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

一直以来，舆论场上都存在“四大名著”不适合儿童阅读的说法。人们看来，孩子的世界应该是阳光、快乐的，孩子接触到的读物也应该是阳光、快乐的。当然，这不是说“四大名著”没有价值。不同的人对四大名著认识不同，而四大名著也并非自带太阳，不排除有一些不适合的成分。

实际上，所谓“四大名著”的说法流传时间并不长。《水浒传》和《红楼梦》之所以影响巨大，一方面和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有着直接关系。胡适等新文化巨擘推崇这两部书，固然基于其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官逼民反”和对封建大家族的批判主题客观上契合了当时革命和反封建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虽然陈独秀、胡适等人扛起“文学革命”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然而，除了《水浒传》和《红楼梦》等少数精品，几乎找不出其他堪称经典的白话文作品。因此，至少在1949年以前，并没有所谓“四大名著”之说。明清之际的“四大奇书”“四大才子书”和后来的“四大名著”并不完全吻合。这一说法的大规模流行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业大繁荣之后才出现的文化现象。当然，名著自有其思想、文学和艺术上的价值与地位，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局限，以及作家个人命运的际遇，即便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代表，也不可避免地杂糅了不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糟粕，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苛求作家在写作时会顾及到孩子的阅读和教育。他们并没有这个义务。但是，作为教育者和家长，在指导学生阅读时，却不能不考虑孩子的年龄和生理心理特征，以及价值观的引导，批判性地帮助孩子选择适合他们阅读的作品，无论这些作品是经典还是非经典。我们有这个责任。

再扩大一点儿范围，除了“四大名著”，在我们的文学经典中，适合孩子阅读的作品似乎也非常有限。《诗经》《楚辞》《史记》太过艰深，唐诗宋词也不好懂，《聊斋志异》里全是鬼故事，孩子听了可能会做噩梦。至于《说唐》《说岳全传》《七侠五义》之类则更是等而下之了。没错，这些文学经典的确是经典，只不过它们都是成年人的经典，并不是孩子的经典。人当然应该阅读经典，但不是所有年龄阶段的人都应该阅读同样的经典。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流传甚广的故事也不一定适合让孩子过早接触。比如“田忌赛马”。田忌之所以能够战胜齐威王，是因为他暗中篡改了比赛规则，没有按照“上驷对上驷，中驷对中驷，下驷对下驷”的要求提供符合比赛要求的赛马。实际上这就是作弊。这类故事听多了，孩子难免不会认为，只要能够取得比赛胜利，是否诚实和遵守比赛规则是不重要的。再比如，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十六计”，不少计谋是描述如何骗过对手，赢得最终胜利。“三十六计”在冷兵器时代固然具有军事上的价值，但在现代社会，如果将其运用于日常生活，则会严重损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社会和谐。有些计策，如“借刀杀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上屋抽梯”“反间计”等，先不论其具体内容如何，仅从字面上看就令人毛骨悚然。倘若孩子过早接触这些阴谋诡计，对他们的心灵成长而言，将是多么可怕的一幅图景！

那么，到底哪些文学经典适合孩子阅读呢？我们的白话文经典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推荐给孩子阅读的文学经典中，纯粹由现当代作家所写的白话文学作品那么少呢？

这个问题可能要由专门治文学史的学者来回答。一方面，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史中，绝大部分文学作品是以文言文和传统诗词歌赋的形式流传至今的。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真正的白话文学作品的历史尚不过百年。时间短则积累的作品就少，经典名著就更少，能够适合孩子阅读的经典名著自然就会少之又少。就好比西方的拉丁文，文言文距离今天的现实生活已经十分遥远。学生很难在它们和现实生活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

另一方面，我们很少从孩子的教育和阅读心理出发，为他们提供适合其阅读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倒不一定是儿童文学作品——当然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更为罕见——而是说，要从孩子的年龄和特点出发，向他们提供那些容易引起阅读兴趣，有助于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学鉴赏能力的作品。这些作品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文字要尽可能地简单。简单的含义是字的笔画少，容易记，意义单一。最初级的读本可以只有几个字，以后拾级而上，逐步加深难度。让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认字，在认字的过程中培养起阅读的习惯；二是故事情节要生动曲折，能够勾起孩子阅读的欲望和兴趣；三是价值观要积极正向。孩子的心灵成长需要得到引导和保护。要尽可能多让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体会到爱与良善、正直、诚实、负责任、独立、勇敢以及人性的光辉与伟大，等等；尽可能少让孩子去接触虚伪、阴险、狡诈、欺骗等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哪怕它们真实反映了社会的残酷现实。生活自会教会孩子如何看清社会，却很难再有机会让他们重拾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