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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学家是如何炼成?
古今中外,真正的史学大师犹如凤毛麟角。汉朝的司马迁和唐朝的刘知幾是世界古代史学史上无可争议的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史学成就明显超过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他的《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如果说司马迁在历史编撰方面为中国后世史家树立了楷模的话,刘知幾则在系统的史学理论方面有开山之功。他的《史通》是世界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要成为史学大师,必须同时具备多方面难能可贵的素质。刘知幾长期担任史官,深知治史之难,良史难求。礼部尚书郑惟忠曾经问刘知幾:“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幾回答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和史识的来历。“史才”是指历史叙述的才能,它与文学叙述的才能既相通,又有区别;“史学”是指广泛搜集和深入挖掘史料的能力;“史识”是指对史料的鉴别和选择能力以及对历史的洞察力。此外,刘知幾还强调史家的个人品德和职业操守。他说:“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中国古代杰出史家大多出身于书香门第,有的出身于名门望族甚至史官世家。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样的背景使他们更容易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史学教育和精英文化的熏陶,在著史的时候更有条件接触和利用官方的典籍和档案。司马迁出身于典型的史官世家。他的先世是周朝史官,父亲司马谈和他本人都长期官居太史令。刘知幾出身士族名门,也做过史官。
史才、史学和史识均源于人类的经验。要获取这种经验,无非通过两种途径:间接途径主要靠读书;直接途径要靠亲身参加社会实践,即古人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古代杰出史家大多自幼博览群书。司马迁“十岁颂古文”,学习《左传》和《国语》,到20岁时基本读完先秦典籍。刘知幾12岁读《左传》,13岁读《史记》、《汉书》和《三国志》。司马迁年轻时就好远游,后来又奉命出使西南夷,随汉武帝出巡,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史记》之所以能写得如此出神入化,除了作者读书破万卷之外,与司马迁阅历丰富、洞悉人性有很大的关系。
司马迁和刘知幾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崇尚理性,不迷信权威,对历史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敢于质疑和批判当时流行的理论和教条。没有这种品格和境界的史家,不可能具备高尚的史德,不可能作出重大的史学创新,也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史学大师。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简直就是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唱反调。刘知幾的史学思想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史通》中不乏惊世骇俗之论,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和批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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