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之役：CBI战区往事》

孙敏 江汶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离开弥渡开往前线的士兵

用鸦片换骡子

中缅印战区是一个被遗忘的战场。本书采取双线叙述，以阵亡者麦姆瑞少校的一百十八封战地家书为线索，以战争亲历者的家书、照片和口述史为背景，以美国国家档案馆、胡佛研究所的资料和中日战史为依据，讲述1943-1944年怒江西岸发生的故事。但本书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战争，还有死亡。它要叩问：为什么侵略者死后有“慰灵碑”？为什么中国士兵饿着肚子赤着脚上战场，死无葬生之地，侥幸活命却只能苟且偷生？

士兵的非正常死亡

美国人这样描写二战中的中国普通士兵：新兵被绳子拴成一串，押往兵营，他们仅接受三周基本训练就上前线了。穿的是草鞋，脖子上挂着一条蓝色粮袋，里面装着大米，那是他们在战场上的唯一口粮，定量是每人每天二十五盎司（708.75克），外加一些盐水或红辣椒腌的咸菜，其营养价值甚至比想象的还要低。大米都是两三年的陈粮，维生素和蛋白质已所剩无几。士兵的月饷平均为十六到十八块钱，伙食费扣掉八到十块钱。由于不断通货膨胀，士兵们不能像过去那样买点豆腐、油脂、青菜或偶尔买点鱼肉改善伙食。一个月挣一百四十到一百七十五块钱的上尉和少校也买不起足够的营养品。士兵们每天吃两顿饭，大伙用一个锅吃，吃饭的时间往往只有三分钟。食物不经咀嚼就囫囵吞下，很难消化，即使是当初身强力壮的“壮丁”，进入军队不久也羸弱不堪了。顾问团发现运输连的死亡率很高，都是饿死的。部队调动时，沿途的公路上都会有扔下的一具具尸体。

窦恩将军为渡江战役筹备后勤运输与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萧毅肃有一场争论。他写道：“我试图说服萧毅肃，我们把骡马集中到一起使用，让人们留在家种他们的农田。他用中国现实观点反对，‘我们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得到人，而马和牲畜要花很多的钱。’”这也是我们在地方档案中会看到有如此多的夫役伤亡数字的原因。而中国战报里永远也找不到一个统一的伤亡数字，“死伤无算”是最标准的官方语言。但在缅甸的任何一个旮旯，只要发生过战役的地方，都有日本人建造的慰灵碑、慰灵塔，上面有准确的人数、名字，乃至为军队服务的马匹数量。

但无论怎样，上世纪四十年代国难当头时，全中国最有血性的青年都集结在了西部，不论是知识青年还是抓来的壮丁，尽管缺吃少穿，但都一腔热血。取中国官方N个数字的一个中间值，渡江作战约十六万人的大军集结在怒江东岸蓄势待发，准备向西岸的日军发起反攻，夺回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

这仗怎么打

张子文是黄埔十三期毕业生，学的是炮兵。他们的炮兵营有三个连，每个连只有四门炮，十二门炮沿着二百五十多公里长的怒江东岸布防，二十来公里才有一门炮。大炮破烂且炮弹稀缺，每个连只有五发炮弹。张子文说，五发炮弹四门炮，这仗怎么打？幸亏有怒江天堑，日本人在两年多没有继续东进的企图。

张子文在黄埔军校学的是德国造匍匐式山炮和日本造野战炮，两种炮都是用马拉的。我问他，跟日本人比起来有多少差距？他说，他们的大炮不见得比我们好，但数量多，炮兵也多，我们一个团配备一个连的炮兵就不错了。张子文所在的部队一直在等待配备新的美式大炮，久等不来，他也调到了长官部，做了卫立煌的作战参谋。

连里有美军顾问，张子文说：“他们过不了我们的生活，抗战时候当兵的也好，当官的也好，生活的艰苦难以言尽。每天发二十四两大米（老秤十六两为一市斤），这还是对远征军特别的优待，一般的国军只是二十一两。每天三钱盐，大概有一匙吧。有钱时可以买一点小菜，没钱就不吃，顶多有煮的干蚕豆，如果能炸炸煎煎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好菜了。”

窦恩写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请他吃饭：“这已是美味佳肴。汤里有一些短短的、白白的、管状的切片，以前从未吃过。我用英语开玩笑说，看起来像鸡屁股。译员和宴会主人的那些参谋讨论了好一阵子，然后用他学到的‘军队英语’说：是的，他们说是鸡屁股。”

饥饿时，鸡屁股也是蛋白质脂肪，这已经是打牙祭了。军队发的装备不包括鞋子，大家都是自己打草鞋穿。在黄埔军校时，学生都是穿长筒马靴，但到了战区连鞋都没有了。他的家在保山，所以有布鞋穿，遇到下雨就把鞋脱了提在手上，赤脚走路。高黎贡山下的老乡记得：那时的部队都是草鞋兵，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撕自己的烂衣服打草鞋穿。

战后在怒江西岸定居下来的老兵里，军校生不少，都是一腔热血从中国各地奔赴云南前线的。而在保山的劳改队里，一半以上的人参加过怒江战役，其中有不少黄埔毕业生。如果说有知识的年轻人深知国家责任、民族大义，那成千上万的“壮丁”又是如何？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几乎是到了军队里才开始的。

“不怕饿”也进入了战前动员口号，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里也许绝无仅有。龙陵战役打得最艰苦时，双方阵地数度发生白刃拼搏。当时在场的第十一集团军联络参谋组组长伍德上校感叹地对宋希濂说：“中国军队忍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第四十野战医院的泰德·道尔说：“我非常钦佩他们。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一例背上受伤的伤兵，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往前冲。怒江战役开始于热带季风雨到来之时，日本人以为中国人不敢在雨季的山地作战，但中国人真就是这么做了。”

战争结束后，定居在滇西各县的远征军老兵不计其数。当地人怜悯他们，也接纳了他们，让他们在当地耕田种地，娶妻生子。更重要的是，这些为这片土地流过血舍过命的人，滇西百姓视他们为英雄。

解决后勤供应的非常手段

山高谷深的滇西纵谷地带，接纳如此庞大的军队实非易事。滇缅公路上，军队调动和物资运输异常繁忙，沿线的老乡记得，最繁忙时车多得连路面都看不到。窦恩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十五万远征军部队渡江作战的后勤供应，就要越过那些深谷和崎岖山道。我们必须使用成千的驮骡和马匹、牲畜，募集大量夫役。”经反复计算与讨论，窦恩与萧毅肃确定了所需骡马和夫役的数量。牲畜每匹能驮载一百三十磅至一百六十五磅，夫役每人六十五磅，总共需骡马两万两千头，夫役两万人。每到一次前线，约能运送两千八百吨物资。

最困难的是骡马和毛驴来源。云南的骡马和小毛驴的体质不够强壮，只能到康定的骡马市场去购买。但骡马的主人们拒收中国纸币，用黄金交换也不行。在边远山区携带金子太重，唯一有价值的通货是鸦片烟。窦恩写道：“大约经过五个月，在战地兽医和官员们的努力下，这批骡马被运到云南，美军成了中国西南部最大的鸦片烟走私集团。”

美军VS云南地方势力

最麻烦的恐怕是对付关系错综复杂的地方军阀了。第九军关麟徵属下的一个团就曾公然抢劫Y部队到蒙自的供应车队。还有就是龙云，他把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西南联大和大批的军队进入云南当作空前的商机。

龙云，滇东北土匪出身，凡事从发财的角度来想。Y部队司令部组建时，需建盖一些营房、仓库和飞机跑道，增添办公室和营房的家具。但建筑尚未开始，物资和技工的要价就像天文数字似的飞涨，这是因为龙云预计美军在中国有这些需要而垄断了窑场，下令提高砖瓦价格。于是窦恩建起了自己的窑场，然后和制造商合资办了一两个工厂制造家具。

龙云的三个儿子都为他捞取了大量财富——鸦片烟、妓院和在昆明周边的贸易。有一个儿子竟劫持了14航空队和Y部队的吉普车及汽油。

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失败，日军日进百里在后面追赶，溃军、难民像潮水一般沿滇缅公路涌向国内。5月3日，畹町失守，龙陵失守；5日，日军直逼怒江边的惠通桥，守桥部队在最后时刻炸断吊桥，日军被阻在怒江西岸后转向腾冲。

7日上午，身为腾龙边区行政监督的龙纯武借口因公赴昆明，用特务营的兵力保护着他搜刮来的上百驮烟土、玉石、象牙和珠宝，翻越高黎贡山逃走了。大敌当前，他拒绝了腾冲士绅要他留下抵抗日军的请求，还调用军队强征了不少夫役和马匹。在劫持吉普车这件事情上，窦恩下了最后通牒，要求龙云在规定期限内完整归还所有被掳走的车辆，否则，他就要揭露龙家的不法行为，公诸于美国新闻界，包括贩卖童工在钨矿和锡矿做奴隶等，并通过史迪威将军把这些详情写成报告送给当局。最终，所有吉普车在规定的时间都交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