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亦师亦友的褚钰泉老师突然病逝，才七十二岁，正值一个文人最好的时光。他一直在为出版事业呕心沥血，在把自己创办的《文汇读书周报》拉扯大后被迫离开，忍辱负重;又在张秋林社长鼎力相助下开创《悦读》杂志的新天地，主编了四十四期，经手一千多万字的稿件，创出了一个文化名牌。在事业的巅峰期就身不由己撒手而去，还有多少未竟的事业在等着他，可他来不及做了。谁能想到，在人的寿命预期大大延长的现在，在我们周围七十来岁的大哥大姐们都享受快乐的退休生活的时候，褚老师却默默地一个人远行了呢!　对褚老师来说这就是英年早逝。错!　错!　错!

褚老师长我十五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我们读中学时有很多他这样的年轻老师，和学生们情同兄弟。所以我也自然尊重地称他老师，可他却是非常和蔼，非常平易近人，偶尔见面也像高中的小班主任那样亲切地待我们;每次写信都称我“冰宾兄”，令我无地自容，强烈要求他直呼姓名，但他一直那么文雅，坚持不改，所以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是亦师亦友。虽然我也有七十岁的兄姐，但我还是不敢称他兄，毕竟他还是培养了我的师长，所以那声“兄”也就一直埋在心底。

从1988年开始我给　《文汇读书周报》写稿，至今也快三十年了。弱冠之年我写了很多外国文学界名人的专访，几乎成了该报不在册的驻京专访记者。也因为有了这个令我愉快的事业，我出差到外地时也会自作主张去访问些名人，如广州的戴镏龄和厦门的杨仁敬等。那几年的访谈，其实也是我这个非重点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后拜访名师补课的绝好机会，毕竟在普通大学里能见到名师的机会少得可怜，更无缘被他们耳提面命，采访他们就是一箭双雕，“假公济私”了。在当时的工资水平下，每篇稿费差不多是我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对我的小家也是个很好的收入补充。我后来感叹，今生不会有比这再好的一份“工”了。这得益于《文汇读书周报》年轻编辑对我的信赖，当然也得益于主编褚老师的宽容和扶植。回过头去看，当年那些文章真成了那些文化老人鲜见的采访录，因为在大众文化圈里,这批名人是相对边缘化的，而采访他们还需要采访者本身也是出身外国文学领域的青年学者。我有幸成了这样的人选。我曾回忆说，在那个青春年代里，骑车采访听讲，回来写稿、邮寄、见报，然后拿着稿费单去邮局领稿费，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当褚老师开始主编《悦读》时，他想到了我的专业是劳伦斯翻译和研究。那时正值我人到中年，积累了足够的翻译经验和研究资料，正准备向更专业的方向发展，准备写长篇文化随笔。就在这个时候，几年没联系的褚老师找到了我，让我写一篇有深度的劳伦斯作品进入中国的历程的评述文章。这个契机，让我回忆、思考的洪流冲开了一条河道，开始一篇篇地踏实地写下去，因为我有信心，只要我写得好，一定能发在　《悦读》上。几年间，竟然在《悦读》上发表了六篇很长的劳伦斯专文，这些成了我一本叙论劳伦斯的随笔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难能可贵的是，褚老师百忙中还浏览我的博客，发现我写了些萧也牧的议论短文，就立即向我约稿，说我作为中青社文学室出来的编辑，一定对萧也牧更有了解，一定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来。可见褚老师平时该是怎样呕心沥血、辛苦地寻找着好的选题和作者，挖掘作者的潜能。通过写萧也牧，我认真研究了他的生平和作品，受到了一次真正的精神洗礼，写起来就如同写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去年我偶然发现了翻译界老前辈张友松的悲惨经历，奋笔疾书，写了长文，发给褚老师，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张友松催人泪下的悲剧人生，马上就给我回信说就在最近一期发，“再不发，就没人知道张友松了”。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褚老师于匆忙中写下这寥寥数语，我能感受到他的大爱和大慈悲情怀，很是感动。果然这篇文章发表后就有报刊杂志转载，博客和微博点击也很踊跃，很多人都写下了饱含深情的留言。

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与褚老师最后的交往。

我们都相信来日方长，都相信随便哪天就能在上海或北京再见聊天。前两天还看到老朋友发在微信上与褚老师在黄浦江边喝茶聊天的照片呢，感觉我也置身其中似的，谁知道他会这样突然离世?!他一定有很多很多话没来得及说就驾鹤西去了。

幸好看到张秋林社长发出来的褚老师的绝笔短文，他终于说出了憋了多年因为不是党员而被令离开周报主编岗位回家“休息”的惨痛过往。壮年的他，这等委屈竟然隐忍十几年，何等不易!他肯定是带着更多的委屈与不平走的，也是带着这样的压抑心情，精心办杂志和培养我们的!褚老师，您安息吧。让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称您一声“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