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右一）与何西来（左一）、邵燕祥先生合影（2012）

近日为疾病所缠，刚从医院归来，忽接京中老友来电告知，何文轩（西来）兄前日已染重病亡故。顷刻间，我接电话的手不由有些颤抖，眼中含泪，心中憋闷不已。虽然，去年春节期间我曾打电话去他家问候拜年，六七月中，我所写一篇关于《钟山》与京中评论家何西来等人的友好合作的忆旧文字，电传给他时，他曾阅后推荐给《南方文坛》刊发。其后，陆续得知他身患重病，作为远方的朋友，我也只好暗中为他祝福，并时在念中。

谁料想，西来兄竟这么快就抛下家人和老友，阖然长逝，驾鹤西去了。想起“文革”中的患难之交，念及“文革”后我俩在文学评论工作中的友情合作，我禁不住长叹一声：悲夫，大何！

随着一声悲痛的叹息，我不由得忆起我与大何长达四五十年的友情交往。虽然，我一向不大赞成和平年代里轻率地用“战友”一词来指认朋友，虽然近几年来，“同志”一词也不大时兴了，但我如今来写这篇忆旧文字时，对大何我只能用“战友”与“同志”来表述我俩的交往，方能准确贴切地表达出我俩兄弟加文友般的友情。

倘若可以借助某名人所言“文革”是一场“全面内战”的话，那么，称我与大何是“文革内战”中的战友，便无多大差谬。记得，在1966年五六月间的学部大院内，正面临着大字报海洋、大批判战场的临战状态，几近“战火纷飞”的境况，并逐步形成两派群众组织尖锐对立，气氛十分紧张。大约于1967年底，大何与我所在的群众组织终因反对吴某、林某二人，怀疑王、关、戚，而被打成反动组织。随后，有人被毒打批斗，有人被抄家点名，而大何作为头头，先是在全所辩论会上舌战群儒应对裕如，赢得了我等青年学子的信任；继而在批斗会上，他也能沉着应对，从不乱咬互揭，推卸责任以求自保，充分显示出他颇有遇事不慌、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其后，王关戚倒台，我派翻身掌权，对对立派组织开展清查“516”反动组织，大何与被称为摇羽毛扇的许公等人也保持清醒头脑，从不乱打乱杀，借机报复。因而，文学所在“文革”十年内乱中，始终没有屈打成招、武斗致死的现象。虽然，在文学所造反组织的纷乱格局中，大何常因掌握政策的稳妥，而被一些激进者视为“鸡头”（右倾机会主义）和“老别”（别有用心），而在我心中，却始终十分钦佩大何为人的正派与睿智，他的人格力量当然也赢得了文学所众人的认可。

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大何评说天下大势，预测国内政局变动，其敏感性与准确率，令我等学子十分感佩惊奇。据说1976年10月6日前，大何回临潼老家探亲时，曾预测等他探亲归来之日，必是“四人帮”垮台之时。待到10月中旬，他探亲归来，果如他所言，“四人帮”已被关押审查了。这不能不让我等青年书生叹服不已。

1974年年底，我因家庭原因调回江苏省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我与大何的战友情谊非但没有冲淡降温，反而升格为一种文友间文学事业上的友情合作。1976年“四人帮”垮台，文学所业务工作渐转入正常的范畴，大何作为人大文艺理论班才子和高材生，其文学才华和理论功底，又让他有了施展抱负和才能的大好时机。而我那时在南京参与《钟山》编辑工作，时常出差北京组稿，这就为我俩的友情合作，提供了极为良好的便利条件。

曾记得，作为省级地方刊物，《钟山》创办初期在首都文学界几乎毫无影响，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并不认可《钟山》，我作为《钟山》编辑赴京组稿，非但吃住在首都一些地下室内，更经常受到一些著名作家的冷遇，甚至常吃“闭门羹”，被拒之门外。在我组稿工作最困难最难堪之际，又是已任《文学评论》副主编并身兼著名评论家的大何带我去拜访李国文、邵燕祥等人，并帮我提高了刊物在京城文学界的影响和声誉。以后，每逢我赴京组稿，又大都是大何夫妇帮我安排住宿，并请我上劲松九区他家里，好好撮上一顿，胡乱吹上一通。

当然，更让我难忘的是，在他家里的书房里餐桌上，我们还共同商定了创办“作家之窗”专栏，以吸引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及文学评论界的目光，扩大《钟山》在首都及全国的影响，提升刊物的声誉。为此策划，他不仅亲自带领我拜访他所熟悉的作家，还亲自动笔为《钟山》“作家之窗”专栏撰写了关于李国文、王蒙等的作家论。这些作家论不仅扩大了《钟山》的影响，成为大学当代文学教学中的重要参考资料，也充分展示大何作为当代评论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大何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突出贡献。

作为战友与同志，我更忘不了“文革”风暴和新时期前后，或在学部大院，或在河南五七干校，或在会上，或在他家中，议论文学发展趋向，探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时，他那滔滔不绝知识渊博的演讲，或是亲切悦耳娓娓动听的倾诉。虽然，出身西北农村的大何，比出身江南农村的我，年龄只大一岁，但我一直不仅是把他当作兄长，也当作师友相待的。我返回南京工作，他在北京上班，我俩的联络从未中断，除了编务、写作之外，每当逢年过节，我们总也忘不了电话联系，互祝新年安好。2004年我俩退休之后，我赴承德旅游路过北京，他还帮我约见邵燕祥一家在新侨饭店欢愉聚餐，并摄制了两张聚会照片。回宁后，我一直将照片置于书柜醒目之处。未曾想，这竟是我与他的最后一张纪念照片了。

大何走了，却把作为战友、文友和同志的悲痛，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虽然，近几年来，岁月不饶人，我与昔日的一些战友与文友大都已年近七老八十，年迈体弱，疾病缠身，其中大我几岁的许公、栾兄前几年均已作古，但未曾料想，大我一岁一向健康的大何遽尔辞世，离我而去。呜乎大何，悲也大何！

得知大何病逝，我连夜翻阅他昔日赠我的文学专著和写给我的书信，还有他给《钟山》创刊二十年的亲笔题词，及参与《钟山》太湖笔会时他与我及与会作家的合影。往事历历在目，悲情委实难抑，眼中的泪珠几落笔下矣。

大何兄，你且一路走好！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定会在九泉之下再次相聚的。有许公、栾兄还有我和你相伴，你不会孤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