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

 

 

毛岸英

 

■曾自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1950年11月牺牲在朝鲜战场，年仅二十八岁。历史的尘封，使毛岸英的故事鲜为人知。

 

母亲晚年追忆父亲田家英时，多次提到“岸英”的名字。毛岸英在1946年从苏联回国至牺牲的近五年间，和我父亲既是师生，又是挚友。

 

母亲的回忆

 

母亲董边，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的那批热血青年中的一员。1941年和父亲田家英在延安相识相爱，走到一起。

 

母亲忘不了和毛岸英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她说：

 

1948年底，我从晋察冀回到西柏坡。我是1945年8月随大部队从延安北上，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工作的，这时已和家英分别了三年。

 

可巧，家英初任毛主席秘书，被主席派去东北考察了。

 

数天后，我参加了中央妇委为召开第一次全国妇代会的筹备工作，妇委在东柏坡。家英出差回来，兴冲冲地来东柏坡找我，他身边跟着个高个子的青年。没等我反应过来，这个青年给我深深鞠了一大躬，并大声说：“师娘好！”我为人腼腆，一下子臊了个大红脸。家英忙解释：这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在跟我学文化，故称你为“师娘”。我这才注意到，岸英是个热情爽朗的青年，高高的个子，脸晒得黝黑，脸上还带着顽皮的笑，很可爱。

 

后来我在西柏坡多次见过岸英，都是他和家英在一起。看得出，他们关系融洽，好到连上厕所都同去同往。

 

他俩都是1922年生，家英长岸英半岁，但显得比岸英成熟些。

 

岸英性情坦率、奔放，加之长期在苏联生活养成的习惯，更显得直白爽快。家英也是个性情直率、表里如一、有话藏不住的人。他和岸英成为挚友是很自然的。

 

进城后，岸英主动要求到工厂锻炼，不常回家。但只要回中南海，一定来静谷家英办公的小屋坐坐（静谷是中南海里的一个园子，离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仅二三百米——引者注）。两个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我在静谷不止一次见到岸英，他对人还是那么热情大方，开开朗朗，给人以感染力。

 

母亲对毛岸英的印象很深，但所知毕竟有限。

 

田家英怎么成为毛岸英老师的

 

我父亲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给毛岸英当上老师的？据曾彦修（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讲：

 

1946年初，毛岸英回国了，安排在中宣部做俄文翻译。那时田家英也在中宣部，帮胡乔木和陈伯达收集整理资料。中宣部在延安的杨家岭，岸英、家英、于光远、何均、陈真和我都住在一排窑洞，热血青年很快熟悉起来，成为朋友。

 

至于田家英给岸英当老师，我认为不会是毛泽东亲自点将，更不像有些人推理的，毛泽东曾听田家英在马列学院讲课，驻足窗外，因而对田有印象。田家英当时只是中宣部一名普通干部，和毛泽东没有相熟的关系。

 

事实应该是，毛泽东让陈伯达教毛岸英。陈已为毛做了多年秘书，并谙熟中国历史，是延安公认的威信最高的文化人。但了解陈伯达的人都知道，他的逻辑思维强，文笔好，就是手懒，既不用功，也不刻苦，靠聪明。他写东西离不开田家英、陈真、史敬棠、何均四个人给他收集资料、做长编，最后他重新梳理并撰写成书。

 

陈伯达的福建官话说得蹩脚，很难懂，正式场合他讲五分钟的话都困难。最主要的是，他素不爱管闲事，当任何部门领导，都是甩手掌柜，一心只在修书上。

 

陈伯达对田家英很了解。1941年起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就是田家英的领导。田传统文化功底好，十九岁在马列学院当教员，善于表达，且和岸英关系又好。陈伯达把毛泽东交代的这项任务交给田家英，是顺理成章的，也可以说是负责任的选择。

 

毛岸英去苏联近十年，对其父毛泽东何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一点儿不了解，对中国革命也不完全理解。帮助毛岸英是组织上很重视的一件事。转战陕北期间，组织特别交代昆仑支部的于光远、曾彦修、史敬棠等，若田家英不在时，大家都有义务帮助岸英了解情况，熟悉工作。

 

朱老总的秘书何均，是父亲的好友，与毛岸英相熟。他也和我说起过我父亲教毛岸英的往事：

 

田家英给毛岸英当老师，非常尽职。他将中国历史和语文糅合在一起，按历史时间进程循序渐进地讲授。田家英九岁失学，知识主要来自自学。背诵经典古诗文，是他认为很有成效的学习方法之一，他常年坚持，成为一生的乐事。他为岸英设置的课程中，自然包括背诵，选择一些古今名篇要岸英背，并严格检查。

 

一次，家英督促岸英背毛泽东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岸英背得不流畅，家英要求得一丝不苟。我见状替岸英开脱，说古文有韵律，好背，现代文不好背。家英没争辩，将这篇文章一口气背诵出来。他说，该背的东西就是要背，现代文也一样，学习非如此不可。

 

曾彦修也做过岸英的临时教员。1948年，毛岸英参加山东土改复查团，田家英特别嘱托史敬棠继续帮助毛岸英学习文史。田家英还把党内知识渊博的老前辈范文澜、叶蠖生介绍给毛岸英。

 

因此，回国短短几年，毛岸英进步很快。

 

一封书信记载了田家英对毛岸英的影响

 

1995年，史敬棠从“文革”被查封退回的书籍中，偶然发现夹在里面的毛岸英1948年给他的信。那年，因随康生到山东渤海区搞土改复查，毛岸英、于光远、吴剑迅、史敬棠四人在张家集小组，半年同吃同住，关系亲密。信是土改复查结束大家分手后写来的。信不长，但读来却令人回味。

 

敬棠同志：

 

到田家英处偶尔读了你写给他及彦修（即曾彦修——引者注）同志的信，颇有所感。

 

许多天前我曾经康公（即康生——引者注）处转你一信，不知收到了没有？

 

张家集党小组会上我对你的放肆的批评，今愿收回百分之八十。由于我对自己的认识错误，所以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别人；现在我对自己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你的认识也就随着改变了，出发点改变了。望你把我这一点反省当做衷诚之语，决不是那些专门为写信而写的门面话。

 

吴剑迅已到此地团校学习，你知道吗？我准备于数日内写信与他，我对他的批评也太过分了。

 

我现在原机关工作（即中宣部——引者注），与曾彦修、于光远诸同志在一起。准备在不声不响的工作中改过，能改到什么程度就改到什么程度，决不求那种可能的快，更不求什么“奇迹”。我愿意努力地真正学习一番，我的知识少得可怜！

 

田家英送了我一句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当把它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

 

过去我曾对你说我愿另名为“波别”，并要你给我写信时亦用此名，现在我对这一点也取消了，因为即在“跛鳖千里”这一句我曾决定把它当作自己座右铭的古话中，也潜伏了害我至深的毒素。

 

还有一点请你取消！记得你曾对我说，我的一大优点就是待人赤诚、纯洁、热忱等，事实证明我曾是一个不老实、不热忱待人的人，在这一方面田家英可替我多说几句话。

 

不是说客气话，我有许多地方应该向你学习，比如对工作忠实，采取老实态度，注意收集零碎材料等，请你在做教员这一点上，一本过去毫不吝啬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你现在的工作相当困难，但“困难”不正是你所渴望碰到的东西吗？所以你说“事与愿违”，恐怕还须加上一句“违而安知非福”？

 

我说这话是有所指己的，我想如果我不“失马”，一直“飞奔”，恐怕“永福”（即毛岸英的乳名——引者注）当成为“永祸”的讽刺语了。当然我的情形与你的大不相同。

 

坐在田家英屋里写信，已经够随便了，再加上这样松的内容，恐怕会使你觉得“不正经”，因而甚至会影响到你对我所写的“衷诚之语”要打好些折扣。折扣是一定要打的，因为无论如何这只是一张白纸上的黑字而已。

 

不过我在这无形的自然的随便之中却自然地告诉了你，我所想象中的你我关系。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在张家集时就已建立了。但后来被我的那一股骄气损坏了。我愿意随着这股骄气的消失，我们的“老”关系也恢复正常。你愿意吗？也许你认为我们间的关系并无甚大变动，那么我就更有所反省的了。

 

信已写得这么冗长。书不尽意，留到下次再写吧！凌云现在何处工作？望告。

 

谨祝你工作顺利，愉快，健康！

 

紧握你的手

 

岸英上

 

1948年7月24日

 

读毛岸英的信，让我很想知道，究竟因什么他对史敬棠提出了“放肆”而“过分”的批评，以至于“损害了友情”，他要做如此的忏悔和自责。

 

有幸的是，和毛岸英同去山东土改复查团的曾彦修，对信中讲述的“恢复同史敬棠的老关系”的原委，记忆犹新。

 

1947年3月，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康生，代表中央在晋绥分局指导土改工作，还带队到山西临县抓点。那一次，毛岸英也跟康生去了。

 

康生主持的晋西北土改，严重“左”偏。在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还用过激的方式逼打地主交出浮财，对中农也采取排斥政策。然而，这种过激的做法，却被视为土改工作经验，在《晋绥日报》多次报道并加上“按语”推广。

 

归国不久的毛岸英，对中国农村情况既新奇又陌生，以为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你死我活的、残酷的。对康生的做法，他反生几分钦佩，在给其父毛泽东的信中，称颂“康公真有办法”。

 

土改工作的偏差，引起中央的重视。1947年12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讲“土改反对‘左’的浪花”，是不点名地批评康生。1948年2月，中央相继发布了几个党内指示，部分地区很快进行土改复查工作。

 

1948年初，毛岸英参加了仍为康生带队的山东渤海区土改复查团，和曾彦修、史敬棠、于光远、吴剑迅同在张家集工作。这时的毛岸英，对土改的“左”倾错误有了认识，对康生这样的老资格，也不再一味地“崇拜”。

 

一次，华东局留守处负责人请土改复查团吃饭。饭桌上，华东局的杨帆反映乡村反动会道门活动猖獗，我们的伤病员在村里疗养，他们借此讲条件，不答应就把伤病员杀了。康生听到此，“啪”的一声拍案而起，瞪大眼睛吼道：“还有这样的事？老子开两个团去，把他们的村子平了！”在座的都对他的失态举止感到意外，但谁也没有搭腔。

 

回到张家集驻地，议论起白天的事，大家对康生的举止不以为然，但也只能心照不宣。

 

没有经过整风运动的毛岸英，顾虑自然少，加上他性格直率，只有他敢把看法说出来：“今天康公太缺乏政治家风度，派两个团轰平村子，乡亲们岂不要都跟着遭殃？作为中央领导，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可是史敬棠等不好对康妄加评议，在岸英面前，还要替康辩护，说那不过是康生的气话，压一压反动分子的嚣张。

 

张家集小组的同志，因对土改复查中仍然存在偏离政策的现象顾虑重重，不便坚持己见，故而毛岸英和同志们产生了分歧。毛岸英认为史敬棠、吴剑迅不能“坚持原则”，对“左”的做法持妥协态度，所以才有了他言辞激烈、不留情面地批评他人的事情发生。

 

曾彦修说：“这就是毛岸英信里讲的‘放肆的批评’的原委。”

 

（摘自曾自《父亲田家英与毛岸英鲜为人知的友情》，原文刊《纵横》杂志2015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