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英国记者简·莫里斯漫游非洲，报道各国的独立仪式，许多年后，70多岁的她在《世界：20世纪的道别》里回望20世纪中叶的“新非洲”，写道：“西方化的非洲看似具有巨大的活力，不久之后，你就开始感到这一切的悲哀，这都是些无根的人，被无能为力、不满或挫败的情绪折磨……”作为局外人和旁观者，莫里斯保持了一份警醒，质疑着喜闻乐道的“解放和进步的故事”。但欧洲白人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傲慢的基因难以滤除，于是不乏这样的修辞：“在部落的恶魔与进步的蔚蓝深海之间，可怜的非洲人被本能与渴望弄得脑子一团糟，荒腔走板地吹着口哨给自己壮胆。”
这就可以理解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仿佛平和的获奖演说暗暗涌动着尖锐的愤怒：“一种简化的历史正在构建中，改变甚至抹除实际发生的事件，这些人并不真正关注我们，只是通过某种与他们的世界观相符的框架观察我们，需要的是他们所熟悉的解放与进步的叙事……我要驳斥那些鄙视我们、轻蔑我们的人作出的总结归纳。”他出生于1948年，当他“在帝国主义高度自信的时代长大成人，并认可了殖民统治的话术”，1960年代的坦桑尼亚从“看似具有巨大的活力”遁入残酷的内战，他逃离暴力的旋涡，从此成为格格不入的“无根的人”，最终用写作去挖掘离散者被压抑的悔恨和被遮蔽的愤懑。
欧洲留在非洲的腐败和暴力
古尔纳作品的第一辑中译本，《赞美沉默》《最后的礼物》《海边》《天堂》和《来世》，这些作品互相呼应和嵌套，形成和声的秩序。个体篡改了名字、身份和记忆，离乡背井的人们为了避免与现实的冲突，为了幸存下去，被迫掩盖真相，然而被埋葬的私人历史终会找到可以讲述的出口，在面临被湮灭的终局时辨认出自我。逃亡者被难以摆脱的创伤所捕获，他们在澄清个体内心困苦的同时，冲破了被构建和重组的偏颇历史，凋敝的记忆被唤回，更重要的是与这些记忆相关的，“赖以生活并认知自我的时刻”。个体是这样，更广义的集体命运甚至一整片大陆的历史，也是这样。古尔纳的写作，底色是暗暗的恨和怒，《赞美沉默》这个书名是尖刻的反讽，从《天堂》到《来世》，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两次大战的东非，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礼物”，可以归结为一句——我控诉。
《海边》的男主角奥马尔为避免暮年生活被暴力摧毁，在看起来不合适的年纪不合时宜地流亡英国，成为难民，他和故土桑吉巴尔之间最后一点有形的物质联系，是一盒沉香。奥马尔的沉香木来自波斯商队，吹过印度洋的季风把商队吹向非洲东部的港湾，这个随着季风和洋流变化的商业系统，是古尔纳所有故事里遥远的背景色。
非洲远的近的历史，离不开人的流动。先是阿拉伯人的商队来来去去了千年，之后葡萄牙人登陆西海岸，用炮火摧毁了中世纪的地理概念，紧随其后是英国人，后面跟着德国人、法国人和更多欧洲人。追溯《海边》《天堂》和《来世》这些故事的源头，恰似古尔纳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里直言不讳的一句指控：“人们一直在世界各地流动。欧洲人涌入世界并不是新鲜事，我们经历了几个世纪。非洲人来到欧洲，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欧洲的许多人以及国家很难与难民妥协，是他们的吝啬。”
奥马尔被视为“可怜的老年人”，承受着英国救助系统居高临下的“援助”，因此意外重逢了拉蒂夫，他们是远亲，也因家族恩怨成为“仇家”。拉蒂夫探望奥马尔时，两人抽丝剥茧式地说出各自经历的生活的崩塌和逃亡。这不仅是流离失所的两代人通过叙述来安身和寻根，这个伊斯兰家族内部的纠葛，被嵌入复杂残暴的殖民大环境，两代人被拨弄的命运，殊途同归地指向：欧洲殖民给非洲留下顽固的腐败和暴政，并颠覆了非洲的生态。在“部落恶魔”和“进步的蔚蓝深海”之间，是后者制造了前者。
落地生根是自欺，落叶归根是幻想
奥马尔面对过于热情的社工和以怜悯包装傲慢的救助家庭，用沉默压制内心的应激；而拉蒂夫的回忆里，他和德累斯顿笔友短暂的友谊，则有异常酸涩的反讽意味。欧洲顽固的种族主义以乡愁的面目出现。东德少年会选中东非同龄人作笔友，是因为母亲难以忘怀两次大战之间在东非度过的青春岁月：“我父母在恩贡山买地种咖啡，当地人很温顺，劳动力成本低廉。我父母没问过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爸爸认为我们的权威并非来自酷刑和谋杀，那些都是莫须有的。他认为我们很有正义感，我们的行为温和，我们都读黑格尔和席勒，这是我们权威的来源。哲学和诗歌让我们谜一样的权威变得强大。”
《来世》写了“这种局面的形成”。“这里每一寸土地都属于欧洲人：英属东非，德属东非，葡属东非，比属刚果。”小说揭示了非洲毫无选择权地被欧洲各国拖入一战深渊的黑暗往事。在这个渗透了苦难的故事里，当地人被强征入伍，成为“阿斯卡利”（雇佣兵），“他们穿越沼泽、山脉、森林和草地去打仗，去屠戮他们一无所知的军队，或被他们一无所知的军队屠戮。所有的雇佣兵在打欧洲人之间的战争。”这是痛苦的。哈姆扎承受了德国指挥官的性剥削，并因此被士兵们霸凌，这是痛苦的。他被迫听醉醺醺的指挥官说着“我从德国的美丽小城跑到这个鬼地方来干什么？我们在与落后野蛮的民族打交道，统治你们的唯一办法是用拳头迫使你们屈服。”这是痛苦的。
可是比起军事征伐，以“先进者”自居的傲慢更悚人。因为黑格尔和席勒，铁拳被合理化。甚至，席勒被视为铁拳下的特权。于是，更深的屈辱反而来自看似温情的时刻——哈姆扎在修道院养伤，牧师在宛如伊甸园的风景中与他闲谈：“这里的人都有一副德性，做什么事都靠不住。要不停地教育他们，监督他们。如果我们明天离开这里，他们又会像生活在丛林里一样回到老路上去。”指挥官留给哈姆扎一本席勒的《1798年的缪斯年鉴》，而牧师一度藏起了这本书，因为“我怀疑你是不是真能读懂这本书”。以及，若干年后，牧师夫人给哈姆扎的信里写着：“在他的记忆中，你已不是那个他挽救了一条腿乃至生命的人，而是那个渴望读懂海涅的阿斯卡利。”
古尔纳不相信“故乡的净化”，返乡造成更仓皇的逃离。同时，在他笔下，“文明的救赎”更是破产的童话。就这一点而言，《来世》里微言大义的暗线，写出了势如破竹的悲剧能量。在德国人的咖啡园里长大的伊利亚斯内心认同德国的“文明”并渴望成为“他们”，一战过后，他放弃返乡，改名埃利亚斯，流落汉堡卖唱为生，他渴望德国重返东非，在易北河边为第三帝国站台唱赞歌，然而几年后，他被种族法送入柏林郊外的集中营，死在那里。古尔纳在获奖演说中承认“我是殖民主义的孩子，曾认可那套话术”，这既是极有勇气地撕开了他最敏感的伤疤，也触到他作品核心的悔恨和痛苦——落地生根是自欺，落叶归根是幻想。
作者：柳青
编辑：郭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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