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三套书的总主编、美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来说,如此浩大的工程,他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从年近半百做到了古稀之年,倾无数心血,一定会百感交集吧?在高朋满座的出版座谈会上,叶朗先生用平静的语气谈到这漫长的历程:“我们花了25年时间,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25年。我想,这25年体现了一种埋头苦干的精神,同时还需要严谨的学风……参加这样的大工程,使我们体会到做学问真的很不容易。”
是的,做学问不易,但只要热爱,就甘之如饴。倾心美学研究50余载,叶朗先生身上,有一种从生命核心和深厚学养发出来的光洁气象。
他提出“美在意象”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突出心灵世界和精神价值,突出人生境界的提升;他在北大创建艺术学系,重续蔡元培先生开拓的北大艺术教育传统;他关注人文教育和艺术教育,与教育界人士共同提议并推动把“美育”纳入国家教育方针;他热心支持将昆曲《牡丹亭》等高雅艺术带进北大,让年轻人受到美的熏陶;他举办科学与艺术交融的“美学散步文化沙龙”,倡导高远的精神追求。
“审美的人生就是诗意的人生,创造的人生,爱的人生。”叶朗在《美在意象》一书中写下的这句话,也正是先生本人的真实写照。
填补传统美学研究空白
物理学家李政道在“艺术与科学”美学散步文化沙龙上与叶朗交流。
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是力学泰斗、北大老校长周培源先生的故居。周先生特别爱花,56号门前曾繁樱如雪,人称“周家花园”,“花园”的大门对各路客人敞开,无论著名学者还是普通学生都受到周先生的欢迎。
如今的56号院是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这个小院见证了燕南园的潮起潮落,依旧静谧、古朴。2003年美学中心入驻后,院子里重新栽种了樱花树,还种了白桃、玉兰、海棠、牡丹、芍药,种了许多竹子。这里的大门依旧对各路客人敞开。
叶先生几乎每天出现在美学中心,虽说已卸去诸多俗世事务,但依然忙碌。
和叶先生的采访约在上午,当记者叩开叶先生办公室的门,看到他正在被书籍淹没了大半的办公桌前伏案,神情专注。见到记者,叶先生一边抱歉说“这里太凌乱”,一边从书堆里迅速找出一篇文章,递给记者,原来这是他在出版座谈会上的演讲稿又做了修改。事实上,在座谈会前,叶先生就字斟句酌地精心准备这份讲稿,现在又修改润色,这种严谨认真、孜孜以求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与叶先生的采访,就从这三套耗时25年出版完成的美学著作展开。
“中国传统美学极为丰富,其中有许多富有东方智慧的理论,有许多极深刻的理论,有许多有民族个性的理论,至今仍然具有充分的价值。这三套书,我想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础性工程”。叶朗说。
1991年,叶朗邀请和组织国内30多所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近150名专家学者,历时12年时间编注出版了《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共10卷19册,1050万字,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的一座巨型思想库、资料库。此后,又用6年多时间完成了8卷350万字的《中国美学通史》,用7年多完成了7卷320万字的《中国艺术批评通史》,分别于2014年1月和今年10月出版。
“人文学科需要发挥个人的独创性,但有两种情况需要集体创作,一种是时间特别紧急,一种是规模特别大,这三套书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叶朗说。
组织大型集体项目很不容易,25年前,叶朗决心开始编注《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时,分别给30多所高校和学术机构的100多位学者写信,邀请他们参与这项工程。当时没有电脑,所有信都是他一封封手写,还要写信回答编辑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前后给学者们写的信,就多达四五百封。文库初稿用时三年多,此后三次大规模加工删改用了8年时间,编注出版的难度可见一斑。2003年,季羡林先生为文库的出版题词:“天道酬勤”。
这三部书填补了哪些空白?叶先生说,中国美学思想除了表现于各个时代的一批专门论著之外,大多散见于经、史、子、集等著作中,即使在诗词歌赋里,往往也有丰富的美学思想,所以对中国美学的整理,实际上是个发现的过程。例如园林美学,不仅保存在《园冶》、《闲情偶寄·居室部》这样专门性的论著中,而且保存在数量很大的园记、游记以及诗词歌赋中,《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对这些散见的美学资料进行了发掘。
“中国历史上还有极其丰富的艺术理论遗产,画论、书论、乐论、曲论、舞论、造园理论等,但对传统艺术理论遗产的整理、研究一直显得很薄弱。百年来学界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比较深入,而艺术批评理论相对薄弱,至今没有通观性的艺术批评史著作,因此《中国艺术批评通史》可以看做填补空白的著作。”叶朗说。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曾指出:“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我们说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叶朗认为,这种情况至今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文化界、艺术界,人们重视艺术创作,对艺术理论研究不够重视,对传统艺术往往还只限于叫好,究竟好在哪里,还是说不大出来。而且在艺术研究中,有的学者有一种以西方的艺术理论解释中国艺术的偏好,显示出对本民族艺术理论的价值缺乏认识,缺乏信心。艺术理论研究的不足,影响了对传统艺术的理解,也影响着我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中国美学通史》和《中国艺术批评通史》的出版,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接着讲”的意象之美
书法家、教育家欧阳中石与叶朗在美学散步文化沙龙。
叶朗在美学热潮席卷学界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入北大哲学系,那场关于“美的本质”的大讨论,让青年叶朗对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全国之先,建立了美学教研室,已确立了学术方向与目标的叶朗也在此时毕业留校,成为美学教研室七名初创成员之一。当时,刚刚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的朱光潜先生,专门为他们开了一门西方美学史的课。叶朗聆听受教,终身不忘朱先生讲课时那炯炯发光、似乎能穿透一切的智慧眼眸。
可以说,叶朗的治学道路是从观察和学习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老师开始的。朱先生严谨务实,治学充满计划性和节奏感,撰写《西方美学史》,翻译黑格尔《美学》和维科的《新科学》,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宗先生淡定随性,灵感常常妙手得之,叶朗任宗白华的助教,宗先生在讲台上自由挥洒,叶朗把引用的经典写在黑板上。一个学期后,系里要求老师给学生发讲课提纲,宗白华对他说:“你帮我写一个吧。”提纲写好后,宗先生一字未改,就让他印发给学生。1979年,这个提纲被宗白华命名为“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刊在《文艺论丛》,后被收入宗先生的《美学散步》文集。
“文革”十年,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学术研究中断了十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新历史契机将学术研究带入一个黄金时代。然而停顿十年,一切从何开始呢?叶朗首先想到的是继续他在中国美学史方面的研究。
首先,他把发力点定位在明清小说评点上。“当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很热,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和西方美学的不同,在于西方重再现,中国重表现;西方注重小说,所以西方有典型的理论,中国注重诗歌,所以中国没有典型的理论。我很不赞同这个说法,再现和表现是西方的区分,不能套在中国美学头上。这些人既没有系统研究中国美学,又没有系统研究西方美学,却得出一系列中西美学特点的整体性结论,显得很不严谨。我向朱光潜先生谈了这个看法,朱先生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现在还不具备搞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条件’。”叶朗回忆道。
叶朗发现,明清小说评点是中国小说美学的宝库,他集中数月时间,每天到北大图书馆的善本阅览室去一本本阅读,边读边把重要内容抄录下来。在研究的基础上,叶朗在全校开了一门“中国小说美学”的选修课,受到热烈欢迎,每次上课教室里都挤满了学生。1982年,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出版,首印5万册很快卖完,又加印3万册。很多青年学生以及萧乾、梁斌等老作家写信给叶朗,热情赞扬这本书,这让叶朗深感欣慰。
此后,叶朗继续做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经过三年夜以继日地努力,1985年,《中国美学史大纲》一书出版,从中国美学史通史的意义上说,这是国内第一部中国美学思想史。他从中国古典美学的经典表述中抽出“意象”和“感兴”两个概念作为研究线索,这个理论核心显示出一种统摄力,不仅能贯穿古代的材料,也能与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思潮相呼应,还能广泛地解释艺术、审美现象。
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叶朗深深感到当时学术界通用的美学基本理论的框架过于狭窄和陈旧,一些人对中华美学遗产和“五四”以来前辈学者的理论成果十分隔膜,使美学发展成为无本之木,他认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必须是接着朱光潜、宗白华等先辈开拓的现代美学路线往下发展。
1985年开始,叶朗组织一批年轻学者进行现代美学体系研究,写成《现代美学体系》,突破了在50年代美学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美学基本理论的框架,使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向前跨出了一步。
《中国小说美学》《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胸中之竹》等著作为新时期的中国美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此后十多年,多样的社会工作使叶朗的学术眼界从哲学、美学扩大到整个人文学科和文化领域。
跨入21世纪,叶朗决心把时间和精力重新放回到美学研究领域。2009年,他用3年多时间完成的《美学原理》一书出版(翌年出版彩色插图版《美在意象》)。书中,叶朗提出了“美在意象”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由意象、感兴、人生境界三个概念构成一个理论核心,突出心灵世界和精神价值,突出人生境界的提升。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也是朱光潜、宗白华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叶朗在《美学原理》中开创性地将“美在意象”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于美学原理体系建构,在中西文化大综合的背景上将这一契合点推演、扩展到中西审美-艺术的整体透视,并以此建构美学体系。他写道:“美(意象世界)一方面是超越,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对‘物’的实体性的超越,是对主客二分的超越;另方面是复归,是回到存在的本然状态,是回到自然的境域,是回到人生的自由的境界。美是超越与复归的统一。”
对于叶朗来说,“美在意象”的理论体系的提出,是从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的理论成果“接着讲”的一种尝试和探索,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同时也是对时代要求的一种回应。
精神追求是美育灵魂
台湾作家白先勇与叶朗在美学散步文化沙龙。
在1999年北大新生开学典礼上,叶朗先生作为教师代表给新生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说:“我当了近40年教师,有时会看到这样的同学,他学习很努力,人也聪明,但是他追求的东西很小,格局太小,我感到非常惋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格局小的人,绝对做不了大的学问,也绝对成不了大的事业。今天在座的同学刚刚跨入北大校门,我想用八个字赠给你们:胸襟要宽,格局要大。”当年有幸亲聆的那批学生至今对这八个字念念不忘。
“胸襟要宽,格局要大”,也可以说是叶朗先生自身境界的写照。他的一位学生这样写道:“先生对文化教养持有确乎不拔的信念,他的内心力量正来自把治学、文风与人格陶冶打通一片。他向往中国古代儒者‘光风霁月’、‘春风化雨’的气象。他好引用程颐说程颢的评语‘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追求一种光明的格局、气象,用思想‘照亮’人生,是先生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人生理想的概括,也是他的学生们对他的印象的写照。”
1993年到2010年,叶朗在北大做系主任和院长,其中连续十年担任哲学系系主任,并组建宗教学系和艺术学系,创立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多样的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使他在人文学科、人文教育、艺术教育和文化领域有了全方位的观察、反思。
叶朗认为,“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是美学所面对时代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化中创造力的匮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种现实的、意识观念的阻滞,让人们失去了心灵的自由。要重新焕发创造力,文化建设的重心就要回归到中国的艺术、美学、哲学中去,回归到宗白华先生所说的“永恒的灵的空间”中去。
2005年,叶朗支持和协助台湾作家白先勇将昆曲《牡丹亭》带进北大,昆曲的唱腔唱词顿时在青年学子中“姹紫嫣红开遍”。十年来,叶朗还推动将众多中国传统艺术和西方高雅艺术引进大学校园,他认为,媒体和社会应为高雅艺术提供平台,让年轻人见识经典文化的格调与品位。
“如果青少年从小都是接触文化垃圾,那他就很难再接受经典了。”叶朗先生说。
为了“造成一种新的风气”,叶朗先生身体力行。2012年,他经过十多年酝酿,编选出版了荟萃古今中外学者文人经典作品的《文章选读》。他写道:“我编这本文选,目的不仅是引导读者去追求写出一手好文章,更在于引导读者去拓宽自己的胸襟,涵养自己的气象,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文风问题,趣味问题,不仅是一个文章技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胸襟、气象和精神境界的问题。”
在推动美育方面,叶朗先生始终不遗余力。不久前,由教育部引领,北大艺术学院牵头联合国内一批著名学者做了一门面向全国大学的网络共享课,名为“艺术与审美”,叶朗讲两讲,一讲是美育,一讲是人生境界。“这门课从审美的角度讲艺术,处处指向人生,引导学生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说。这门课受到大学生热烈欢迎,短时间内已有200多所大学的学生选了这门课。
正像叶朗在《美学原理》一书中所写:“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最后归结起来,就是引导人们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具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叶朗认为,这是美育的最终意义,也是所有人文教育的目标。
燕南园海棠依旧
在谈到北京大学的学术积淀时,叶朗先生指了指与美学中心一径之隔的57号院,那是冯友兰先生的故居“三松堂”,冯先生在这里写出了他最后一部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叶朗说,燕南园里曾经住过许多学术大师,冯友兰、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向达、翦伯赞、朱光潜、江泽涵、饶毓泰、冯定、王力、侯仁之……他们是北大的灵魂所在。
说到这,叶朗先生有些动情:“我在北京大学已生活了60年,我深深感到,正是这些大学者、大师的存在,构成北京大学的一种人文环境,一种精神氛围。生活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会油然产生一种历史感,一种崇高感,一种使命感。”
叶朗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他希望能承续燕南园学术大师们的精神追求。
2007年,叶朗先生开始举办“美学散步文化沙龙”,促进多学科领域在美学层面的交流、融合与对话。这是一个小规模的不定期举行的沙龙,至今已经举办了二十多期,张世英、杨振宁、李政道、吴良镛、沈鹏、欧阳中石、杜维明、王明明、陈嘉映、饶毅等著名学者、科学家、艺术家都是沙龙的座上宾。
叶朗希望营造一种自由、活泼、宽松的文化氛围,讨论艺术、科学、哲学、文化等各种有趣的问题。他引用钱学森先生的话指出,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推动文理交融,推动科学与人文、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在一次主题为“观天地生意,赏博物之美”的沙龙中,叶朗请来三位不同领域的学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吕植教授,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从事野生大熊猫和雪豹的保护;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的徐健所长,他在雪山和边境地区用摄影、摄像从事动植物稀有品种的调查,所拍摄的影像资料,既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也是难得的艺术品;北大哲学系刘华杰教授,介绍俄裔美国文学家纳博科夫在蝴蝶分类方面的贡献。
“刘华杰说纳博科夫为什么小说写得好,蝴蝶分类也有成就,他认为这样的人身上有一种高贵的气质。我赞同他这个说法,俄国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为什么那样吸引我们?我想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身上有一种高贵的气质。我们这个时代应当提倡高远的精神追求,高尚的理想,高贵的气质。”叶朗说。
在2014年底举行的“美感的神圣性”沙龙中,张世英、杨振宁、杜维明、潘公凯、丁方等学者、艺术家发表讲演,讨论“美感的神圣性”的意义。94岁的哲学家、北大教授张世英先生脱稿作了半个多小时的演讲——他认为,美和美感涉及一种神圣性,或者说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并提出要以“万物一体”的诗意境界为最终追求的目标,以美的神圣之光照亮我们的世界。
叶朗对这番话深有共鸣:“有着高远的精神追求的人,必然相信世界上有一种神圣的价值存在,他们追求人生的这种神圣价值。正是这种信念和追求,使他们生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发出对宇宙人生无限的爱。”
他在很多场合引用冯友兰先生在九十高龄时对学生说过的一段话。冯先生说:“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地在燃烧。它为什么不灭呢?是因为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作为燃料添加进去。他为什么要呕出心肝呢?他是欲罢不能。”
叶朗说,“欲罢不能”是一种对个体的有限存在、有限价值的超越,是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也许很多人从来不想尝试超越自己可能性的局限,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只能以低于自己一倍的效率在生活,而这些大学者都是在他们最高的极限上生活着,他们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人’。”
如今美学散步沙龙已成为燕南园一道文化盛景,每一次美学散步沙龙都在寻找、展现一种精神的光芒。叶朗先生相信,今天的燕南园,依旧笼罩在康德所讲的灿烂星空的神圣光照之下,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开创的人文传统没有中断。
燕南园海棠依旧。
文汇报驻京记者 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