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土地”提示西方回到生活世界

　　中医药从业人员:我喜欢西方哲学，尤其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看的是徐梵澄老先生的译本。我想问尼采所说的“战士们对土地守忠诚”中土地是什么含义?

　　吴晓明：对尼采的解释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最初在哲学界他不被理解，主要为文学界所关注。后来海德格尔对尼采做了非常重要的解释，不仅写了论文《尼采的话“上帝死了”》，而且专门写了两卷本的《尼采》。按照海德格尔的阐释，尼采说“上帝死了”并不意味着一般的无神论，而是指西方形而上学所建立起来的超感性世界腐烂了、坍塌了，不再具有约束力了，它标志着西方虚无主义时代的来临。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对“土地”的领会就非常重要。西方形而上学把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分割开来并对立起来，结果是一双脚被拖离出土地，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进入到“无家可归”的状态。在尼采这里，既然超感性世界已经失效了，人们拯救自身的方式就必须通过对土地的领会来重建。

　　所以海德格尔开始使用“大地”这个术语来解释真理的原初发生，特别用以阐明艺术作品。然而，实际上没有办法用传统哲学范畴论的方式来规定“土地”或“大地”。以前哲学上的基本路向是范畴论性质的，而海德格尔试图对整个形而上学进行批判，不仅要求破除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离和对立，而且要求破除范畴论性质的哲学定向。所以他的“大地”既不是概念，也不是范畴，而是一种生存论性质的提示性表述，这在尼采关于“土地”的说法当中已经表现出来，后来又被海德格尔引申发挥，作为他阐述非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立场。海德格尔的说法大略为：大地是诸存在者存在的集中之处。

　　精神力量如何控制物质力量是对哲学的挑战

　　上海经贸大学学生：在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时候，心灵世界的宁静和哲学面临哪些挑战?

　　吴晓明：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的经济发展最近三十多年来确实可谓惊心动魄，英国首相到华访问时说，其发展成就甚至远超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力度，对此我们的社会科学似乎还没有能够在理论上做出根本性的解释。我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已经非常临近现代性的边缘，其自然的限度和社会生活的限度已经非常明确地显示在我们面前，以至于中国道路实际上正在形成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GDP总量很可能居于世界第一。但从哲学上来考虑，我们不仅需要考虑物质财富的增长及其积累方式，还要考虑另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的精神和思想如何使如此巨大的物质力量成为可控和可支配的?否则的话，物质力量如果以一种无法控制的脱缰方式爆发出来，那一定是崩溃性的和可怕的。不仅如此，中国的精神领域跟西方相当不同，西方有救赎宗教。所以托克维尔考察完美国后，说美国的法律赋于每一个人以自由，但其宗教却使得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我们必须思索的是：在一个没有救赎宗教的国家，面对如此庞大的物质力量，精神领域面临怎样的建设任务，这是需要认真对待、需要花大力气去研究的。

　　对“民主”一词需要“澄清前提划定界限”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老师刚刚提到“澄清前提划定界限”，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如何澄清前提呢?

　　吴晓明：我们可以一般地来讨论这个问题。任何一个特定领域都会碰到自身特有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对特定的问题都有其特定的应答;这些问题和应答产生出来，我们需要把握的是它们的前提条件和运用限度。

　　比如说中国人由衷地喜欢“民主”这个词，这无疑是重要的且有深刻的道理。但我们同时需要考虑不同的前提条件，它在西方是如何可能的，在非西方国家又如何成为可能。其实我们在非基督教国家几乎看不到一个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成功的范例。黑格尔说得很清楚，现代世界是基督教的世俗化。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当中也讲得很明确，民主制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是因为基督教世界完成了原子式的个人，并形成了与这样的个人相适应的市民社会等等。但是，民主对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前提条件是怎样的?这只有通过深入于社会现实的思想才能去把握。伴随着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西方人成为原子式的个人。但是，我认为中国社会却根本不是原子式个人的集合。在我们讨论此类问题的时候，必须始终使这样的前提同我们照面。如果只是照搬习得的原理，那一定是外部反思，结果一定和当年拿破仑想把法国制度强加给西班牙是一样的。

　　重要的是掌握哲学的方法来回应时代之急

　　站着的市民：哲学有无数的流派，在目前的时代，哪些哲学可能更能呼应我们这个时代之急?

　　吴晓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思想以及思想方法，体现在不同的哲学流派中。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巨大，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多样的思想观点学说态度出现。现在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说在一种定型的范围当中发现并且找到某种现成的精神样式，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也很难说我们现在能够立即找到一种答案，将时代的任务完全指派给某一种哲学。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需要通过哲学的方法使思想能够被积极地开启出来。

　　就我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学说所提供的方法。马克思方法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并且能够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而马克思的方法所要求的正是通过批判的思想深入到社会现实当中。对于今天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来说，没有比深入地把握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更加重要的任务了。

　　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强大推动力，使得我们能够去实现深入阐述和揭示中国社会现实的这一任务。但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其他的、事实上是不同层面的哲学方法。我相信，哲学方法上的对话和综合对于思想来说是重要的，这会对中国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实习生谢怡华对本版整理亦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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