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的答案应是对自己的期许
退休编辑:我的问题据说也是一个“保安”常问的问题,我是谁?从哪儿来?去哪里?想听听张教授的答案。
张汝伦: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因为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哲学家要回答的都是这三个问题。康德认为哲学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四个问题:第一个是我应该认识什么,第二个是我应该做什么,第三个我们可以希望什么,第四个则是将三个问题归结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也就是你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牵涉到知识,也就是西方的认识论、知识论。第二个问题牵涉到道德哲学。第三个问题最重要,一般人认为解答前两个问题就可以了。但康德要讲第三个问题。复旦的学生回答得非常好,超出我的预期。有同学回答说,这代表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愿景,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期许。“我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下定义,而是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希望成为部级干部、上富豪榜,还是希望做一个高尚的人,这才决定了我们是谁。世界上别的东西都可以假,唯独这个东西假不了。所以要回答我是谁,要先回答一下我希望什么。
一位女生回答得很好,她说很多人说自己的希望是得到高薪、得到名车,这是错的,这是将希望和希望的对象混淆了,希望是一种含有理想的愿景,含有人对自己的期许。所以,我宁可把“人是什么”看作一个目标。我非常欣赏法国哲学家萨特,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却拒绝领取,说自己拒绝一切官方奖励。他说人和裁纸刀不一样,人可以改变自己,裁纸刀不能改变自己。所以人是什么?人就是可能性。
至于我们从哪里来,这取决于从宇宙学还是人类学的角度去看。而我们到哪里去,这与我刚才讲的对自己的期许和远景是有关的,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哲学家首先是对哲学和真理的忠诚
上外研究生:我有个问题很困惑,中国古人讲究知行合一,诸子和理学家都非常讲究个人的修为,而西方很多伟大哲学家,如尼采、叔本华等,却有很多道德缺陷。那么他们思想和为人是怎么样的关系?
张汝伦:知和行,对于古人来说指的也是大知和大行。《论语》上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指的是个人私德上允许有瑕疵。借用孔子学生子贡的话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很多人攻击萨特男女关系上一塌糊涂,令我想起这句话。因为孔子最讨厌是一个人私德无可指责,却对人类的困境袖手旁观。
那什么是大呢?对于哲学家来说,当然首先是对哲学的忠诚,第二是对真理的忠诚。这些人在这两方面做到了吗?我想基本上都做到了。不然他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哲学家也是人,也面临着现实生活当中无数的诱惑,他们没有太多的免疫力。尼采二十几岁当正教授,因为觉得不适合大学体制,三十几岁就辞职了,他后悔不后悔?后悔,他的书信、日记里面都有记载。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尼采。中国古人讲知行合一没有错,但首先指的是一个人在根本性的问题上不能走错路。
另外,儒家对个人其实还是很宽容的。孔子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个人到了五十岁看《周易》以后可以不犯大错误,但是一个人的错误还是不断的。“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有错不改才是问题。他也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作为一个社会名流,一旦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马上都知道了,为此他认为自己很幸运。这种高风亮节我们是赶不上的。
哲学家的确不是圣人。以前大家以为维特根斯坦是圣人,后来有人发现他是同性恋,而且是对男孩子的性侵犯。有人说偶像倒了,但他作为哲学家仍然无可挑剔。
中学教育要播下理想主义种子
进华中学教师:哲学的非功利性,如何转化到我们教育实践中?
张汝伦:我也当过中学老师,我认为,哲学对教师来说太重要了。哲学能够让我们的教师跳脱事务性的观点来看问题。用训练考试机器的方式去训练学生,会把学生毁了。我们有些天才的学生,到国外以后搞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没有理想主义。我们现在教育学生,好好念书只是为了去外国,不是说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利用自己的才干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痕迹。
所以我认为,第一,哲学家应该是很天真的人,天真就是理想主义,有时候不切实际,和社会格格不入。老师也要有一点理想主义,让学生知道,我们每个人除了做自己,除了做父母的儿女,也要做人类当中有用的成员,要回报人类。中学老师不一定要跟学生讲很多哲学问题,但要给学生留下理想主义的影响。第二,我们的教学也应该突破目前这样一种机械的方式,自然而然会有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我非常期待的。中国人脑袋是不笨的,让我感到遗憾的只是我们的年轻人没有抱负。
中国哲学的气度与态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生:您认为黑格尔传入120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和理解,而中国在轴心时代文明程度已经很高了,这种情况下如何让西方哲学很好地融合中国的文化?
张汝伦:非常好的问题。我现在既教授西方哲学,也教授中国哲学,希望能够帮助学生在今后挑起社会大梁的时候走得更远。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外在,而是内在的问题,需要看接受者本身的态度。
第一,要有审美的态度。西方哲学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如果不占有它,我枉为人一次。我们不能光认为钱才是好东西,这是钱买不来的智慧。
第二,要有卓绝的意志。因为西方思想比我们的更为丰富多彩,所以必须要有恒心才能掌握它,比如我读懂《精神现象学》用了20年。而且它本身不能吃不能穿,就是要求你青灯黄卷地看。
第三,真正深入系统学习的精神。我们现在对西方文明的理解相当浮浅。现在我们样样往西方看,但都只停留在表面。如果在这方面做得好一点,就能对中国文化完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转身和重生。
1980年代我在德国访学时,最让我震撼的就是一位老太太,拄着双拐来到学校听课,她不是为了评职称拿学位,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当时我们中国还很落后,我以为,我们和德国的物质差距20年就可以解决了,但这样的精神差距没有一百年恐怕解决不了。不过我现在班上也已经有一些社会人士了,他们特地从单位里面请假跑来听课,而且一次课都不缺。其实他们听这个课很困难,但是他们让我看到社会的希望,表明人的素质上去了。钱穆先生的回忆录里说到他在北大当老师时,教室里面挤满了人,很多是教师的太太来听钱穆的课。现在不可能。但是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大学里也会有很多社会人士来听课,劲头比学生更大,如此,离你提到的目标的实现就不远了。
实习生谢怡华对本版整理亦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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