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乐队“重低音乐队”成员黄小娜、阿鬼，主唱阿鬼(右)是一名玩具喷漆工。(资料照片)

演出间隙，蔷薇女工合唱团中的母女俩正在给对方化妆。

女主持范雪琴在后台认真背台词。

姐妹们用镜头记录范雪琴的美丽时刻。

演出间隙放不下孩子的妈妈。

除署名外，均文汇报驻京记者周渊摄

文汇报驻京记者　周渊

“去往城市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1月23日，北京最高气温仅-11℃，打破30年来低温纪录，和央视新大楼隔数条街相望的北京朝阳区文化馆里却暖流涌动———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打工者又一次欢聚在打工春晚的彩排现场。第二天，第五届打工春晚将在这里进行录制。

打工春晚，是一场由广大打工者自己掌勺烹饪、表达全国3亿打工者群体这一年酸甜苦辣的劳动文化大餐。以“劳动、互助、生态”为主题的本届晚会亮点颇多，数百名工友带来歌舞、相声、小品等17个原创节目。新工人群体对社会问题和现实生活的思考格外引人深思，来自河南鹤壁的农民兄弟乐队带来　《我的番茄是干净的》，关注生态与食品安全;小品《劳动青春》，则由两位工友的重逢谈到“尘肺病”等严峻的现实。现场来自“大爱清尘”的志愿者、演员袁立，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卜卫，以及大学生群体也登上舞台与工友对话。

有段话这么评价打工春晚是恰如其分的:“打工者们在生存中创作，不仅好好地活着，还好好地生活。一支歌，一段舞，一首诗，从生活里长出来，一点都不造作，就是原本的样子，这春晚，不需要策划，不需要导演。”

“我们的故事，我们自己讲”

录制当天，掀起现场第一波高潮的便是深圳富士康的新生代产业工人乐队“满天星合唱团”带来的《可我想家》:“可我想家，家里有年迈勤劳的爸妈，可我想家，孩子出生我就走了……”合唱团是去年打工春晚上“工厂五角星乐队”的升级版，这群“90后”再次用铿锵的摇滚呐喊着流水线工人的希望。

《可我想家》的作者尚洋涛已两年没回家过年，他当过北漂、曾在富士康工厂打工，送过外卖、洗过碗、当过兼职酒吧歌手，灵感完全是生活的写照:“这里有欢笑的朋友，也有缘散的情侣”，深圳有热闹的街，而车间里则是冰冷的机器……尚洋涛出生于贵州小城福泉市，60多岁的父亲至今还在工作。和工友们一样，他对家人报喜不报忧，他们的心声正如歌里所唱:“纵使难受也只有一句，我在深圳挺好的。”

1989年出生，毕业于大连交通大学的张峰是“满天星合唱团”的团长。2012年，大学毕业的他满怀憧憬成为富士康的机械工程师，但枯燥的设备修理工作很快消磨了他的斗志。“你觉得大学毕业去富士康就是管理层了吧?”他反问记者。他有些自嘲地说起工作，记录工人的工时、协调各工序的操作时间，“说白了就是掐秒表的”。

张峰说:“新工人的命运大体都是相似的，在城市安不了家，回家农活也不会干，好多人连葱和韭菜也分不清。”在工厂，工人们每周加班数十小时是家常便饭，而收入则不到3000元，工作之余的娱乐大多是网吧、麻将馆、溜冰场等等，精神生活非常枯燥。

2014年，张峰从富士康辞职，喜欢音乐的他想组一个乐队，摇滚乐队“痛仰”是他的偶像，但唱什么、跟谁唱、唱歌有什么意义等问题逐一涌现，张峰觉得要把身边工友们的故事唱出来。于是他开起义务的吉他班，组建了“工厂五角星乐队”，还在工业区办起“音乐节”，想以实际行动帮助工人解决问题。

这个音乐节让张峰颇感自豪，“说是音乐节，其实就是在工业区的河道边插一面旗帜，几个人、几把琴、几个音响就搞起来了。高雅华丽的舞台容不下我们，我们的故事你们不讲我们自己来讲，要让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音乐节起名‘臭水沟，，听上去不登大雅之堂，但既是对工厂排污的警示，也是我们对身份的担忧:年轻工人用青春打拼，但数十年重复机械的劳作之后，会不会如污水般被城市抛弃?”

工业区河道边简陋的音乐节吸引了大批工友，每逢周末大家便“拿上家伙放松一下”，“五角星”也壮大成了“满天星”。音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张峰说，不少工友平时说话都不利索，但上台唱歌就像换了个人，“真实的东西更有力量，有些感受只有自己经历了才懂。”一种劳动者最光荣的情绪油然而生。

“我们做出了你们手中厉害的手机，难道你们只是想用它来听我们唱《可我想家》吗?”歌里工人们这样问。他们的歌充满了触动人心的真实故事，张峰提到，有次上班时去洗手间，路过休息区遇见一个年轻女孩在打电话，不停重复“乖，叫妈妈”。脱穿防护服需要10多分钟，等他回来已过去20多分钟，她还在重复这句话。“估计是小孩到了该说话的年纪，她想听听孩子叫妈妈。若干年后我的小孩肯定也是留守儿童，如果他都不知道叫我爸爸，你说这算怎么一回事嘛!”

张峰说:“不要让梦想养着生活，要让劳动养育梦想。”如今，他靠每月在琴行教课谋生，他打算再过几年重新回去工作，回到工人身边。

“不许欺负、歧视、骚扰我”

打工春晚舞台上最热闹的，莫过于深圳蔷薇女工合唱团带来的舞蹈　《挣脱枷锁》。有观众笑言，这可能会是2016年最火热的广场舞。“广场舞”却大有来头，卜卫教授介绍，这个舞蹈是“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民间运动的一部分，收录了恰恰、印度合十礼、中国秧歌等元素，最初是英文版，经女工们齐心协力的创作和改编成为具有浓厚现实意义的《挣脱枷锁》。

这个枷锁，是指家暴及其它对女性的歧视和欺侮行为。“暴力像一个圆环，将人控制在里面，《挣脱枷锁》是要从各个环节打破这个圆环，即将实行的《反家暴法》中就明确，从警察、基层社会组织等各方都有责任反对暴力。因此，这个舞蹈不仅是女工的舞蹈，男女老少都可以跳，主题词就是鼓励工人站出来。”当卜卫第一次将中文版的《挣脱枷锁》教给女工们，兴奋的她们当晚就排练到半夜12点多，还自己加了不少动作，比如摆手代表“不许欺负我，不许歧视我，不许骚扰我”，第二天就直接上劳动者广场演出了。当时台下一名女工直接上台一起跳了起来，她连连说这是打工多年来最快乐的一天，“身体和心灵都有一种解放。”这一幕，令卜卫至今印象深刻。

舞台上女工们最后一个动作定格在“1”字手势指向天空，代表了全球10亿正受暴力威胁的女性。这些活力四射的工人来自各行各业，其中有一对母女，还有男生加盟，卜卫老师的博士生、研究生也参与其中。“南方一支为劳动者歌唱”的工人乐队———重D音乐队也上台助阵，他们的主唱阿鬼是一名玩具喷漆工，木吉他手李武霖在一家鞋厂上班，鼓手董军在琴行教人打鼓。

来自深圳的女工范雪琴是舞台上的一抹亮色，今年她从海选中脱颖而出，成为打工春晚的女主持。小小的个子和衣服上红色的“女工最牛”字样形成鲜明的对比，她的故事更像是千万女工争取权益的缩影。

范雪琴今年30出头，看起来仍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2010年，范雪琴在一家玩具厂打工，她的工作只有一项———用指甲剪剪去超人玩具披风上的塑料毛边，每天连续工作12小时，有些工位不能坐，一站就是一整天，最少要经手5000个玩具，为了完成工作量，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手指都磨破了……干了一个半月，范雪琴实在受不了便提出辞职，“他们说没过试用期不能辞职，我学过劳动法，知道只要提前三天提出就可以了。”于是她一级级找领导反映，第二天厂里就给她结清了工资。

在竞选女主持的简历中她这样写道:“我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互帮互助，共同维护工人权益，我也喜欢群体活动，和工友们打成一片……相信自己，我就是最棒的!　在不断的磨练中成长!”

2015年的最后一天，范雪琴收到了打工春晚总导演许多的回信:“今年打工春晚的女主持，就是你啦!”这份意外的新年礼物让她又惊又喜:“我乐了一整天。”

“让工人重返主流文化”

身着红色T恤的木兰文艺队女工，历来是打工春晚舞台上温柔而有力的存在。“我是女人，也想拥有一片我的天空。不要我的生活像蜗牛一样，走到哪里都背着个家。”《我是女人》中的这句歌词也是采访中女工们多次道出的心声。

从北京最拥挤的地铁站天通苑北再往北六七公里，临近北六环的昌平区东沙各庄村是又一打工者聚居的“城中村”。载着记者前去的出租车司机说，因房租便宜、生活成本低，这个村子居住着5万以上的外来打工者。沿着热闹的商铺走十多分钟，一处僻静的角落便是木兰社区的小院。女工们有的三班颠倒，有的则是围着孩子转的全职妈妈，这天是她们首次凑齐了排练，狭小的图书室里没有暖气，仅靠烧炉子取暖。

编舞老师、北大艺术史专业的大四学生华盈回忆起第一次来这里的场景，直呼被满地的孩子惊到，如今她已能淡定地在孩子们的穿梭和嬉闹间指导女工们的舞蹈动作。节目同样来自生活，华盈说，有次排练，一名女工请她回家吃饭，“饭桌上她不停地聊起自己的儿子，我能感受到打工者代际的期望。”华盈索性将这些情感融入到情景剧中，设计了一个女工领着孩子来到城市，孩子上学妈妈做清洁工，孩子长大妈妈也老了……

舞台上，扮演“妈妈”的张景云是木兰文艺队里最年长的女工，从河南来北京十多年一直从事家政工作，小女儿喜欢跳舞，不时来文艺队客串登台，久而久之张景云也与木兰结下缘分。腼腆的她连连说着不太会跳，从小没机会学，更没上台表演过，但加入木兰两年多，内向的她却变得开朗起来，因走上舞台收获了自信和勇气，“和雇主说话更有底气了”。

木兰文艺队的领队齐丽霞比别人想得更多，2009年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自掏腰包成立了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文艺队、亲子班、法律讲座、技能培训、图书室……木兰文艺队逐渐壮大起来。一次次登上打工春晚，让齐丽霞对这个舞台有了更深的思考，她觉得如今打工群体的现实已经充分表达，在超越现实的基础上应该有更深的思考。

舞台之外，女工们集体创作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歌里有两代人的对唱，孩子对父辈说:“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牛气，各大城市都有你的足迹;毕业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在那条路上，粗糙了自己的双手，清洁了别人的水泥地……”父辈则回应:“长大后你就成了我，才知道在城市的边缘，梦想依旧遥远，但我们却守在一起……”

这首歌诞生之前，齐丽霞曾发动深圳、广州、苏州等多地工人机构做了个调研，问工人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希望孩子将来从事一样的工作吗。“得到的答案是99%的工人都不希望孩子和自己一样。”齐丽霞说。

还有一些细节令人动容，比如木兰文艺队的女工们几乎人人都背着一个大包，里面装满孩子们的零食、玩具，因为丈夫在外打工，她们不得不带着孩子来到演出现场，排练间隙也不时可见妈妈哄孩子的身影，采访女工赵永利时，嘈杂的后台传来几声零星的啼哭，丢下一句“我孩子哭了”，她便急急撇下记者而去。生于1992年的富士康质检工人王祖华说:“不认识这帮兄弟，可能就不会留在深圳了。”来参加打工春晚，他可能会损失近半个月的收入……

从2006年便关注劳工文化至今的卜卫教授认为，打工春晚不是选秀节目，而是扶持工人文艺的过程。“工人文化在主流社会中正逐渐被边缘化，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工人是配角、是被关怀的对象，这是值得思考的现象。打工春晚最重要的意义是对工人身份的认同，让工人重返主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