的风土人情。’”

根据逃离战乱的中产阶级见闻，米特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巧妙地描述着中日战争的历史侧面。除此之外，该书还引用了新 闻报道、蒋介石日记等大量历史资料。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这种宏大叙事之下的微观视角“将有关战争、饥荒、大屠杀、外交以及阴谋的故事完美地融合在一 起”。

八年的抗日战争，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场“永不忘却的战争”。这种历史记忆带来的战争创伤至今仍镌刻在普通人的生活之中。比如，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比如重庆的约翰·史迪威故居，比如以抗战为主题的热播电视剧。历史的背后，米特指出，“人们也在讨论今天的国际政治。”

历史认识问题，直接导致了中日关系的“心结”。米特认为，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最有历史情结的一个国家，认为“历史与当下息息相关”。如今中日之间不断发生的冲突急需获得理解，要解决这一问题，重新评估中日战争是当务之急。

米特亦提醒说，“我们也要知道，日本已经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在看到日本右翼的种种行为的同时，米特指出，“也应该记得，第一批唤起世人对南京大屠杀记 忆的人士，其实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而是日本人。”他在书里强调了日本左翼记者本多胜一充满正义感的故事，“日本的右翼观点并不是日本人的唯一立 场。其实日本社会有多种意见，远比这更为多元。”

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欧洲对法西斯的“集体愤怒”有所不同，在亚洲，对日本的愤怒情 绪仍然主要集中在中国和韩国。如何让那段历史被更多人尤其是日本人了解？米特认为，一个更明智的办法，是与理解、了解并且愿意推动解决这个问题的日本人一 起合作。因为真正的变化“一方面来自于国际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来自日本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推动”。在日本的二战暴行的问题上，必须做历史性的分析和理 解，才能让更多人信服。

在相互关联的语境中理解二战

除了唤起西方对中国的二战贡献应有的敬意，米特认为，全面、完整地重新诠释这场旷日持久的中日战争以及中国在二战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对于西方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关注的重点已不再是”谁丢失了中国”，而是“为什么战争改变了中国”。

这个意义也体现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在其他译本的书名选择上：在英国，这本书叫《中日战争：为生存而战》，而在美国则叫《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在石源华看来，书名中所提出问题的角度显然是不同的：美国版强调的是中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英国版则体现了一般战争史的表述特点。

米特认为，历史书要努力体现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思。如今，基于二战历史的全球化，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人们所谈论的不再仅是一场关于某个国家的战争。因 此“每一个国家，都应在一个相互关联的语境中理解那场战争”。这需要结合不同国家读者的阅读倾向。米特进一步解释说，对关心历史的英国读者来说，“只要将 历史要素充分展现在书名里面，帮他们回忆起历史就可以了。”而在北美，特别是美国，《被遗忘的盟友》这个书名显然是精心挑选的结果。“美国人有一种倾向， 只喜欢读跟自己国家有关的历史。”米特说，“我想借这本书提醒美国读者，在大约70年前，在那场他们为之奋斗的最重要的战争里，中国是他们重要的盟友。这 在当前中美关系起起落落的当下尤为重要。”

中国自二战起已是“负责任的大国”

战争对中国的改变还体现在其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米特在书中指出，“这场战争还应被理解为中国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中断。”

据史料统计，二战期间，中国经济遭受重创，来之不易的现代化建设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几乎所有的铁路交通和1927-1937年建造的公路及工厂被破坏 殆尽。珠三角地区30%的基础设施被毁，上海52%的基础设施被破坏，南京80%的城市建设几乎都化为灰烬。”以“贫弱之躯”牵制了80万日军，并因此承 受巨大的国家发展代价。这些血泪的事实告诉世界，正如米特在书里严肃地指出的那样，自二战起，中国就已经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国家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其他战争都无法替代的。”张维为认为，这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民族认同感的由来，以及为何在内忧外患的变革中，中国人民选择了将命运托付给共产党。

从历史回到现实，中国“负责任的大国”之路走得不易。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想要了解“中国今日为何能崛起”。作为答案的一部分，米特认为，西方需要认识 到，他们不仅忘记了中国参与二战打败日本的伟大贡献，还忘记了中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影响，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东亚地区的战后安排。因此，研究中日战争是推 开古老中国大门的一把“关键钥匙”。

文汇报记者 吴宇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