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丘路50号原先是文汇报印刷厂的入口，后来建新楼，又变成了文汇大厦的正门。我的有关虎丘路50号的记忆，与文汇报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没有关系，只是因为少年时节曾经在那里生活过，脑海才会时常跳出一些朦胧的片段。

从安徽刚到上海的时候，和父母住在虎丘路的文汇报宿舍，或者是招待所，旧租界的老式大楼，和文汇报紧挨着，不是虎丘路48号就是52号，两幢楼之间的距离很近，伸出手就可以碰到对面窗台的感觉。我们住在四楼，因为楼和楼之间太拥挤，几乎终日看不到阳光，但是窗户对面就是文汇报食堂的一个角落，正巧那个角落里放着电视机，趴在家里的窗台上就可以看到对面的电视，听不真切，画面却能看得很清晰。那时候黑白电视机都是稀罕货，文汇食堂里却有一台彩色的，节目不是很多，主要放些　《新闻简报》　和电影，记得有放过　《闪闪的红星》。

当时父亲去奉贤的一个五七干校，母亲在南市的豫园中学教书，大概是怕汽车太拥挤，或许是嫌倒车转车耗时太多，她很多时间都是走着去上班。母亲又是个有点循规蹈矩的人，无论刮风下雨都不愿意迟到，她总是上班很早，下班很晚，我醒之前就出门，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到家，妹妹当时还在安徽老家跟着奶奶住，所以严格地说，那段时间是我一个人独自生活。虽然是一个人，却并没觉着很艰难，一日三餐，洗澡看病全都在文汇报社里搞定了。我几乎把报社当成家，即便后来搬到南市以后，这种感觉也没有马上消散，一有机会我还是往报社里跑，直到有一天，新来的门房把我拦住，问我要找谁，那时我才意识到，这里只是父亲上班的地方。

住的大楼虽然很暗，却有电梯，那种两道铁栅栏为门的电梯，哗啦啦地拉上铁栅栏，再扳操作杆就可以了，站在电梯里，可以看到外面一层层地上下。这种电梯现在大概只有在早期的电影里还能看到。电梯使用有时间段，还有专门的人操作，开电梯的是我们邻居。忘了大楼的其他楼层是干什么用的，肯定不全是住家，住家在四楼。下电梯右手边两扇高大的双扇门里面是我们住的地方，就我们一家，左手边没有门，里边也大很多，住了好几家人，不是报社职工家属，好像是什么外贸公司的。住的地方没有厨房，不过我们也不需要，反正不开伙，我的早中饭都自己在报社食堂里吃，下午放学后先从食堂里拎两瓶开水，晚饭时再去食堂把饭打回家，等母亲回来一起吃。要是凉了，煤油炉热热就行。我们家也没有餐具，用的全是印了文汇报字样的搪瓷碗。

当时身上还带有农村孩子的野性，但毕竟人生地不熟，有种虎落平阳的感觉，所以活动范围很有限，朝南跑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看二分钱一本的连环画，向北跑到苏州河边，趴在围栏上看人在乌黑的河水里用小网兜抓鱼虫。上学的四川中路小学其实也在虎丘路上，就在马路对面，红色的几层砖房，没有操场，学校隔壁是一片很大的弄堂，横横竖竖的很复杂，弄堂的入口在住的大楼对面，另一个出口开在四川中路上。学生早晨做广播体操就在弄堂里。学校开会好像借过虎丘路头上的外贸会场。那时候的政治气氛很浓，小学生屁事不懂也要读报学文件，而文汇报又是最为流行的报纸，我会找机会偷拿报纸到学校。其实机会也不多，虽然天天进印刷厂，但是不敢乱跑，不知道成品的报纸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报纸一般会在很早的时候通过传送带传到外面马路的人行道上，然后有邮政车来取，报纸一捆一捆的扎得很结实，很难从中抽出一张。只有在报纸没捆紧并且邮政车又来得晚的时候，才有机会顺几张，揣在怀里往对面的学校里跑。

那时候文汇报有两个门，圆明园路进去是编辑部，还有医务室，面朝外滩黄浦江，整洁明亮。虎丘路进去是印刷厂，黑暗油腻。不仅是两个入口，感觉还不是同一幢楼，因为不是每个楼层都能相通，四楼中间有个通道，可以把两个区域连起来，大概是因为食堂在四楼，位于在印刷厂这一边。圆明园路入口的地方也有个电梯，但是我几乎不用，曾经坐过两次，可能是下错了楼层，都迷了路，只好顺着楼梯走到底层，然后再走上去到食堂。我去食堂一般都走虎丘路，因为近很多。但是虎丘路晚上经常关门，那就得绕个圈子从圆明园路进，所以开水我一般都是放了学就打好，免得负重多走路。有一天穿着人生第一双猪皮皮鞋打开水，拎着两个热水瓶从这边四楼爬上爬下，又从那边四楼爬下爬上，到家门口时，突然在楼梯上绊了一跤，碎了一个热水瓶，热水透过竹壳的缝隙全撒在左脚上，当时只是感觉一热，没觉着很疼，回到家看看，只是红了一片，也就没在意，把鞋带扎扎紧就去看连环画了。大概还没走到南京路，脚就开始疼得厉害，回来的时候就一瘸一拐了。隔壁阿婆看到后一检查，赫然一个大水泡，阿婆有点大惊小怪，一边哎哟哎哟地惊叹，一边说：这样怎么行，我去报社帮你叫人，颠颠地去了。很快杨医生带着助手过来，用烧过的小剪子挑开水泡，再浇双氧水消毒。后来学化学，只要提到过氧化氢，双氧水，我眼前立刻会出现那次脚上烫伤处突突突冒白泡的情景。接下来的好多天，每天要到报社医务室换药，烫伤很快痊愈了，也没留下任何疤痕。

从虎丘路入口进报社，除了路近，还另有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在油腻的楼梯上，常会散落一些铅字，小小的方长条，一个字一小条。可能工人排字的时候不小心遗落在那里的，也可能是磨损后淘汰掉的。上下楼梯的时候我总是盯着楼梯看，有时候也会特意去溜一圈，试试运气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坚持不懈，最后竟然收集了小小的一盒，更神奇的是竟然收集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字号有点不一样，把那三个小铅条用橡皮筋绑在一起，可以书上作业本上到处按自己的名字。当时的考卷都是刻在蜡纸上然后油印，在这种油印的考试纸上按上铅印的名字　(用墨水，字有点糊)，在当时不是一般的炫酷。有时也把捡来的字送给同学，没有找到他们的全名，多是名字中的一个字，或者是他们自己喜欢的字，就凭着这铅字，也拉拢好几个同学陪着一起玩。

大概父亲去五七干校前有过托付，也大概是别人看我一个乡下孩子不容易，所以报社的人对我都不错。父亲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当时给我起了个绰号“黑蛋”，慢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最常待的地方是食堂，吃饭，打开水，看电视，都在食堂里。所以和食堂里的人搞得一团热。当时负责食堂的是罗师傅，我就罗伯伯长罗伯伯短的叫，很是会察言观色，比成年后机灵多了。机灵的好处就是能得到一些特别的照顾，比如说夏天喝酸梅汤就会比报社的职工有保障，因为罗师傅在酸梅汤被喝完之前，总是会给我留一保温杯。还比如会预先知道中午吃什么菜，如果有自己喜欢吃的，就提早点去排队。

回想当时文汇食堂的情景，突然觉着有件事情无解，当时什么都是定量供应，柴米油盐布，鸡鱼肉蛋奶，但是报社的伙食还真是不错，毛泽东生日那天还加餐，发的是特别的加餐饭菜票，印象中是印在粉红纸上的，我记不清楚了那个饭菜票是不是要自己花钱，能记住的是那天好吃的东西真的很多。报社里有那么多吃的，肉票鱼票是从哪里来的？

午饭的时候食堂里人最多，菜的品种也多，我平时都是一荤一素，偶尔也会两个荤。有一次先叫了个咸菜黄鱼汤，这种地道的宁波风味完全不符合我的淮北胃口，趁人不注意悄悄地倒掉，又买了个肉，换张不同的桌子挤在大人中间，不知道是哪个细心的人发现到后开玩笑说：哎哟，黑蛋有点资产阶级哦，两个荤菜，比我们上班的吃得都好，旁边的人于是也跟着添油加醋开玩笑。那次大概是觉着倒掉一份咸菜黄鱼有点罪恶感，所以对玩笑特别敏感，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赌气只吃青菜，结果又被别人发现不同，还是被拿来开玩笑，搞得我吃也不好，不吃也不好。

和中午比，早晚饭吃饭的人没有那么多，选择也没那么多，我的早餐总是千篇一律，两个肉包，一碗稀饭，一碟酱菜。罗师傅也让我试过别的，比如薄荷糕，松糕，麻球什么的，试过后，我还是觉着肉包过瘾，就这样，这个早餐组合吃了整整一年。十几年后我大学毕业，有次去北京，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借住一晚，巧得好，那时打点北办总务的正是罗师傅，晚上负责烧饭的北京大妈问，晚上想吃点什么，面条还是炒疙瘩？　罗师傅在旁边说：两个肉包，一碗稀饭。我听到后，眼睛不由得一热。

文/郑海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