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香港弥敦道上的重庆大厦正门(摄于二O一六年一月)

旅游指南《孤独星球·香港》封面

电影《重庆森林》海报

关于重庆大厦的部分书籍

重庆大厦是位于香港九龙闹市区的一座楼宇，廉价旅馆、商店、食肆、外汇兑换店及其他服务行业云集于此。大厦住客，以南亚裔和非洲裔人士居多。这里曾是电影导演王家卫《重庆森林》的拍摄现场，因旅游指南《孤独星球》的推介早已成为全球背包客的投栈首选。

这座被认为是“全球化最佳案例”和“香港多元文化代表”的大厦，因戈登·马修（Gordon Mathews）教授的《香港重庆大厦》及其中提出的“低端全球化”概念而引发学界关注。一位人类学者为何选择大都市作为研究对象？他是如何在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厦里开展调查的？他真的十年来每周都去重庆大厦吗？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笔者跟随马修教授走进了重庆大厦。

2016年2月6日，正午，九龙，么地道，转过一个街角。平板车吱嘎噶碾过，压扁的包装箱堆得山高。马修教授表情严肃，嗖的一下贴到墙上。我稍一迟疑，就被隔在了山后。好在一截灰白乱发一直在前方铿锵跃动，三步并作两步，我随他从后巷疾步进入了重庆大厦。

重庆大厦，香港弥敦道36到42号。离尖沙咀一步之遥，这个区域，白天黑夜，霓虹闪烁，随手拍都是香港明信片。四周声色犬马，活色生香，唯有“重庆大厦”四个字下的正门，极似巨兽黑洞洞的大口；之上，还有十五层破旧楼面，灰云压城。说汉语的，来这里追忆1994年的电影《重庆森林》，是乱世里的安慰，主演们的爱情好几个版本了，重庆大厦几乎还是原版；说英语的，捧着《孤独星球》这本世界通用的旅游指南，找到香港最廉价的住处，从嬉皮士的年代一晃，也快半个世纪了。

我是第三次进入重庆大厦，前两次是在2003年。那年我在香港教育学院，培训说粤语的中小学语文老师说普通话；从“非典”暴发，孤绝地坚持到它悲壮的终结。记得第一次是在二楼商场里，人人带着口罩讨价还价，买到折扣甚好的瑞士手表；第二次是被一名婉约的老师领着，在她男友的护卫下在某个很高的楼面的拥挤餐室，遭遇了浓烈到爆的印度咖喱。

马修教授一进大楼，急行军就成了他著名的“闲逛”（在《香港重庆大厦》里，他坦承这就是“基本研究方法”），还忙不迭地与不同肤色的熟人“闲扯”（好像那都是他的熟人）。一如他得意地写到的那样：“在一些境况下受到蔑视的教授，居然能在重庆大厦广受尊重。”（我愿意据此断言，如果其他地方教授已是“叫兽”，而重庆大厦里教授还是教授，那么真正黑暗另类的所在无疑该是前者。）

“教授”是戈登·马修先生在此处的专用名，他来回穿梭于走廊间，如鱼得水。迎面走来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嗨，哈桑。还好吗？你的生意。”教授指着那人斜挎着的小包，一挤眼。好像回到自己家，我们就近拉开一间南亚食肆的餐椅。“四杯奶茶！”教授大声叫，然后在我耳边低语，“大概二十几块，你付账，他们认识我，不要我钱。”好吧，我很乐意。教授已然花甲，奶茶腻甜而有姜辣；哈桑相貌勉强接近《泰坦尼克号》时的莱昂纳多，只是肤色偏棕。他向教授述说他的避难申请，表情凝重；向我的文博专业的女儿介绍伊朗，“那个古老文明的两河流域已经死亡了呀”；然后奉承她的靓丽，又说自己帅且有思想，英语还那么好。

坐了十分钟，教授去大门口接人，让哈桑带我们上楼。穿过两条走廊，转个弯，挤进老旧的电梯，里面已有穿纱丽牵着小孩儿的妇人、堆着包装盒的手推车，吭哧吭哧，开开合合，无奈挤不下更多。像演魔术，南亚人和非洲人变来变去。到了大概十七层，我们被“吐”了出来，三平米空间的三面都是门，哈桑绅士地推开其中一扇，引我们拐过一个通道，再为我们推开两道门，“到了”。我估计这就是马修教授书中写到的，他每周都来的基督教励行会，重庆大厦众多非政府组织之一。

前一天在香港中文大学采访马修教授，他说每周都去重庆大厦教书，名义是教高级英文，其实是组织国际避难者一起讨论国际时事和人生哲学，也给他们帮些小忙。那些没有工作只是等待的避难者，需要为着渺茫的未来消磨掉难捱的等待。办公室的窗外，吐露港的粼粼波光折射进来，让他的这些话听起来像“情怀贴”。做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总得有个基地，我当时想，马修教授很聪明。后来整理访谈材料，我写信请他确认，每周六都去？多长时间了？他白纸黑字回信，“每周。十年。”想起陈奕迅的歌，“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这支歌，比我的想法温柔、厚道。

这是个大约三十平方米的房间，一边是厨房，据说会定期做一些餐食，免费派发；另一边是几张方木桌。门边贴着“未经允许，严禁拍照”、“不许饮酒，违者报警”的招贴。英语、中文、法语、阿拉伯语，还有一种没见过，身后瘦高个说是索马里语，解释给我们听与法语语序的不同。十二时许，人多了些，来人把方桌接起来，把叠起的简易塑料椅子排好。一直有人进出，最后围坐下来约有二十余人。听口音，除了我和女儿，有两位香港华人，一位中日混血、研究移民的日本学者，来自俄罗斯联邦的两位白人（在回答我“你从哪里来”时，称他们的祖国现在没有了），还有就是伊朗人哈桑，其他都来自非洲。其中，四位是女性。

马修教授带着几个人进来挤到靠墙的中间。你剃了光头，我换了手机，各种口音的英语，热闹寒暄。教授吆喝：“嘿，哥们，有人愿意做私人导游吗？有人要参观重庆大厦。”教授的生意两面光鲜：托我的朋友不错，好吧！你小子工作还不合法吧？内部规则，行规定下，两百港币一小时。想到香港的“黑暗中心”观光，不是谁都能绕得出去的。每晚约有四千人留宿在重庆大厦，有五部独立电梯，五个独立大楼互不相通，底层有一百多家店铺。教授说，在写书的那三年半里，每周至少有一晚睡在这里，在不同旅馆邂逅过一百二十九位不同国籍的人。但还是没有手绘出“秘密联络地图”来，要找到威士忌、性、隐蔽摄像头、国际避难的法律咨询、穆斯林的精神食粮、听得懂粤语的南亚合法餐厅、供应非洲菜的无牌餐馆……除了教授亲领，恐怕只有求助在座的诸位了。

马修教授从双肩包里掏出一叠英语报纸，最上面是《纽约时报》，头版新闻说，寨卡病毒导致初生婴儿罹患“小头症”的疫情在巴西蔓延。教授抛出问题：“如果是你的女人在这样的情形下怀孕了，你们会生下这个孩子吗？”“Oh，Come on.”一圈男人炸了锅。这是一个英语惯用语，但此时的情绪却颇难简译：“好吧。还是来了。得了。怎么会呀？咋整？天啊！你小子算了吧？”同为老教师，直觉是绝妙的问题来啦。

阿里是有老婆的，黝黑健硕，语速缓慢。“光是活着，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瞥了教授一眼，“养活正常的孩子已很难了，不要。”旁边的艾迪逊较年轻，“是孩子总会长大的，你就接受吧。况且他未必会被染上呢。”阿里打了他一拳，教授马上打上补丁：“让我们假设有五分之一的感染几率。”

“那就和女人先讨论一下，要不要生呗。让她决定嘛。”

“和她讨论有什么用？她能决定吗？她能知道什么？”

“讨论？你们谁做爱前讨论过，做还是不做？”哄笑。

“好吧，让我把问题再具体点。如果就是你的女朋友，已经怀孕四五个月了，医生说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感染了寨卡病毒。你们会不会去做人工流产？”教授步步紧逼。

索马里小伙儿：“我有个朋友就有个傻孩子，十四年了，一直看医生，现在还是不正常。”

来自西伯利亚的白人：“不行。人不是东西，不是动物。就算是宠物，你也不能丢弃嘛。”下楼的时候我问他，果真是东正教徒。

哈桑一撸微曲的棕发，侧着脸：“现实并不因为它难以接受就可以不去接受，因为它就是现实。你有能力做的事才做，没能力做就别硬撑了。好吗？哥们。”

“这会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会祷告上帝。”

“这种时候就应该避孕嘛，要相信医生的判断。科学比上帝有用。”

“算了吧！如果科学错了呢？以前同性恋还是病呢！如果那时你的胎儿在出生前被医生诊断为同性恋，你会支持流产？你会杀了他吗？”

火山轰然爆发。教授火上浇油，不停地用虚拟语气将情境化了的问题抛向确切的人。我掩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声浪后面。残障、疾病、堕胎、宗教、女权、科学、性和生殖权利，这些抽象而宏大的语汇突然变成一个个小头的婴儿，在眼前的声浪里漂浮隐现。

随后，教授又转到“娱乐”频道。“内地不少女青年网上租男友回家过年，你们这些家伙怎么看？”“没法看，太搞笑了。”一屋子荷尔蒙爆笑，声震屋宇。教授边笑边说：“你们可以应征嘛。这可是个好生意。”

来自多哥的默罕默德二十岁出头，青春似乎要从黑亮的皮肤里冒出来，“这生意我们做不了。华人看不上黑人。”我心中一沉，这可要说到种族歧视了，没想到大家笑得跺脚。“你小子还是没上门啊？还不合法啊？”原来默罕默德处了个香港华人美眉，对于避难者，这可是上上签，“难友们”正羡慕嫉妒恨呢。艾迪逊笑出了颤音：“这不正好吗？女孩子租我们回家交差，我们应聘赚到钱，她父母一定不同意，而且再也不敢催促了，再催，再带个黑哥哥回去给他们点颜色看！”大家拍起桌子嗨翻。

只有默罕默德依旧愤愤然，“黑人怎么啦？我们又聪明又能干。奥巴马还是美国总统呢。”中日混血的姑娘说话了，“华人要的是聪明，是要会读书，日本也一样。”“那怎么不比打篮球、唱歌和跳舞呢？我们的基因就是好。”教授插进来，“如果是基因，那华人也可以说你们没有读书的基因啊。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差别？”大家讨论下来，文化传统、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恐怕比基因更重要，非洲的土地上出产拳王、球王、长跑冠军、歌唱家，却较少有科学家和政治家。这是骄傲，也是悲伤。贫穷、战乱、愚昧和歧视，生命的苦痛之花，沉淀为承受中的自嘲，自卫中的自傲。对于命运，这是否另一版本的“欲说还休”呢？

教授宣布下课时，我才察觉两个小时居然过去了。我得承认，在我二十五年的教学生涯中，仅与我亲见亲闻的大学课堂相比，不论是内地、港台，还是欧洲、美国，这绝对是最不装腔作势、最接近城市中普通人的人类学田野，是讨论最为热烈、主动和诚恳的课堂。

那台电梯挤不下这么多人，我们只能从防火通道鱼贯而下。楼道逼仄，差不多被转晕，可能也是由于我突然涌起的深切惭愧和莫名感慨。一群人终于从大楼顶层回到底层，大家涌进一间食肆，没有名称，招贴上写着汉字“美味印度菜”。教授说是旁遮普邦的风味。大家分成两桌，我们这一桌点了牛油煎饼、羊肉烤饼、原味烤饼、蒜头烤饼、咖喱角、咖喱牛肉、芝士菠菜、串烧鸡球、印度炒饭。另一桌不知为什么只点了玛萨拉茶和其他饮料，大家都在埋头填一张表格。菜上来了，味道正宗。但从餐具判断，和我曾经去过的高层咖喱店不会是一个价位。教授把我叫到一边，偷偷塞给我两张现钞，“我一会儿要先走，你买单。”我说不用，都由我来。教授坚称人多费用大。中途，艾迪逊站起来要先走，他举着两张港币走到教授身边，教授收下递给我，“今天明洁买单。”我坚持说不用，教授说他明天就要回国了，这次他倒卖“十四天手机”赚了一票，这种手机是被买家退货库存的欧洲手机，售价一般只有新手机的一半，是这里的龙头产品。“这钱你得收着。”我马上意识到，这两张港币是重庆大厦发给艾迪逊的“奖状”。

谈好天说完地，我赶紧去买单。哈桑及日本学者等男士都做阻拦状，“怎么可以叫女人买单？”当然，我还是抢先了，店主似乎也默认教授买单的规矩，只是最后我被吓着了——填饱了这么多人肚子的美味，居然如此廉价。

从重庆大厦出来，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弥顿道上，摩肩擦踵，车水马龙。女儿突然和来回走动的一名非洲人打招呼，我和他都愣了一下，“这不是阿里嘛？”“嗨嗨，”三个人夸张地咧嘴笑了笑，他不合身的西服袖子里攥着好几块手表，我们心领神会，“祝您好生意！”

这情形怎么那么像电影桥段呢？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去过重庆大厦以后写小说是可疑的。恐怕还是一本人类学笔记更靠谱一些。人类其实是很小的概念，尤其是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和他在日常生活中的灵魂，以及那些被宏大的历史叙述忽略的东西。老实说，对马修教授的有些观点，我并不赞同；但他在《香港重庆大厦》中提出的“低端全球化”概念，却穿过这个世纪闹猛的虚饰、偏见和谎言的阻隔，抵达了我的内心：“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与发展中国家连在一起。”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貌似促进了自由、多元和平等，但它的结果和它的来源一样，本质上仍然是强制、单一和差距。然而，人世苦多，山河永寂。半合法和非法，是很多人被迫的命运与抗争；有病痛的社会躯体，会踉跄地走向未来；湍急的历史激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终会奔腾到海。

你和我，或者说人类，被深嵌在这个世界之中。因为畅快、丰美与欢愉，这个世界值得被爱；而她值得被深爱，则是因为将我们深嵌其中的，还有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纠葛、不堪与悲苦。

（文中避难者皆为化名。）

（照片均由本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