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夜景。音乐厅位于复兴中路1380号，由1200座演奏厅和400座的室内乐演奏厅组成，是国内第一个建在弹簧上的“全浮建筑”。运用最先进的多媒体技术，与世界各地任何场地进行双向传输同步演出。室内乐演奏厅同时兼具3D录音棚功能。建成后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将成为上海又一个文化地标建筑。

 

梅百器与他的中国学生的合影，上面有每个人的签名。

 

对于上海交响乐团来说，2014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今天，由乐团自主运营、集古典音乐演出和教育为一体的基地——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将正式运营，乐团也将迎来建团135周年团庆。

 

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为1879年成立的上海公共乐队，1907年扩大为管弦乐队，1922年改称为上海工部局乐队。这个乐队在梅百器的指挥下，最早广泛介绍西方音乐、最早演奏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最早培养中国音乐人才、最早培养中国交响乐听众，曾被誉为“远东第一”。可以说，上海交响乐团的历史，就是交响乐在中国的发展史。

 

如今，跨越三个世纪的上海交响乐团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乐团始终秉持着包容开放的视野，积累并传承着各个时期音乐家们的社会观察和对音乐的诠释，演出累计近万场、首演曲目数千首，并与众多世界级的指挥家、独奏家、歌唱家合作演出。建成后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成为上海又一个文化地标建筑，为所有喜爱音乐的人敞开大门。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正式落成，带来的是整个乐团全方位的改革：成为国内首个以“厅团合一”模式运营的乐团。这是上海加快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新举措。

 

谭抒真：工部局乐队第一个中国人

 

谭抒真

 

1925年，我在上海美专当学生。当时美专的小提琴教师水平还不及我，我不想继续学下去。校长刘海粟反而请我来当教师，我又不愿意，他就建议我到工部局乐队去找找老师。

 

第二天我就去了，坐在排练厅的正当中听排练，特别注意拉琴的。到休息时有一高大的提琴家来问我，知道情况后要我跟他学。此人是荷兰人，叫Vonhighs。我跟他学了一年半，学了很多曲子，进步很快。

 

1926年冬到1927年春他回国休假（5年一次，带薪），正好空缺一提的位子。我便去问指挥，你们要不要人？指挥梅百器问了是谁教的后说“明天来”。次日早上我就去上班，大家看我是中国人，都很新奇。梅百器让我坐二提最后一个位子。那天是排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因为他们都很熟就只走了一遍。我从来没有拉过乐队，给我第一个感觉是特别响，我连滚带爬地拉完四个乐章。结束了，梅百器向坐在我边上的菲律宾人Sitel了解情况后就算通过了。我那天带着分谱回去好好练了一遍。第二天带着谱子来上班，一看变成排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了，好不容易拉完，梅百器又来问如何，总算通过。

 

演出前，《申报》“自由谈”登了一个消息，说外国人的乐团第一次有中国人参加演奏。因为有这条消息，那场音乐会有很多中国人来听，满座。

 

以后我去日本了，在日本新交响乐团，全部是日本人。顾问是捷克人。我是唯一的中国人。乐队演奏施特劳斯、瓦格纳，我拉一提。

 

再次进工部局乐队是1938年，正是抗日战争。那时我逃难到上海，很穷，没有衣服也没有钱。我去看工部局乐队的指挥富华，富华说乐队缺4个人，已经有3个人去了，我来了正好，他让我第二天就上班。

 

工部局乐队的水平很高，但规模小，仅45人，圆号只有2只。那时所有的古典曲子我们都演奏的。市政厅是木结构，音响效果很好。第一次演“贝九”，没有合唱，只演三个乐章不了了之。1936年、1938年或1939年在兰心又演过，就有合唱了。

 

工部局乐队那时在亚洲是第一的，曲目广泛，没有重复的。老柴（柴可夫斯基）六个交响曲、贝多芬九个交响曲都演齐了。每星期换节目。勃拉姆斯、西贝柳斯、雷斯庇基的作品排练两个星期。当时听众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尽管楼上免费的，中国人也去的少。楼下票价六角大洋，跟看电影差不多。

 

曹鹏：追念黄贻钧先生

 

黄贻钧

 

1961年我自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回国，即进入上海交响乐团工作。当时黄贻钧先生是团长、首席指挥，掌管全团工作。另一位指挥是陆洪恩先生，再就是我。那时我们三人，排练和演出总是一起到场互相观摩。巧的是我们从乐团到住家基本是顺道，所以排练结束后常常是三辆自行车边骑边谈，同道回府。

 

那时我们几乎每星期有一个晚上在黄老家聚会，边饮边谈，大多是谈交响艺术、乐团建设等等。

 

黄老一生宽厚大度，为人正直谦逊。在艺术上他独树一帜，以严谨著称，他虽饱经风霜但从未有过半句埋怨叫屈，在乐团及音乐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我爱听黄老的排练，我感到他更能贴切地把握中国乐队的脉搏。黄老在排练场上总是胸有成竹，语无虚发，明确果断，善于抓关键，抓要害，智敏超人地解决问题，多、快、好、省地出成效。我更敬佩他在处理作品上有惊人的逻辑性和严整性，及融贯交响艺术的精深奥秘。一个指挥家能达到如此高度的概括能力，如此高度的艺术境界，这是靠渊博精深的学识，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积累。

 

在排练中他既严以对人更严以律己，他尊重集体，尊重乐队，因此他能更好地统率乐队。他不唯上，不唯利。他深知指挥艺术需极大的付出，需全身心的奉献，他常说“一棍子下去千钧重”，这是他对指挥专业生动精辟的比喻。

 

黄老一生崇尚质朴，力戒指挥外在乃至卖弄式的表演。当他听别人音乐会时，他总是闭目静心欣赏，他说，“舞台上最大的误区莫过于媚俗。”指挥的内涵确是功底扎实艺术素养高的表现，音乐的传神才是高境界的艺术。黄老朴实无华的艺术风格，炉火纯青的指挥境界，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与示范。

 

我是1988年9月从上海交响乐团借调到上海乐团任总监及首席指挥的。当时我向市文化局领导提出只借调一个短时期，原因是我不愿离开黄老开创的上海交响乐团，我留恋那里良好的艺术环境和优秀的工作传统。

 

1989年5月29日，黄老指挥了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谁知这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音乐会。

 

他非常重视并大力扶植我国的新创作，我们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许多作曲家的作品，几乎都由他指挥首演，如《长征交响曲》《抗日交响曲》《黄鹤的故事》《山林之歌》……他为我国的交响音乐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4年我指挥上海乐团为黄老录制了他的作品CD专辑，内容有解放初期他参加土改时创作的安徽民歌组曲，及他改编的《良宵》《喜相逢》等作品。这张唱片带给了他无限的喜悦，也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财富。

 

1992年黄老77岁，他家中的自行车已“靠边”多年，我问他何时停止骑车的？他答：“骑到70岁。”那时他的身体已渐衰弱，并开始用助听器，我们要大声说话他才能听得见，他每天靠拐杖步行去华东医院打针、理疗，我们劝他告知单位派车接送。但和他相处久的人都知道，他好强自力，一向以照顾他人为重，从不肯麻烦别人，他性格内向，为人宽厚好义。李德伦先生讲过：“黄贻钧一向是有饭大家吃，解放前的穷音乐家常得到他的慷慨相助。”

 

玉渊山林，珠明崖岸。黄老以德治团，此乃兴业之本，后人之表率也。

 

朱践耳：我的心灵家园

 

朱践耳

 

记得我年少时（上世纪30年代末期），就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的夏季露天音乐厅听过上交的音乐会。柴可夫斯基那首辉煌多姿的《意大利随想曲》至今还在脑海中存着鲜活的形象。也许可以说，这就是为我以后从事交响乐创作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吧。

 

上世纪50年代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读书时创作的第一部管弦乐《节日序曲》，由上海交响乐团于1959年10月做国内首演。1962年，乐团和上海合唱团、上海广播合唱团合作，又首演了我的毕业作品《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1964年再次演出该作品的修改本。这可以算是我与“上交”最初的缘分。

 

在留学期间，我就开始探索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交响乐创作道路。1960年毕业，33岁，怀着这一热忱的心愿回到祖国，不料想命运多舛，一开始被歌剧院要去，我一心想搞交响乐的愿望完全落空，一直熬到70年代中期，方才得以调入上海交响乐团创作组。

 

自1978年以来，我的20来部交响新作品，得以在黄贻钧、曹鹏、张国勇、陈燮阳执棒下首演，并录音问世。在和指挥及全体演奏员的艺术合作中，反复磨合，不断切磋，这种友情使我终身难忘。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交响乐团帮助我在花甲之年终于找回失落18年之久的“交响梦”。

 

交响乐，就是我心灵的家园。

 

潘寅林：我在这里成长

 

潘寅林

 

在我读上音附小时，就梦寐以求能成为一名乐团演奏员，历史悠久有“远东第一”美誉的上海交响乐团就是我走上音乐道路所向往的唯一神圣地方。附中毕业，我被指名进入上海交响乐团，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小潘”。1969年一次演出，首席生病，我被大家从一提的最后一档推选到最前面。22岁就担任首席了，可能是上海交响乐团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席了。25岁我又开始独奏，所以我自己感觉到在乐团当中，集体的关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担任首席之后，我从前辈李国生老师手里接过了一个琴弓，他把这个全团最好的弓让给我了。这个弓跟随我大概有45年。期间1981年我出国，在国外3个乐团担任首席，2003年回到“上交”，用的都是这把琴弓。这个弓木材极好，弓尖部分我没看到过这么细的，音色很好。它陪伴我走过这么多地方，开过这么多音乐会，有感情了。现在我退休了，这把琴弓就还给乐团了。

 

我从工作到退休47年，在国内国外4个乐团当首席，我从上海交响乐团开始，然后兜兜转转又在上海交响乐团结束我的乐队生涯，非常有意思。

 

他们与上海交响乐团的故事

 

韩中杰（指挥）：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华童公学组织去听梅百器指挥的工部局乐队的免费音乐会，正上初二的我，心灵立刻被那气势磅礴的音乐震撼了。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欧洲古典音乐，伟大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使我毫不犹豫地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八一三”事变之后，我带着母亲为我买的旧长笛，如愿以偿地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在战乱中，老师离开了上海，我就进乐团顶替他的位子，中国人成了长笛NO.1。温潭（乐手，档案员）：

 

我是印尼归侨，1953年1月加入“上交”，先拉小提琴，后改拉中提琴，之后又到乐团档案室工作。1989年退休，回聘工作至2006年，总共53年。

 

当时我加入“上交”时还在福州路的小菜场5楼，周围环境很脏，也乱。然后1956年搬入延安路的房子，一年后又搬到了湖南路。现在马上要迁入最现代的高科技音乐厅了，条件越来越好。

 

1954年的秋天，欢迎英国首相的演出我印象非常深刻，为外宾演绎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是第一次演奏员全是中国演奏员，也得到英国首相的好评。那年12月份的时候，为西班牙作曲家西贝鲁斯演出交响乐专场，黄贻钧和国外的指挥一起指挥，画面非常和谐。

 

我们档案室有很多珍贵的乐谱，那都是上交135年来最宝贵的财富。其中很多都是意大利瑞宼蒂出版公司的乐谱，这家公司现在仍是欧洲最大的音乐出版商之一。1919年，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来沪担任指挥后，在他23年的任期内，乐团每年要在欧洲购买各类乐谱。仅室内乐曲谱，就有数千首之多。比如歌剧《茶花女》的伴奏乐谱，就是梅百器1922年买的乐谱，再过8年，它也该100岁了。

 

郑德仁（作曲）：

 

我是1946年加入上交的。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乐团大家庭的快乐。记得1948年，有一次排练，指挥举棒，出来的居然不是他指挥的曲子，而是“祝你生日快乐”。这个外国指挥平时非常严格，稍有差错都会要骂人的，何况居然是整个乐队都“出错”。但那天指挥没有骂人，他非常感动。那时我们演海顿的《创世纪》，200人合唱，乐队伴奏，很成功，连演三场，之前都没有连着演的记录。

 

我自己最喜欢贝多芬交响乐，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九都演绎过，序曲也演过，海顿、莫扎特都演绎，以古典的为主，浪漫派也有。以前排练很保守，都是集体大排练，一周排练三天。排练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认真，演出前一天都会穿戴正式彩排。夏天在公园露天演出，轻音乐、圆舞曲。白领观众、外国人都很捧场，甚至有一两千观众。

 

上海交响乐团135周年大事记

 

1879年，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上海交响乐团前身）成立。

 

1907年，德国指挥布克接棒成为乐队指挥，并带来8位德奥乐师担任各声部首席，出现了正规的管弦乐队演奏，各项制度也开始逐渐规范。

 

1919年，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受工部局委任担纲新任指挥，并以欧洲城市乐队的高标准重组工部局乐队。他远赴欧洲招募意大利乐师，梅百器执棒了工部局乐队最为辉煌的23年，将其打造为“远东第一”乐队。

 

1923年，乐队音乐会中首次出现中国观众。5年后，乐队夏季露天音乐会首次向中国观众开放。此后，中国观众人数占比一度达到24%。

 

1927年，谭抒真以实习生名义首次加盟工部局乐队，为中国乐师加盟乐队开了先河。一年后，梅百器将音乐会向国立音专学生开放，并与国立音专学生同台合作演出，自此展开了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新页。

 

1930年，梅百器在大光明电影院指挥乐队首演黄自的《怀旧》，这是乐队曲目中首次出现中国乐曲。《怀旧》也是中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此后，经常有中国作品在工部局音乐会上演奏，甚至出现了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

 

1942年，日军接管工部局乐队，更名为“上海音乐协会爱乐乐团”,同年5月由富华接任指挥。在此特殊时期，音乐生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异常活跃。二战结束后，乐团被国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乐团原来的欧洲音乐家尤其是犹太人和从前的白俄纷纷离去，一个中国人执掌乐团和中国音乐生活的时代正在形成之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做出保留乐团的决定，黄贻钧则作为建国后第一位指挥家首次登台指挥乐团演奏中国作品。他曾多次出访演出，并应卡拉扬之邀赴西柏林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成为该团历史上首次被邀请的中国指挥家。

 

1961年，曹鹏自苏联留学归国后进入上交担任指挥工作，在其执棒乐团期间曾带领乐团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香港访问演出，这是乐团首次出境巡演。此外曹鹏还长期活跃在普及第一线，退休后成立的上海学生交响乐团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不仅填补了中国非职业乐团的空白，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极高认可。

 

1984年底，陈燮阳担任乐团指挥。他首开上交音乐季，首创音乐总监制、全员聘用合同制，建立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并启动全球巡演，带领乐团登上了顶尖的世界舞台。

 

1990年，为庆祝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百年华诞，美国特别邀请乐团到卡内基音乐厅进行演出。次日纽约《每日新闻》报称上海交响乐团为“世界级乐团”。

 

2003年，陈燮阳带领上海交响乐团巡演美国11个城市，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功，次年更带领乐团登上了柏林爱乐大厅，成为这个世界级音乐厅迎来的第一支中国交响乐团。

 

2008年7月，上海交响乐团宣布成立理事会，参考美国乐团基金会运作模式，对乐团吸引商业赞助和探索转企改革至关重要，理事会对乐团重要人事任免具有决定权。“上交”亦是内地第一批成立理事会的乐团。

 

2009年，余隆成为乐团通过全球招聘聘用的第一位音乐总监。同年4月，上海交响乐团面向全球发布演奏员招考计划。在来自柏林、纽约、上海等世界各地600名报考者中，最终有103名中外优秀演奏家脱颖而出，组成了上交的全新阵容。

 

2010年，乐团前往美国纽约，成为唯一受邀在纽约中央公园夏季音乐会上演出的中国交响乐团，此次演出既为庆祝上海世博会，也为一年一度的纽约公园系列交响音乐会拉开帷幕。

 

2011年，上海交响乐团与纽约爱乐乐团联合委约作曲家科里利亚诺创作声乐与交响乐作品《甜美的早晨》，同年9月于纽约开启全球首演，开创了中国乐团联合委约国外乐团创作交响乐作品的先河。两年后，上海交响乐团联合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委约青年作曲家赵麟为大提琴家马友友所作协奏曲《度》，首度开启了以三大乐团联合委约，国际级演奏大师领衔首演的合作模式，同年全球首演于上海。

 

2013年，上海乐队学院成立，由纽约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音乐学院两团一院联手创办，以培养适应乐队需求的顶尖演奏人才为办学目标，成为目前世界唯一跨洲合建的乐队学院，为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输送专业乐队人才。

 

2014年，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于9月开幕，正式启动“团厅一体”的全新运营模式，这不仅标志着上海交响乐团跨越三个世纪的梦想成真，亦使其在比肩全球顶级乐团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