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缺口

2010年对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来说，是载入史册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国家开始自愿捐献器官试点。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超过8万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不过，内地器官移植供需比达1:30，缺口仍极度明显，使得很多患者在等待中死亡。

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表示，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为两万多人，能够开展的手术在一万例左右。全国只有几百位器官移植医生，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其中肝移植70多家、肾移植90多家、心脏移植20家，肺移植不到20家。

2015年国家废止使用死囚器官，这意味着器官移植将主要依赖志愿者捐赠，这也对我国的捐赠体系提出了更大的考验。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自愿捐献器官数量为2776例，同比增长超过50%，完成手术10057例。对比之前，在自愿捐献器官的首年，即2010年的自愿捐献数量仅为34例。

尽管5年的时间，中国器官捐献的数量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总捐献数已经接近世界排名第一的国家。但对比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的捐献率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目前世界上自愿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是西班牙，每百万人口中有39.7人选择捐献器官，而中国的这一数值为2.03人。

器官捐赠主要靠劝

“上海这样的国际化的一线城市捐献率也不容乐观，一年的捐赠量也就100多例。”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肝移植主任医生陈国庆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陈国庆是最早参与上海市器官捐赠标准制定的医生之一，至今还在为器官捐赠而奔走。

陈国庆表示，上海市捐赠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采用了国内最严格的器官捐赠标准——每个捐受双方的确定不仅需要经过医院严格考量，还需要市里专家会诊把关；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是文化观念的制约。

“说实话，每年我经手的这么多起捐赠案例，很少来自在机构登记的捐献志愿者。大部分还是我们得知哪个地方有一个脑死亡的病人了，我们医生赶过去和家属协商，说服他们捐赠。”陈国庆说，以前把干这项工作的人叫做“劝捐员”，后来觉得不好听，现在才改叫“协调员”。

尽管名称改了，但捐赠主要靠“劝”仍然是中国器官捐赠现状中一个不争的事实。

陈国庆介绍，协调员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当有医院打来电话说可能有潜在的肝源供体，常常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就往供体医院赶。“获得供体器官时间是有限的，做家属工作又是个费时间的工作，容不得一点耽误。”陈国庆说。

由于国家规定，即便器官供体本人生前签署过器官捐赠的协议，进行器官摘除之前还是必须获得所有直系亲属的签字认可。陈国庆说，捐献最难的地方往往就在这个环节。

“有的时候死者的子女同意了，配偶又不同意，配偶同意了，父母又不同意。虽然不需要征得其他亲属的同意，但有的时候这些七大姨八大姑的意见又会对死者直系亲属产生直接影响。一个人说不通，全家搞不定。每一个成功的捐赠背后不知道要磨多少嘴皮子。”

陈国庆表示，联络员与家属耗个一两天是常有的事情。但病人常常是等不起的。

陈国庆讲述了自己经手的一个故事：“一个妈妈的小女儿病重濒临死亡，我们征得了病人姐姐的同意，但妈妈却怎么都不愿意。后来通过小女儿给自己的母亲做了一夜的思想工作，母亲终于想开了。第二天一早通知我们，我们立即赶过去，还在路上，妹妹打了电话过来，说姐姐已经走了。这种很可惜又很无奈的情况还很多。”

还有很多让陈国庆也措手不及和意想不到的因素导致了捐赠的失败。“曾经有一个病人，我们已经接近谈成功了，正要准备手术的时候，家属跑过来和我们谈价钱。这样就变成器官买卖了，违反国家的原则，最后也只能放弃。”陈国庆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