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初至次年4月初，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之邀，茅盾、孔德沚夫妇在苏联考察游历，从而对该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有了切实的认识。

归国后，茅盾自觉充当了“文艺界的苏联问题专家”，应上海各学校机构与文化团体的约请，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的公开演讲。1948年4月，茅盾在开明书店出版散文集《苏联见闻录》，作为中苏文协文艺丛书之一。该书所收文章是茅盾赴苏后一路所作，写完后陆续寄国内《时代日报》发表的。他晚年回忆：“这是我在离开上海之前对时代日报和叶以群许下的承诺——将访苏的沿途见闻，用日记和游记的形式随时写下来寄回国内，并且连题目都已确定，叫《苏联见闻录》。”

《苏联见闻录》印行时，根据党组织安排，茅盾已在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此时，茅盾觉得有必要向国内民众与读者全面介绍苏联的情形，遂开始撰写《杂谈苏联》，作为《苏联见闻录》的补充。1949年4月，《杂谈苏联》由上海致用书店推出初版本。对于该书创作缘起与过程，茅盾亦有回忆：

为了迎接新中国，我在四八年上半年除了继续写完《苏联见闻录》，又着手写《杂谈苏联》。我想：蒋介石政权20多年来的反苏联宣传，在一般人的脑海中蒙上了一层对苏联的阴影，总觉得苏联张着一张“铁幕”，其真相不可得知；即使是进步人士，有的也流露出不理解和神秘感……

要全面介绍苏联，我的《苏联见闻录》就不够了。《苏联见闻录》只着重于文化艺术方面的介绍，其他方面，我虽然也零星地记了一点，也带回了一些材料，但距“全面”，相差尚远。幸而我得到一本英文版的1947年《苏维埃年历》，再参考了其他的苏联出版的英文书报，才使我大着胆子，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杂谈苏联》。《杂谈苏联》共分四编58节。分别介绍了苏联政体、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生活。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未在报刊上发表，直接由致用书店在上海出版了单行本。

茅盾研究专家钟桂松认为：“这里，茅盾所记的是事实。当时《杂谈苏联》的大部分文章是直接结集出版的，但也有小部分是先发表的。”既然旨在向广大读者“全面介绍苏联”，为何不在香港报刊先行发表，反而大半年后才将书稿交付远在上海的书店出版？作为新文学的名作家，以茅盾的文坛影响力，其作品不乏发表渠道。更何况，1948年9月至12月，茅盾还曾主编香港《文汇报·文艺周刊》，何以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不利用呢？

最近，笔者查阅1948年香港《华侨日报》时，发现《杂谈苏联》曾在该报连载，终于解开了这一疑惑。

1948年6月9日、10日，《华侨日报》连续刊发启事，对连载茅盾《杂谈苏联》系列文章作了预告：

本报由本月十一日起，陆续刊载文学家茅盾先生近作《杂谈苏联》一文。茅盾先生去岁应邀赴苏联考察，归国后，曾出版《苏联见闻录》一书，对第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国内一般实情，作翔确之叙述，给予一般研究社会主义的苏联实情者以不少助力。兹篇乃茅盾先生继《苏联见闻录》后，论述苏联之文字，并特别循应本报请求，单独在本报发表。先此预告，敬希爱护本报读者注意，并向茅盾先生致其谢忱。

自6月11日起，该报刊登《杂谈苏联》，首篇是《保健事业（杂谈苏联之一）》，其后依次为《个人营业的医生及医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各取所值”与私有财产》《“房荒”问题的解决》《斯大林格勒的复兴》《RSFSR》《苏联的电影事业》《曾得斯大林奖的名导演》《莫斯科——过去，现在与未来》《莫斯科的大戏院，小戏院和艺术戏院》《乌克兰共和国》（按：均省略副标题）等，最后为《自由与平等（杂谈苏联之四十九）》。8月24日载毕，其中6月27日、30日和7月5日未登。基本每天一个话题，少数篇目因较长而分两或三次登完。

确定《杂谈苏联》曾在《华侨日报》刊载，至少有两方面意义。

第一，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人曾在战后的香港努力积极地开拓宣传据点。在中共领导下，左翼文人创办进步报刊、书店、出版社与教育机构等，以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当时香港几家大报政治背景不尽相同，《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喉舌，《华商报》为共产党控制，《光明报》是民盟机关刊物，《文汇报》为民革所办，《大公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不左不右。《华侨日报》以小市民、工商界为主要受众，“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主要以香港的利益为出发点”。1947年编纂的《香港年鉴》数据显示，1946年该报销量达38000份，居全港之首，可见该报在当时的影响力。为争夺宣传阵地，拓展舆论渠道，扩大统一战线，左翼文化界注重对于《华侨日报》等当地媒介的渗透。即使如预告启事所言，是《华侨日报》主动向茅盾约稿，《杂谈苏联》能在《华侨日报》连载达两个多月，仍可视作左翼文人成功渗透的结果。

第二，《华侨日报》所载《杂谈苏联》当是该书初刊版。《杂谈苏联》结集成书时，“共分四编五十八节”，单篇的排列与在报纸上初刊时的顺序已经不同，不少单篇的题目还作了修改。在梳理茅盾著作的版本情况时，这些改动与变化均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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