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悲歌》
[美]J.D.万斯著
刘晓同庄逸抒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卜迩
想象一下,你妈妈因长期吸毒而被单位解雇,还无休止地离婚又再婚、换男友像换衣服,你从小就居无定所、不停搬家,被迫与各种陌生人共处一室,晚上听到的都是家具摇晃、重重跺脚、大吼大叫、玻璃破碎的声音。你有多大概率能获得幸福?
J.D.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里就讲述了这样一个非虚构故事。生长在贫穷白人群体中的他,日常所见便是不停上演的荒诞剧和不断升级的家庭暴力——阿嬷在出轨酗酒的丈夫身上浇满汽油,然后扔上划着的火柴。舅舅高中辍学去闯荡,外婆、姨妈和母亲都是未婚先孕且多次流产。幼小的万斯,一度以为“互相侮辱和大喊大叫甚至动手打架”就是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他被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一度濒临自我放弃的边缘。
这是Hillbilly(贫困的白人群体)的真实写照。各种统计显示,这个群体的孩子长大后前景黯淡,多深陷吸毒、酗酒、奉子成婚、家庭暴力、工作不稳定、贫困甚至坐牢的绝望处境。
但J.D.万斯最终考上了耶鲁大学法学院,成为一名专业人士,脱离了原先的生活圈。其自传体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风靡美国,成为学者、专栏作家的“年度选书”,两度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不凡经历带来的独特视角,让三十三岁的万斯被视为“Trumps-plainer”(能解释特朗普现象的人),他所处的Hillbilly恰是特朗普选票的主要来源,万斯因而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和电视节目上,一时风头无两。
他们为何把票投给特朗普
Hillbilly拥护特朗普,恐怕与该群体深陷困境密切相关。首先,他们所处的环境信息极度匮乏,万斯说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成功:最早收到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因不知如何申请大学奖助学金,他选择了放弃。事实是最贵的学校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反而性价比最高,因为哈佛、耶鲁高昂的学费会被丰厚的补助抵消大半,比普通大学还便宜。
其次是社会资本缺乏。万斯生长于美国东南部的大阿巴拉契山区,虽然是白人,却不属于像盎格鲁-撒克逊裔那样控制社会的主流族群,而是边缘的苏格兰-爱尔兰后裔。贫穷是这个族群世世代代的传统——他们的祖先于十八世纪来到大阿巴拉契亚山区南部定居,曾是奴工,后又成为佃农。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后,重工业在美国中西部兴起,很多人沿着山脉北迁,成为煤矿工、机械工。万斯的外祖父母也加入了这个移民浪潮。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重工业日益不景气,阿公阿嬷所在的钢铁城市也慢慢腐蚀,变成了铁锈地带(Rust Belt)——工厂关门,工作岗位不断流失,由收入差距造成的居住隔离更加严重,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钱的、有关系的人纷纷逃走,没有选择只能留下的穷人逐渐失去希望,他们不仅不能靠自己找到好工作,也不能从周围的社区得到人脉资源或者社会支持。
这就使得白人工人存在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压力:万斯的阿公阿嬷代表的是一种,万斯的母亲代表的是另一种。前者老派、默默的忠诚、重视荣誉、自力更生、勤奋努力;后者与世隔绝、过度消费、及时行乐、每份工作都干不长久,愤怒、不相信政府,也不再相信自己。
结局是,他们报复性地选出一个能帮他们打主流社会一巴掌的领导者——特朗普。特朗普的种种言论方案,恰恰回应了这些人的愤怒和焦虑。
如何逃离统计学的魔爪
当你无可避免地成为统计学的分母,如何能拒绝九成九变成分子的不幸命运呢?万斯突围的关键,恰恰是用上述老派的道德观念来对抗新派的颓废自弃,开启能动性,然后借助每个机遇锻造自己。他不止一次在书中提到阿嬷的乐观是如何影响自己,即使有点盲目也不会怀疑国家和时代的伟大总会给自己机会,因此一直保持着精神向上的劲头。
当然这种昂扬的精神是需要外部条件来保证的。首当其冲就是稳定、相对和平的居住环境。万斯专心于学业,始于高中一年级,他搬离母亲家去和阿嬷居住,暂时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安宁。
万斯需要更强大的外援,那就是加入海军陆战队:这个全新的环境有着完全不同于Hillbilly的人群,他们帮助他亲身体验到只在阿嬷口头听过的老派价值观究竟有何好处。比如“全力以赴、不要给自己寻找借口”这个老生常谈的口号,在海军陆战队就具体化为一种生活方式——每次跑完三英里应有上气不接下气的强烈恶心感。海军陆战队教万斯怎样饮食和健身、怎样保持个人卫生、怎样平衡支票簿、怎样存钱以及投资。严苛的训练让他开始自律,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从而树立自信。
万斯从未感觉自己如此强大。他认为,耶鲁的意义在于进一步更新了自己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的价值不仅在于帮忙投递简历、找到工作,更重要的是崭新的视角理念。那些朋友能帮你分析问题,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做出正确抉择。
他们仍然唱着悲歌
显然,万斯对Hillbilly新派人群发出了呐喊。他希望家乡的人过得好,所以在自己挣脱统计学魔爪之后依然关怀着他们。他对自己有着难能可贵的自省意识,除了唤醒家乡人自立之外,他还谈到了为什么美国的公共政策会失效。
核心在于家庭环境。社工介入虽然是帮助小万斯离开恶劣环境的一个途径,却不了解孩子们的需求——他想和亲近的阿公阿嬷待在一起,而不是有专业护理执照的陌生人。所以孩子们对好心前来帮助改善生活的社工和法官撒谎,说没有受到母亲的虐待。这也和美国法律对于家庭的定义密切相关。一个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本位的社会,对于家庭的理解还是亲子核心小家庭,所以容易忽略Hillbilly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家族亲戚们——阿公阿嬷、表亲、堂亲、叔叔阿姨等等。
万斯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接触到其他群体的家庭,如同他小时候在法庭的一瞥那样,唤醒沉睡于身的希望。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乡下人的悲歌。特朗普崛起后,全世界的学术界、金融界、企业界、政界、科技界的领军者纷纷开始阅读万斯的这本小书,瞩目Hillbilly。了解,或许是抵达同情和改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