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经常互相交流研究沈从文的资料，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先生每当有关于沈从文的译著出版时，总会寄赠一本给我，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本《沈从文传》的原著。这原著是他在1993年7月4日签名赠送给我的，除扉页上有分别用中英文写的两个题词外，还另有两封来信说明这本书的来历：
在1993年7月3日的信中他说：“最近我升了正教授，校方退还给我一本Odyssey of Shen Congwen，现寄给你。这英文本有“权威性”；虽然中文本译得非常好，可惜出版时被删掉了太多的文字。”
他在1993年9月4日的信中又说：“我寄给你的英文本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收到了吧？我发现你的英语不错，你会看原文，我应该早就把它寄给你。幸好，我向本校申请升职时给上司看的那本样书退还给我，我不必再向出版社去要一本，就把它寄给你了——大概在一个月前，我已给你寄去。”
这本原著1987年在美国出版，1990年被译成中文，先后在中国海峡两岸出版了五个版本。这五个译本中，我拥有四个，而且其中两个是原著者赠送的。他对译本持肯定态度，认为“译得非常好”；但又总觉得“原文与翻译不能不有一些出入”，因而“还是英文本最有权威性”。所以他在译文出版后，曾经问我：“你会不会看原文，要不要我寄一本给你？”第二年，他发现我“英语不错”（其实我全靠查字典），便又寄了这本原著给我。
我收到原著后，经过对比，发现它的确比译本更具有权威性。比如，原著第三章的注释35（见原著第317页）引述沈从文的话，说吴宓大约在1932-1933年曾担任过天津《大公报》的文学编辑。但在该书第一个中文版本中，这句话却被译成了“吴宓大概从1934年1月1日起任天津《大公报·文艺》编辑”。事实上，《大公报·文艺》是沈从文编辑的，吴宓所编的是《大公报·文学副刊》，《沈从文传》的第一个译本没分清，便张冠李戴了。又比如，原著中有个附录《沈从文著作年表》，它著录了沈从文在解放前分散发表在各地报刊上的作品七百多篇，是一个当时很有用的学术资料，但最初出版的中译本，把其中每篇作品的“发表日期”都错成了“写作日期”，这就造成了很大混乱，读者使用这个《著作年表》必须对照原著逐一加以订正。
原书著者现在是美国圣约翰大学的终身教授，这本书是他当年得以升任教授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对他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但是他却把这本样书送给了我。因此，我对这本书格外珍惜，一直把它当作中美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一个纪念物，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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