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奖赏

三年后，当夏锦菊和“陈小凤”作为主角，出现在银幕上时，在真实生活中，她们已经带着上一次“战争”的奖赏，投入新的“战场”。

郑清明把孩子抱回家后，自己瘦了20斤。他天天到村庄附近打零工，盖房子、修路、掏猪圈，来者不拒。即使如此，两个孩子喝奶粉的钱，“还欠一万多。”

他读书读到四年级，认识的字有限。一个“愁”字拆开，成了两个女儿的名字——郑秋、郑心。

在外面干了一天活的郑清明，一手抱起一个女儿回家。孩子在腿上坐定，他朝炉子里扔上一把柴，火烘烘地烧起来。他揽紧两个女儿，用粗糙的胡子激出一串嬉笑。这是郑清明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

更多时候，两个孩子黏着“陈小凤”。她们比同龄孩子偏瘦，像“猴子”一样抓紧她，把她扯得东倒西歪。孩子调皮，她就伸出巴掌打，打完再抱着哄。只要摩托声在家门前响起，妈妈就暂时解脱了。

夏锦菊成了凶险性前置胎盘的一个“标志性病例”。

2014年，李家福把她的病例拿到武汉市的同行中去做交流。后来还拿到全国性会议上讨论。

“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遇到。”李家福和同事感受最深的变化是，随着二胎孕产妇的增加，疤痕子宫、前置胎盘、凶险性前置胎盘的情况越来越多。“以前2500个病例才有一个胎盘植入，现在250个病人里就有一个是胎盘植入。”

除了孕产妇高龄，李家福用高剖宫产率解释这一现象。

“以前只生一个孩子，为了保险或怕疼，很多产妇选择剖宫产，剖宫产率达50%以上。”等到怀二胎时，类似凶险性前置胎盘成了剖宫产的远期并发症，严重威胁母婴生命安全。

夏锦菊一直与李家福保持联系。

因为术后大量输血，她最近刚去“把心肝肺都查了查”，还特意做了艾滋病检测。

夏锦菊1米5的个儿，三年过去，从术后的70斤长到92斤。抱着50多斤的儿子爬楼梯，她只能一步步挪上去。

4月份，在县城一家酒楼，她和老公为儿子举办了三周岁喜宴。儿子聪明讨喜，指着不同人的衣服，能准确说出，black，green，purple……

没有儿子之前，夏锦菊是一个“像骆驼一样”的人。她务实、能干。她和老公在广州做服装辅料生意，自己把一家店打理得红红火火。

为了儿子和青春期的女儿，她回到老家做起全职妈妈。

像郑秋和郑心一样，3岁半的儿子无比依恋妈妈。夏锦菊上厕所的时间，他会哭着找妈妈。

理解生育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摄像师赵骅60岁了。

一枚小小的老花镜，腿上绑了黑绳，挂在胸前。两年中，磕磕碰碰，他戴坏了4副老花镜。他的老花眼二三百度，没眼镜的时候，全靠在武汉市电视台几十年的经验对焦。拍完《生门》他才算第一次弄懂了“生孩子这回事”。

他把几十年攒的私房钱都给了夫人，撂下大话，“你爱干什么就快去干什么。”

1983年，夫人在中南医院生下女儿时，还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他没有细腻的体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悉心伺候。

三十年后，他从中南医院扛回摄像机，妻子看得入神，连“眼睛都不眨”。

一个40多岁的的士司机，老来得子。赵骅跟着他返乡报喜，男人“上山祭祖，鸣鞭。”家族繁衍的仪式感令他动容。

还有一个早产的母亲，通过医院找到赵骅，想看看孩子出生时的影像。她的孩子出生后夭折，赵骅拍下的是那个生命唯一的一段影像。

生育，这个被他视为女性本能的自然过程，突然变得值得敬畏。“正是这种被忽视的本能，才使我们得以繁衍。”赵骅说。

生育也让走失多年的“陈小凤”想回云南找自己的娘家。她十几岁时被拐卖，因为不识字，至今不知自己叫什么，只记得村外的茶园和门口的大井。

命运诡谲。她冒用的“陈小凤”不但未能给减免负担，还成了孩子上户口的障碍。

她的两个女儿，是“陈小凤”之女。如果要更改出生证明，只有她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并经过亲子鉴定，才能更改。返回她的出生地云南，寻找她出生时的户口，成了解开这个问题的唯一一把钥匙。

导演陈为军曾有过一个“伟大”的想法。足够多的观众通过《生门》，会达成一种广泛的交流。在电影票房允许的情况下，或许可以探索成立一个早产儿救助基金，救助“陈小凤”一样的困难家庭。“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和风险应由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

但现实像生育本身一样残酷。尽管，发行团队用电影大数据测评显示，躺在手术台上的夏锦菊为保子宫，心跳停跳两次，“全身血液换了2遍”，彼时观众紧张的情绪可比肩《拆弹部队》和《釜山行》高潮部分的峰值。

但是在票房井喷的电影市场，《生门》排片不到1%，票房不济。

“跟你的母亲或妻子去看吧，”陈为军说，就像达成一种和解，“感谢她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