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泽尔伯曼教授承认，中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要破解这些难题，需要不断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确保环境得到妥善保护。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发展以生物能源为基础的可再生能源，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平衡;二是加强教育，以更好的“人力资本”替代“有形资本”，实现科学技术的进步。

　　

　　初见大卫·泽尔伯曼时，他伫立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8楼的窗台边，用手机拍摄夕阳下的校园。夕阳下，校园镀上了一层金色，“多美啊，不是么?”没有客套的寒暄，没有礼节性的问候，他用一句颇为诗意的问句开场。

　　

　　但是，大卫·泽尔伯曼不是诗人。他此番来沪是参加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环境挑战”国际研讨会。在会上，他介绍了自己在“可持续发展经济”领域中的研究心得。

　　

　　大卫教授从教已经30余年。他早年毕业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获经济和统计学士学位。随后，留学美国，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至1999年，出任该校经济学系主任。如今，他被聘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系罗宾逊讲席教授，其研究专长集中在农业与环境政策、市场管理、风险研究、创新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多个领域。30余年研究生涯，大卫·泽尔伯曼发表了250多篇专业论文，并出版了16部学术专著。此外，他还是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农业部、环境保护署的特聘顾问。

　　

　　大卫教授曾多次来中国访问，曾先后游历过北京、上海、西安等多个城市。“我喜欢中国，因为这里的人们，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能从他们脸上看到对未来的憧憬。”但他也承认，中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要破解这些难题，需要不断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确保环境得到妥善保护。而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发展以生物能源为基础的可再生能源，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平衡;二是加强教育，以更好的“人力资本”替代“有形资本”，实现科学技术的进步。

　　

　　美国的“资源战争”在于抢夺智力、知识资源

　　

　　文汇报：“可持续发展”既是一个环境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您如何理解和看待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泽尔伯曼：在我看来，“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因为从本意来说，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术语：“可持续”意味着稳定、停留在原地，而“发展”意味着向前进步。这看似一组悖论，但其实并非如此。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经济的进步，但同时需要环境的稳定，以保留住那些真正对我们珍贵的东西：干净的水源、清洁的空气等等。这要求我们不能以牺牲一切的代价去发展，而应该追求一种平衡的状态。我们可以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要确保环境得到妥善保护，从而实现公平和高质量的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这种观点。因为这与经济学家的追求相契合，既要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又要保护环境;既要增加粮食产量，又要给穷人更多尊严，因此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就是实现这种“平衡”的最大化。现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是环境保护：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我相信，在未来若干年来，风能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将逐步替代传统能源。

　　

　　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人力资本”，它不同于“实物资本”或“有形资本”，“人力资本”的根本是知识。这是经济学中最珍贵的一项资本，它们是学习科学后的产物，让每个人有所心得。总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状态;二是强调人们通过“人力资本”替代“有形资本”，实现科学技术的进步。

　　

　　文汇报：在您的演讲中，反复提到“生物经济学”的概念，究竟什么是生物经济学?它的内涵和外延分别是什么?

　　

　　泽尔伯曼：“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中包含几大要素，其中一点就是生物经济学。第一，正如我之前所说，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第二，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它必须建立在一个高效利用的系统之上，以节省更多资源。

　　

　　例如，在灌溉时，滴灌技术要比直接浇灌更加高效。但是，生物经济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生物经济学是什么?它是建立在充分利用生物资源的基础上，并使用生物资源制造食物、能源，以及化学制品。从根本上说，生物经济学让农业不仅提供人类的日常饮食，也为人类提供燃料及化学产品。现在，大部分的化学产品都来自于石油，而未来，它们可以更多地通过生物原料来制造。文汇报：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但在现实中，如果环保成本过高，人们或许仍会选择耗能或者污染较大但却比较便宜的产品。例如，当清洁能源的价格过高时，人们就倾向于选择汽油等传统能源。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泽尔伯曼：这恰恰凸显出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现在，全球人口达到70亿，而150年前，那时的世界总人口只有10亿左右，人均占有的资源是现在的7倍以上。但为什么现代人的生活质量更高、生活品质更好?这离不开科学的昌明和进步，我们对于科学的认知，以及运用技术的能力大大增强。在19世纪，最大的科学发现是电力，而在21世纪，我认为是生物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我相信生物技术将是引领人们走向未来的“钥匙”。

　　

　　当然，现在你或许会觉得太阳能资源很昂贵，但我相信它将变得越来越便宜，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教育产业化来实现它。加州之所以发达，其根本在于该州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大学研发的技术可以实现技术转移，很多大学教授自己就拥有高科技产业公司。因此，加州的大学不仅拓展知识，更提供技术并逐步形成了产业，其产出资金迅速用于研发领域，研发成果迅速产业化，从而降低产品价格。随着技术进步，清洁能源产品的价格自然将下降。文汇报：有观点认为，资源争夺一直是人类几乎所有战争最为直接的动力。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以及一切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活动都是围绕着资源争夺、占有、利用和管理、经营展开的。这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将这种观点归纳为“资源战争”。您如何看待资源对于经济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经济是否将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

　　

　　泽尔伯曼：很多国家都会担忧能源问题，但就我而言，如果能实现知识的集聚，那么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率将大大提高。从近20年的历史看，财富、能源、权力、成功并不是直接来自于资源，而是来自于知识、科学和技术。

　　

　　举例而言，谷歌、脸书、苹果，它们都是美国很成功的企业。在亚洲，联想、三星也在技术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它们的成功都不是建立在资源垄断上，而是构建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当然，知识需要形成一个体系：大学等科研机构生产知识，企业则将其发展成技术，并形成产业化。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础。

　　

　　我们也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当今世界，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种资源，远甚于煤炭、石油等矿物能源。我承认，美国现在也在进行“资源战争”，但其所争夺的对象已不再是一个世纪前的自然资源，而是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将最终决定谁能在市场上占据优势。

　　

　　文汇报：对于日趋严重的环境挑战，很多人将其归咎为经济问题，认为是人类的经济需求导致了环境的恶化，可以通过经济杠杆对其进行调节;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哲学、道德层面的问题，需要更多地通过教育来转化。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泽尔伯曼：我们首先应弄清，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并不认为这源于人类的道德败坏。我认为，人的根本需求是生存，他们有时并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将招致何种后果，所以有些人在制造污染，而另一部分人在默默承受。举例而言，在世界很多地方，人们并不清楚无节制地开采地下水将导致地面下沉。

　　

　　一个好的政府应该不断加强对人民的环境教育。人性存在着弱点，他们或饕餮，或贪婪，或贪财，因此政府需要及时了解在什么时候应该提醒公众，他们已消耗太多，污染太多、生产太多。同时，政府也应该通过经济杠杆来治理环境。举例而言，他们可以对温室气体排放征收重税，或者对于大气污染开出重磅罚单。

　　

　　另外，当人们经济水平提高后，他们也会更关注环境质量。因此，发达国家的国民的环保意识往往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将成为改善环境的根本之道。

　　

　　应对粮食危机离不开新技术的广泛运用

　　

　　文汇报：您能否介绍一下在美国转基因食品的现状?以及美国政府对转基因食品持何种态度?

　　

　　泽尔伯曼：我不是政府官员，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表态，但我会从一名学者的角度来解释转基因食品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它让我们了解人类自身，了解生物学的原理和运作方式。根据基因的排序及其规律，我们只需对既有生物进行非常细小的改变，就能极大丰富生物的种类或者产量。举例而言，假设一个苹果有30000对基因，转基因技术只需改变其中有问题的一两对基因，而其余都保持不变。以前，我们培育物种时，并不清楚这种物种会成什么样子;而现在，我们可以将一个物种好的基因移植到另一个物种上，从而培育出更好的物种。这犹如小巧精致的电子计算机取代陈旧笨重的大型机器一样，它能更精确地作用于植物种子，它从源头上避免了各种负面影响，所以我认为，从科学的原理来解释，你应打消对转基因作物的疑虑。

　　

　　既然你提到了美国政府的态度，我想引述一组数字：全美70%的大豆、40%的玉米，以及近乎100%的木瓜都采用了转基因技术。如果这项技术不安全，或存在种种隐忧，美国政府会让自己的国民冒这样的风险吗?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法国、英格兰和欧盟委员会都承认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换言之，转基因食品与其他食品并无不同。

　　

　　文汇报：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转基因仍是一个敏感话题，欧盟对转基因技术持谨慎态度。您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

　　

　　泽尔伯曼：我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之所以欧盟对其持审慎态度，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转基因技术是由美国公司发明的，它取代了很多由传统方式培育的农作物，这使得很多与欧洲进行农产品交易的企业丢掉了订单。但对于很多欧洲农业企业而言，它们不愿意失去与美国做生意的机会，所以攻击转基因技术。

　　

　　第二，以前，很多欧洲传统农业企业没有认识到转基因作物的好处，出于自身利益宣扬转基因作物的不利影响。如今，它们希望种植转基因作物时，却不得不面对公众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担忧。其实，这是自食其果。再加上环保组织的推波助澜，造成了转基因作物在欧洲舆论中的不利地位。

　　

　　第三，最重要的是，大部分欧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粮食危机而是农产品过剩，它们不需要借助转基因技术增加产量，但它们并不顾及在非洲、南亚出现的粮食危机，这也导致它们对于引进转基因技术兴趣不高。

　　

　　文汇报：在关于转基因技术的讨论中，大多习惯于从生物技术角度讨论其对人体健康的利弊。作为一名农业经济学专家，您能否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该项技术的优点与不足?

　　

　　泽尔伯曼：我认为，转基因技术的好处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增加了农产品产量，从而降低了其价格;第二，它减少了农产品种植面积，以便腾出更多土地用于环保;第三，它降低了农药对人体健康的风险。

　　

　　文汇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到2050年，世界粮食产量须增加70%才能跟上人口的增长。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会使得世界绝大部分耕地变得更不易耕种。作为农业经济学家，您认为，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以应对这样的挑战?

　　

　　泽尔伯曼：我的建议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新技术。因为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期，我们需要迅速地找到方案，才能成功应对。

　　

　　其实，这是一个选择题：如果没有新技术的运用，世界将面临巨大的粮食危机，如果我们能合理地利用这项技术，我们将有望成功地应对这次危机。当然，我所说的新技术远不限于转基因技术，而是所有基于科学实证的生物技术。与其坐视不管，我的态度是人类应该放弃一些主观臆断和缺乏科学支撑的偏见，尝试新技术。

　　

　　更何况，现在的转基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打个比方，如果人们因为担心风险而放弃转基因技术，就像人们因为担心交通事故而放弃汽车。

　　

　　治理环境不仅不会拖累经济，还将带动就业

　　

　　文汇报：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课题是能源结构的调整，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从矿物质能源向生物能源的转型。您对这一转型有何建议?

　　

　　泽尔伯曼：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生物燃料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从农作物中提取生物燃料，例如通过甘蔗提取乙醚(酒精)，通过玉米提取燃油等等，但这种技术在中国并不常见，因为目前中国的农作物更多地是为了满足居民的饮食需要，要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是提高粮食单产，只有提高粮食单产，才有更多的农产品用于提炼生物燃料。我的建议是，如果现阶段，中国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尚存疑虑，那么不妨用它们来提取生物燃料。第二，从树木等木本植物中提取生物燃料，目前这项技术并不成熟，需要许多前期研究，但这并不是一项高不可攀的技术，预计10至15年内可以取得突破。

　　

　　在美国，生物能源在总能源中的比例并不太高，目前只有15%左右，但在巴西，40%的燃料来自甘蔗提取的酒精燃料。但我对中国的建议是，你们不必复制美国、巴西的模式。中国人富有智慧，我最出色的学生都来自中国;中国现在也很富有，拥有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综合这两个条件，我认为，中国不必耗费大量土地种植生物能源作物，而应该将重心用在生物能源技术上。一旦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后，中国可以从南美、东南亚国家进口农作物原材料，然后从中提取能源。

　　

　　文汇报：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称，中国的页岩气储量多于美国，为世界之最。有观点认为，页岩气将是解决中国碳排放问题的灵丹妙药吗，您怎样看待这种观点?

　　

　　泽尔伯曼：我认为，中国最终将依靠页岩气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城市中的空气污染难题，但是这或许会旷日持久。此外，从现实角度看，中国已经建设了太多火力发电厂，其使用的主要燃料是煤炭，而燃煤是导致碳排放的主要原因。

　　

　　我相信，页岩气将取代煤炭，成为中国的主要燃料。但是，页岩气并非十全十美，在我看来，它有三大局限：第一，开采页岩气将耗费大量水;第二，尽管页岩气的碳排放量比煤炭少，但它仍将产生大量温室气体;第三，页岩气的开采成本太高，将提高中国的能源价格。因此，虽然页岩气是一种相对环保的能源，但要真正取代煤炭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汇报：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农业灌溉用水量占全国总用水量的90%。面对水资源紧缺问题，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提高水价来减少使用，节约用水。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泽尔伯曼：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我有两点建议：第一，适当提高水价。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水价低廉，从而不会倒逼农民进行技术改造来节约用水;第二，对农业灌溉技术进行技术升级，采用更精细化的滴灌技术取代粗放型灌溉，减少水资源的无效利用与浪费。

　　

　　文汇报：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治理环境往往意味着要牺牲一定的发展速度，这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下降、失业人口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也是很多欧美国家曾经经历过的阶段。您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是否是一道单选题?这其中是否存在某种状态，以最小的经济速度放缓的代价，换取环境的改观?

　　

　　泽尔伯曼：我并不完全同意以上论断。首先，治理环境不仅不会拖累经济，还将带动就业;其次，上述问题只是发展中的阵痛，如果环境得不到根本治理，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也将付诸东流。

　　

　　谈到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我的观点是：从一开始，中国就应制定兼顾经济与环境的方针政策，并且在政策执行中体现精确、细化的特点。所幸的是，中国目前的科学发展观已经考虑到了这两方面问题。

　　

　　除了科学合理的经济、环保政策外，中国还应该大力发展环境科学和技术。众所周知，好的环境政策是建立在发达的环境科学和技术之上的。只有实现科学的决策机制、高科技的环保手段，中国就能以较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生产效益。文汇报：作为经济学家，您长期关注环境、资源和经济之间的联系。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例高达10%。据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测算，2004年至2010年这6年间，基于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损失从5118.2亿元提高到9701.1亿元。在您看来，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危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大气、水体、土壤三种污染中，哪一种对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最大?

　　

　　泽尔伯曼：毫无疑问，空气污染的负面效应最大，第二是水污染，第三是土壤污染。我曾多次前往中国华北地区，那里的空气污染形势相当严峻，而其产生原因是能源结构中煤炭比例过高，这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等一系列问题，从而直接影响人体健康。

　　

　　空气环境污染也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影响人体健康，提高了社会的医疗成本;第二，降低了生产率，从而导致经济缺乏活力;第三，提高了清洗成本，人们需要耗费大量水、电资源对其进行清洗。

　　

　　文汇报记者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