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

澳大利亚作家安德鲁·林赛的长篇小说　《面包匠的狂欢节》　注定会引起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小说存在大量纵欲狂欢的描写，而对这些情节所作的若干负面评价，恰好来自出版社编辑就此书撰写的文案。文案认为，林赛写作此书意在对纵欲狂欢作道德批判，鉴于其大致介绍了小说的故事梗概，这里不妨引用几句：

意大利小镇巴切赖托的居民怀揣各自　的欲望，不自知地过着荒唐而滑稽的生活:要为上帝照相的卢伊吉，用独腿跳舞的苉雅，色情暴虐的牧师，肥胖纵欲的面包匠……《面包匠的狂欢节》中有随心所欲的性爱，有为所欲为的谵妄，却并不能激发起令人愉悦的兴奋，相反，这种放弃所有伦理与信仰约束，对放纵的任性演绎让人不寒而栗，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内心深处最不可见人的阴影，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在“恶”上无限的潜能。

仔细想想，为上帝照相，或用独腿跳舞，荒唐是荒唐矣，但怎么就是“为所欲为的谵妄”呢?我倒是看到了科学家探索世界的坚韧精神，和残疾人身残志不残的无畏勇气与乐观心态。再说“肥胖纵欲的面包匠”，难道说一个人因肥胖就不许纵欲了吗?还是说，纵欲的罪过因他的肥胖而生生放大了若干倍?退一步来讲，他的纵欲，只发生在面包房内，不玷污众人视听，与女友也是两厢情愿，不存在暴力相向。他的无节制，也只说明他体力倍儿好、胃口倍儿棒，为何要给扣上一顶“放弃所有伦理与信仰约束”的大帽子呢?

编辑的文案，或许有其面对公共道德舆论的难为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无意中，却把整个小说的题旨给弄拧了。不过，有趣的是，这个文案对欲望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曲解，恰恰成了小说题旨的反面，也就是小说大力鞭挞的靶子———比如那个“色情暴虐的牧师”艾米莱的真正罪过，其实不在于色情暴力，而是他的“维多利亚式”的伪善。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伪善，是正在上升中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对法国大革命无节制暴力所受到的思想刺激的两两结合的产物。这个产物很厉害，它让如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这样的文学巨匠，写遍人世一切罪孽，但他们的文字，仍然是典雅、干净而非“肮脏”的，它们不涉对任何人体器官及其分泌物的描写。呈之于我们面前的，便是那个时代的男女是万万不能如厕、洗漱和谈论这方面的话题的。这个奇妙的伪善，也让艾米莱这样的牧师，明明对十三岁少女弗朗西斯卡欲火难耐，却偏偏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一篇漂亮的宣道。同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女一样，他也是不忍目睹弗朗西斯卡的月经带的存在的。但问题恰恰是，这些东西是我们人类生活须臾不可忽视也没法忽视的重要主题。

于是，整本《面包匠的狂欢节》的叙事，就呈现出这样两种迥异的风格：一是维多利亚伪善模式下，大量魔幻、荒诞的“神经官能症”群像描写。牧师之外，作者还写到吉安尼因肥丑被女友甩掉、卢伊吉给上帝拍照、苉雅用独腿跳舞而遭众人指指戳戳，引为谈资和笑料。在维多利亚伪善模式下，和谐系于丑(不)闻(幸)的脚不沾地、足不出户。而一旦出了家门，老黑胖丑穷残的失恋与失态，是要受到众人关(围)怀(观)和怜(嘲)悯(笑)的。

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为了消弭这种伪善，林赛所采取的另一种叙事，亦即无所顾忌的“拉伯雷式”描写。法国作家拉伯雷在其巨著《巨人传》中，一点也不忌讳对色情、暴力、人体器官及其分泌物的展现。因为说到底，人既非圣贤，也非恶魔———这两者都是我们想象出来，供膜拜和批判的———道德，是人性的;色情、暴力、人体器官及其分泌物，也是人性的。林赛在书中探讨的字母“I”(亦即“我”)，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创作思想：

这个垂直平面连接天和地。从身体的角度来说它代表人的脊椎，一端连接大脑，一端通到肛门……生活正是由这两个区域之间的冲突与调和构成的。一端是尊贵，看起来难以企及;另一端却如此的低俗和基本:一个由屁股、土地、粪便和重量组成的世界。是“I”解决了这一矛盾———一座连接纯洁的思想王国和遍地粪便的现实世界的桥梁。

读者将会注意到林赛通过大量食与色的关联描写，追溯宗教、古代农耕庆典和酒神精神的渊源，调和信仰和肉身之间的关系，并赋予性以神圣合法的尊严。小说最后，吉安尼所制作的罂粟籽面包被当成圣体由众人分食。狂欢中，一切阶级的、宗教的、社会身份的标签，统统脱落了。“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不可分割，就像春天里山坡上嬉戏的羔羊……我们真正地、真正地到达了神性的那一刻，神圣，没有原罪，我们赤身裸体，清白无辜”。

因而，这本小说在阐释人性善恶的主题上，有别于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同样是将人置于某种相对极端的环境下以观察人性的变异，《蝇王》突出了人性之中根深蒂固的恶，并加以无情地批判。而《面包匠的狂欢节》更像是重新接续了欧洲中世纪基督教节日中，通过狂欢进而释放、抚慰与调和人性各种需要的传统。两者之间相距五百年，这五百年对人与人性的理解差别如此之大，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咂摸沉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