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老南市、老卢湾、老静安......那些老城区的记忆在我们的脑海里渐渐远去。经过某些似曾相识的地方，你是否还能想起些什么？从今天起，我们开设一个新的栏目：“地标记忆”。这个专栏，以著名地标为中心，讲述那些曾经的人与事，是与非。

▲曹家渡旧地图，梵皇渡即万航渡，极司非尔路也是今天万航渡路,劳勃生路即长寿路

如同不知道“江湾五角场”，一个上海人如果没听说过曹家渡，那是不可思议的。我出生在曹家渡。似乎是刻意要和江湾五角场对峙，这个地方居然也是三区交界，五路奔心——也就是上海西部长寿路、万航渡路、长宁路、康定路、江苏路五条马路咬在一起、绞在一起的中心。

康定路，又名“康脑脱路”，旧上海著名的“越界筑路”的产物之一，汇聚了众多的近代名人故居，它东起泰兴路，西至万航渡路，全部位于静安区境内。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于1906年。之所以得名于康脑脱路（ConnaughtRoad），据说缘于英国驻华公使爱德华七世的兄弟之名。我所出生的康定路1190弄叫“隆兴坊”，离曹家渡也就5分钟的路，往东不远的康定路947号，曾是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南社诗人胡朴安的故居，大家称其为“安居”；再往东越过延平路的康定路759号，就是著名的“朱楼”——上海滩豪门小开、朱斗文的旧居。

▲小时候生活的隆兴坊(康定路1190弄) 绘画/王震坤

我们刚才说到了“越界筑路”，所谓“越界筑路”，其实就是租界当局违反《上海土地章程》而越出租界以外，借口贸易和交通之必需的“界外筑路”，如同章鱼的触角一样，这些伸出租界的道路造到哪里，他们的英国式、荷兰式、西班牙式、意大利式花园洋房就沿路扩建到了哪里，形成了“新租界”，客观上沟通了闹市区和近郊的交通，促使上海市区面积的扩大，繁荣了上海。

但“越界筑路”也因此权限交叉，辖制混乱，成了“三不管”的犯罪渊薮，“洋马路”和马路两侧洋房里的任何事，民国政府都无权过问；洋房外侧的事，租界当局同样无权置喙；民国时代，社会团体（主要是各地商会、商团、青红帮组织等）插手社会事务的现象很多，但“越界筑路”地区，各种社会团体也得“看菜吃饭”，于是各种势力三教九流、蛇虫百脚都可以在这里尽情活跃，比如康定路的隔壁是余姚路，革命党在余姚路犯了事，就拼命往康定路逃，只要逃进康定路，中国当局就没辙，同样你若在租界犯禁，只要一逃进无法无天的曹家渡就泥牛入海了，中共组织当年在曹家渡、小沙渡等地异常活跃所依仗的就是这种特殊的混乱。

我干爹（上海人叫过房爷）胡绍良就是曹家渡一带呼风唤雨的“小开”，他家做颜料生意，我的父亲是他颜料行的“跑街先生”，当年患肺结核的时候，幸亏干爹替他弄来“盘尼西林”，才捡了命。曹家渡离著名的圣约翰大学不远，胡绍良当年在圣约翰读书时认识的同学也是五花八门，什么家庭背景的都有，跑街、牧师、老板、掮客、大班、官僚、乡绅、白领、职员、帮会头子、遗老遗少……

▲解放前的上海小开（类似如今富二代)

有一个叫“王烈”的，父亲是洋行大班，家住康定路延平路交界处，和他是好朋友，常约好了一起上学，一年后我干爹因为肠结核而退学，但两人继续保持来往，后来王烈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再后来失去了联系，但1950年的夏天，王烈突然出现在隆兴坊，约我干爹翌日到曹家渡春园茶楼见面，一见面王烈就说，我已脱离军队了，现在生活困难，没有收入，有两筐铅笔，是否替我卖掉？

我干爹接下了他的铅笔，回到隆兴坊就举报了他，军管会的人要他带路，他便走到延平路的小洋房把他喊了下来。他毒毒地瞪了我干爹一眼，刹那间什么都明白了。曹家渡不再是当年“三教九流、蛇虫百脚都可以无法无天”的地盘了。

王烈后来押到嘉兴被枪毙，因为1949年夏天以后，他事实上一直率队在嘉兴地区打游击，他是队伍被打散后才潜回上海的。

此事军管会当然表扬我干爹，说他做得对，但他后来却多次给我父亲看照片并对他反复解释，说举报时，“是想不到他会被枪毙的，更不知道他曾经在嘉兴和共产党打游击”。

王烈是反动军官，新政权的敌人，干爹检举他政治正确，但毕竟同学一场而且还是好基友，1950年还远远没有人人必须过关的群众运动，还没有“不检举敌人就与敌人同罪”的政治高压，举报也罢了，何必带路把他诓出来呢？王烈的家在“牛奶棚”附近，以后我长大了每次路过那里总有异样的忐忑，担心有个长得跟王烈一模一样的孩子窜出来……

问题是，打那以后，干爹常有幻觉，半夜常听到有人楼梯上一步一步地走上来，走到门口又没了声音。

▲解放前的曹家渡

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的父亲，说自己梦魇很重，常常半夜里在梦里哭，那种声音很奇怪，感觉很恐怖，尖利而颤抖，好像有人在持续地用烙铁炙烤他的皮肤，以至于不断地爆发瘆人的上滑音与下滑音，他太太总是把他摇醒，他总是叹着大气。

况且更糟的事情发生了，军管会后来居然把他的“大义灭友”的嘉行转给了他所工作的“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厂方因为他有过“反动同学”关系就一直不允其入党，尽管他百般积极，百般申请也不果，直到“文革”期间他被判刑。

这一切都是我们长大以后，父亲慢慢告诉我们的，尽管胡绍良举报了自己的同学，父亲还是认他为兄弟，因为他毕竟救过父亲的命，所以我一出生，就认了他做“过房爷”，从小，我喜欢去他家，胶木唱片很多，屋里都是红木家具，好吃的东西也多，巧克力、牛奶、华夫饼干，各种罐头，父亲多少总要依傍他的，我们的家，可谓成也干爹，败亦干爹。我老妈原来是老爸的邻家妹子，长得白皙，窈窕动人，乃曹家渡煤球店小开、照相馆小开和金银店小开竞相追逐的女孩，但老妈受旧戏文影响太深，一心要嫁给“书生”、嫁给“才子”，居然看上了我父亲的一手好字和一口流利的英语，相信他日后一定会“出人头地”，问题是外婆极不愿意，嫌毛脚女婿不像胡绍良那样“有花头”，以至于出嫁那天坚持要将女家丰盛的陪嫁高举着，绕隆兴坊游行三圈、绕曹家渡一圈，父亲不乐意了，而且是极其不乐意，认为此举类似示威，是“坍男家的台”，谁想人算不如天算，到了预定的日子却是整天的倾盆大雨，父亲“噗”地跪在隆兴坊18支弄的石阶路上，望天遥祝：“人容天不容！人容天不容！”

▲解放前的曹家渡

此情此景恰被底楼客堂的扬州奶奶看见，悄悄告诉了外婆，从此外婆与父亲结下了梁子，一辈子在我们面前说父亲的坏话，经常要我们站队，弄得我们很纠结，帮父亲说话，外婆不高兴；帮外婆说话，父亲不高兴。

幸亏还有个小开胡绍良，我父亲付给女家的彩礼和“行头”都是他给的，西装与皮鞋一套套地不知送了多少，但他们的关系却随着运动越来愈多而越来越疏远。原因是父亲怕他，怕和他走得越近，越被人认为“落后”，大概“四清运动”期间，胡绍良就被送了劳教，后来又“升级”判刑，最终死在了牢里。

而父亲呢，因为有胡绍良这样的“坏分子”长期做基友，也一辈子入不了党。

我们后来搬离了隆兴坊，父亲再也没有回去过，说一回到隆兴坊，就会想到把兄弟胡绍良，会难过。会觉得对不起他，坐牢期间居然一次也没有探望过他。

>>>链接：曹家渡由来

曹家渡目前处于三区交汇处：静安区、普陀区、长宁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是一个三不管地带，三教九流聚集之地，也是青红帮说了算的地方。曹家渡是长寿路、万航渡路、万航渡后路、长宁路、长宁支路、江苏路交叉之地，在过去号称：“曹家渡的五角场”。

曹家渡在明代万历年间出现雏形，当时来自安徽的“曹姓”一族陆续迁徙到这里定居而出现了一片居民区，时称“曹家宅”，当初基本为农田和荒凉地。后来一部分人开始经商和从事船运，当该地区商业开始兴旺起来曹姓家族为运输货物和过河方便就集资在苏州河南岸建起了码头，取名“曹家渡”。在此渡口附近人们又建起了供奉“福、禄、寿”三仙的“三官庙堂”，此庙当时香火很旺盛，为方便大量行人过河之便人们又建起了全木结构的“三官堂桥”，该桥只能够走行人不能够行车包括黄鱼车，此桥原来所在的位置就是现在“江苏路桥”的位置，此三官路桥直到1960年代才被拆除，而“三官庙堂”原来所在的位置就在现在曹家渡教堂的附近。

曹家渡所包括的区域范围大致是：北起于苏州河南岸，南到武定西路，西起于江苏路，东到康定路余姚路。这里曾经有几个大的居民区：小辛庄、太平里、存善里、忻康里。现在只留下了忻康里的一小部分了。曹家渡在解放前虽然有“沪西小上海”之称，可因为居住的人群比较杂乱和社会层次低，以及治安状况很乱，曹家渡在当时是被称为“下只角”。如今，曹家渡现在已经成为安居、经商的风水宝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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