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名利场，也是生死场

金恺迪用“坚持、散漫、失落”三个关键词来形容自己的5年大学生活，而法医学留给他的印象则是“复杂、勇敢、艰辛”。

2013年1月，金恺迪在复旦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车鉴组办公室见习。30份车检报告，乍见是人命官司，细究是人性弱点。比如，某女性骑车闯红灯遭卡车卷入车底竟无伤离开(但留下案底)，一周后再闯红灯当场身亡；再如，年仅26岁的姑娘蔡某，走在人行道边被大客车侧滑挤压在电线杆上严重内出血和挤压综合征身亡，身上缝合创口无数；还有一则案例是，一位疑似意图骗保的丰田车，左一下右一下的奇怪撞击痕……金恺迪体会到，这个工作根本就是在鉴别这个复杂的社会中，每个个体各自逃避责任的方法，“在那些没有第三方的事故中，较年轻者几乎总是沦为受害人，或被诬陷，或被抵赖。”

彼时21岁的金恺迪在社交网络上无奈写下：“每天出门都会有顾虑，在面对了那么多尸体的惨烈之后，我要确保自己每天都得正常回家，能够见到那些我想见到的人。你知道，法医学系，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很多正常人。”

后来，金恺迪又去了医院、刑侦队实习，他经历得更多了，第一次做手术助手、第一次触碰去世病人的手、第一次出案子……他不再像最初看到这些“复杂”和“艰辛”时那样失落，而是开始像一位真正的法医那样“勇敢”。“读法医学最主要的收获，在于对自己和对社会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心态也变化很大”，金恺迪这样总结。

这么多年来，他被问过最多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整天和……在一起”，提问者会因为忌讳或恐惧而略去那个关键的词汇，但“这个问题本身，其实也是对我们专业最大的误解”。金恺迪强调：“我们不只和尸体打交道，我们和警察、嫌疑人、现场打交道，和PCR、蛋白、电泳、超净台打交道，我们也和普通人打交道。”

2015年3月，金恺迪曾和当时在法医系就读的两名同学，到市郊的一家医院进行为期半年的临床实习。他记得，自己遇到的第一个问诊病人姓肖。

59岁的肖先生是医院里的“老客户”，画家，大胡子，圆眼镜。每次住院都拍胸脯打包票：“下趟伐吃老酒了　(沪语，意为下次不喝酒了)”，可是他的陈年病史里明明写着：“患者院外未规律治疗”。尽管从来没有亲属陪护，这个“顽童艺术家”禁食归禁食，没事就一个人盘腿坐着，摆弄一副散成10组的扑克牌。

医院里有刻意弱化的悲喜，也有无法掩盖的惊心生死。4月22日，在血液科值班的金恺迪跟着老师前后同时抢救两名危重病人。当他看着家属从平静无波到突然爆发地恸哭；看着病人从起初的应答，到点头眨眼，到眼神无光；看着前后相隔1分钟的两张心电图，一张有起伏，一张是直线，“法医实习面对冰冷的尸体，和临床实习面对由生到死的人，差别太大了。”金恺迪无法不难过。

法医的医，法医的法

在本科五年里，金恺迪最显著的变化除了瘦了10斤，就是对生命和法医学本身有了新的认识。“对生命从一无所知到谨小慎微；对逝去之人从沉重难以自持到感同身受，到奋力抽离”，认知变化的代价是脱胎换骨的疼痛，“临床医学和法医学带来的变化可能是灰暗的。面对死亡我们和临床医生一样，没有时间去哀悼和伤感，下一个病人在等你，下一个案子在等你，下一秒你有更重要的责任要履行”，金恺迪把“留下”视为一个承诺，“实习时患者的每一次感谢、每一次配合、每一次信任，都在构筑继续走下去的决心。这责任很沉，雾霾很厚，但还是愿意留在这里”。

法医首先是“医”。在金恺迪修过的86门课中，其实大部分是医学基础课程。众所周知，医学生的课业很艰涩，还有不乏像解剖课这样令人难以想象的课程。有一回，金恺迪帮学长的实验取材，在5小时内解剖了30只死后3至7天的大鼠，腐败的大鼠气味令人作呕，“学长自己没有防毒面具，只能用酒精喷在口罩上”，金恺迪一生都不想回忆那个味道，“臭得惊动了好几层楼”。正是在这样非常人所能坚持的环境中，金恺迪将体会到的作为医生的不易，逐渐内化为自己的坚忍精神。

法医强调“法”。金恺迪认为法医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所有的知识最后要从小处着眼投入实践，有了上课时照片和案件的真实推断和训练才能把专业知识运用起来。”在刑侦队实习的过程中，金恺迪目睹队里的老师白天讨论案件，饭后出警，夜里一直解剖到凌晨，这样的工作强度和密度给他很大的冲击，“尽管他们经常凌晨下班，但是缜密的解剖和专业性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非常敬佩他们。”

金恺迪已经过了对所有不公和错误都悲愤万分的年纪，现在的他更相信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事实真伪，只是人要求一个心安。“如果说诉讼律师是程序正义的监视者，我们大概只是死者和伤害的还原者，做评价和判决的不是我们。”金恺迪认真地说道，“每一个卷宗、每一张照片、每一份口供，也许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的人有些已经没法开口了，如果有需要，我们帮他们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