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的今天，巴金先生与世长辞。留在世间的，是他独特、高贵的人格，是影响了亿万人的作品，更有一种超越了文学意义、也超越了个人意义的人生信仰——“生命的开花”。

文学，就是让人变得更好

生前，巴金先生常常谈到，要让“生命开花”。这个美丽的意象，贯穿了巴金先生的青年、中年、老年和晚年。什么是“生命的开花”？29岁的巴金在《朋友》一文中写道，“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

抱着“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变得更好”的信念，青年巴金以一系列小说来播撒人道主义的种子。上世纪30年代初，巴金创作了长篇小说《激流》（即《家》），反映封建家庭内部两代人的冲突，揭露封建礼教对青年的戕害，赞美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抗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会会长陈思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特别指出：“1931年，《家》开始在上海的《时报》上连载发表，这意味着巴金的文学作品走向了市民阶层，被更广泛的大众所接受，也就是说，文学从先锋精英状态转变成拥有大众基础，这个很了不起。”

此后，巴金又创作长篇小说《春》和“爱情的三部曲”，中篇小说《新生》、《死去的太阳》、《沙丁》、《雪》等，以及短篇小说集《复仇》、《光明》、《电椅》等。巴金的作品风格热烈而浪漫，感情充沛，具有激进的批判现实的意义。

1935年后，巴金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文化生活丛刊》、《译文丛书》和《文学丛刊》等。抗战期间，巴金曾担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救亡日报》编委、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周刊，创作“抗争三部曲”《火》，长篇小说《秋》、《憩园》、《第四病室》等。他无私、慷慨、光明的人格力量在动荡时代尤显坚定，结下了与茅盾、冰心、沈从文、曹禺、郑振铎、靳以、王鲁彦、辛笛等诸多文坛大家的终身友谊。陈思和说：“巴金以文化出版社为岗位，编辑了许多文学丛书，推荐当时的青年作家。其中一套《文学丛刊》共有10集，160部文学作品，涵盖了上世纪4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在抗战中团结了一大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和诗人，这对同行与后辈是一种特别温暖的力量。”

用文字书写灼烈的情怀

1946年，巴金完成长篇小说《寒夜》，对抗战期间知识分子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在艺术上更趋成熟。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月刊》、《收获》、《上海文学》主编，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经过10年浩劫，历经劫难的巴金发表五卷《随想录》，进行反思，提倡讲真话，对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陈思和对记者回忆道：“巴老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沉默寡言的人心里的感情很丰富，对生活中一系列的事都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可是他嘴巴讲不出来，只好通过文字来写。巴金一直说他创作是因为他心里有感情要倾吐、有爱憎要发泄。我觉得巴金的写作最重要的动力应该是他心中有了巨大的问题，有不得不说出来的冲动。这种冲动概括说就是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在巴金晚年的《随想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随想录》中，可以看到，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路程后，巴金对“生命的开花”有更为澄澈的解读。他写道：“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它为‘生命的开花’。”后来，他又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我们活着要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个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维持我们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只有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一心为自己、一生为自己的人什么也得不到。”

1998年，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授予巴金先生。这一年，他在病中完成了长文《怀念曹禺》，通过口述续写了旧稿《怀念振铎》。这也成为巴金创作生涯中最后两篇作品，从怀念故人的文字中，仍可感到他标志性的灼烈的情怀和冷峻的哲思。此后不久，巴金先生即因病情加剧无法言语，直到2005年10月17日心脏停止跳动。

追求与奉献之花代代播种

送别巴老已9年，但读者们没有忘记他，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巴金热”从未降温。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巴金研究专家李存光告诉记者，据他不完全统计，2006年至今，国内出（再）版巴金作品达百种以上，有关巴金的专书专著70多种，平均每年出版巴金主题类图书近20种；以巴金作品和思想人格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总计1200多篇，平均每年发表130多篇；高校以巴金为主题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总计120多篇。每年，在全国各地，以弘扬巴金精神和解读巴金作品为主题的名家讲座、展览、演出、影视剧改编、征文和研讨等普及活动连续不断，难以计数。

李存光向记者表示，巴金先生的精神财富是发掘不完的。“巴金佚文和相关研究资料的发掘，巴金作品的再研读、再解析，巴金思想和人格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巴金意义的再认识，依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大有可为的工作。”

“学界和民间仍关注巴金，因为社会需要巴金作品、需要巴金精神。”李存光说。

在写于1991年的一篇短文《让我再活一次》里，巴金不断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他认为自己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巴金先生的生命已然开花。追求、奉献的花种已播及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中，在绵延长远的时空中，实现着巴金先生“再活一次”的愿望。

文汇报记者 吴越 许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