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世祥(左)在丹巴县与村民跳歌庄。

　　

　　                         毕世祥与德格县格萨尔寺巴加活佛合影。

　　

　　                            青年时代的毕世祥与母亲在一起。

　　

　　      甘孜州开展州领导与普通群众的“结对认亲”活动。图为毕世祥(左一)看望“亲戚”。

　　

　　                                                               (均资料照片)

　　

　　“太阳升起来了。我身处一个洁白的世界，很美。希望你有机会的时候，也能来甘孜看看这高原风光。”

　　

　　当毕世祥说这句话的时候，越野车爬升到了海拔4412米的高尔寺山。他扭头望向车窗外，此刻，东方的天际刚被晨光撕破，湛蓝的天幕下，白雪皑皑的丛山流光溢彩。

　　

　　这里是四川省最西部的甘孜州，面积15.3万平方公里，几与山东省相当。四川盆地在这里过渡到青藏高原，山势险峻，最奇峻处在20公里内落差五六千米。著名的318国道横穿此地，举目而望，天空辽阔，草原金黄，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的顶端，积雪终年不化，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高原胜景。

　　

　　不料，这个打给他大学同学的电话突然中断了。在一个弯道边，越野车猛地打滑，冲出了悬崖，翻滚几周后，坠停在百米深的悬崖底，伤痕累累的车体依然保持着俯冲的姿势。

　　

　　这是一个让人心痛的日子：2013年12月16日。53岁的藏族官员毕世祥，遭遇了他人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车祸。

　　

　　一周后，布格村。这是一座位于四川省最西部的偏僻山村，距州府康定县一千多公里。在流水般的诵经声中，人们长久地转动着路边的经筒，一百多户村民的家中，此时都亮着酥油灯。在长达一天一夜的时间里，村民们通过这种传统的方式为千里之外的毕世祥送上最后一程。

　　

　　毕世祥，藏族，1960年生于四川省丹巴县，去世前任四川省甘孜州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当地老百姓称他为“马背上的干部”。毕世祥生前走遍了甘孜州18个县、325个乡镇，一年中有200多天在高原上颠簸，年平均行程达8万公里，总里程绕地球两圈。

　　

　　这位高原上的藏族官员，何以在去世后受到万人悼念?在毕世祥去世3个月后，记者来到这片他挚爱的雪域高原，踏上他曾经无数次往返的艰险天路，试图寻找和解读这个藏族官员的生前模样。

　　

　　铁面无私的“老同学”

　　

　　当老同学来请求他帮自己的孩子找工作时，毕世祥拒绝了。但他说，现在的政策那么好，只要娃娃好好读书，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直到现在，我的家里头一直为他点着一盏灯，纪念他。”毕世祥的老乡、高中同学泽旺拉姆说。

　　

　　车祸发生在毕世祥从康定县前往新龙县开展群众工作的路上。那一天，泽旺拉姆也走在相同的山路上，老同学的死讯，使她永远记住了那天的情景：前一夜，甘孜境内下了一场大雪，积雪有一尺来厚，道路处处结满暗冰。

　　

　　尽管比其他人更清楚那天路况的危险程度，但泽旺拉姆依然没法接受毕世祥去世这个事实：“我一直没有删掉他的手机号，以后也不会删掉，心里总是盼着这个号码会响起来，总盼着他会打来电话，像从前那样轻声细语地跟我说话。”

　　

　　车祸发生前的半个月，他俩曾通过一个电话。泽旺拉姆是丹巴县齐鲁村老年协会的会长，她希望通过这个电话，为协会争取一些活动经费。她对毕世祥说：“现在国家出台了许多对农民有利的政策，可是山里的老百姓不知道应该怎么使用这些政策。所以，我们协会打算做一些这方面的宣传。老同学，我们这么好的关系，你能不能给我些活动资金?”

　　

　　电话那头，毕世祥语气和缓地回答她：“资金是肯定要给的，但你要我坐在办公室里，凭着我们的关系，给你老同学一些活动资金，是绝不可能的。过些日子，等我来丹巴，就到你们村里来实地调查一下，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宣传了这些政策。那时候，我们再来谈谈宣传资金怎么落实。”

　　

　　丹巴是毕世祥的出生地，这是一片山高林密的峡谷带，气候宜人，风景如画，素有“甘孜小江南”之称。在泽旺拉姆的印象中，毕世祥在他的高中时代，和人相处就是这样“轻声细语、和和气气”：“很多年以后，他当了官，但对我们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

　　

　　高中毕业二十余年后，泽旺拉姆与毕世祥在康定县重逢。那时，她并没有认出刚刚下班、从政府大楼里走出来的毕世祥，反而是后者握住了她的手：“这不是泽旺拉姆吗?老同学，你还认得我吗?我是毕世祥。”

　　

　　后来泽旺拉姆才知道，昔日的高中同学，已是甘孜州的副州长：“他高中时成绩就好，英语特别好。现在，有了大出息，我一点也不意外。”

　　

　　但泽旺拉姆不知道的是，成绩优异的毕世祥，曾经也差一点儿放弃读高中的机会。上世纪70年代是个崇尚工人的时代，毕世祥初中毕业后，也想中止学业去工厂里工作，以减轻家里负担。那一次，他和父母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激烈争执。

　　

　　“读书，一定要读书。”父母对儿子说，“读书才能让你有更大的作为。”

　　

　　妹妹毕玉说，那一回哥哥妥协，主要是因为孝顺。但父母的这一句话，却对毕世祥产生了终身的影响。自那以后，毕世祥读大学、参加工作、前往国外考察、深入基层调研，一言一行中，无不体现出这句话在他身上的烙印。

　　

　　“好好读书，是他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毕世祥的发小周华康说。有一次，周华康试着给毕世祥打了个电话，希望他帮自己的儿子找个工作，“我想嘛，他官做得那么大，一句话比我跑断腿都有用。然而，他在电话里耐心地给我讲，这个忙他帮不了。但现在政策那么好，只要我家娃娃好好读书，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在更广袤的高原上，毕世祥的一句名言也在长久地流传着：“最好的虫草在课堂里。”

　　

　　每年春夏之交，高原虫草的“黄金期”到了，许多孩子在这段时间停了课，和大人上山挖虫草。但毕世祥告诉他们，最好的虫草不在黑土中，不在草甸上，而在课堂里：“虫草终有被挖完的一天，可知识是越学越多的。只要送孩子上学，学好了知识，收入自然会提高。”

　　

　　找到“最后的香格里拉”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亚丁稻城，正是在毕世祥的努力下，发展为现在的国际知名旅游景区。为此，他骑着马踏遍了万水千山。

　　

　　正是知识，使毕世祥成为一个眼界开阔，深具现代意识的官员。

　　

　　同事们总是惊叹于毕世祥极强的语言能力，他精通藏汉英三种语言。出国考察或接待外宾时，毕世祥从不需要翻译。他家乡所在的丹巴地区藏语和康巴地区的藏语互不相通，可他为了工作，硬是学出了一口流利的康巴藏语。

　　

　　同事们无以得知这样过硬的语言素质是怎样炼成的，但身边人却最清楚不过。只要毕世祥下了班回到家，他就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开着电视一边看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他们家的电视永远只放两个频道：中央九套和康巴卫视。后来，毕世祥的妻子许惠明为了解决自己看电视的问题，不得已去买了一个iPad。

　　

　　州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拥措还记得，2011年，在毕世祥被任命为宣传部部长的那一天，自己办公室的门被他轻轻推开。“我来找你谈谈心。”毕世祥微笑着说，他手里拿着一个一次性杯子，里面装了些蚕豆——这是两人都喜欢的小零食，边吃边聊。

　　

　　“就我个人而言，我从大山里走出来，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我已经很知足、很感恩了。”毕世祥对她说，“可是在我心里，还有许多梦想没有实现。”

　　

　　他说，甘孜州是个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偏远，最缺乏的就是和外界的交流。但少数民族要过上好日子，就一定要走出去，“我学英语，就是要把我们的美景和文化带向世界”。

　　

　　多年来，这位善于用知识武装自己的藏族官员，一直在努力将这片川西“桃花源”推向世界。

　　

　　1997年，毕世祥担任甘孜州旅游局局长时，甘孜州的旅游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后来举世闻名的海螺沟、亚丁稻城和甲居山寨等景区，彼时还“养在深闺人未识”。为了开发好甘孜州的旅游业，毕世祥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条件最艰苦的地方，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车道，他就骑着马漫山遍野地跑，而“马背上的局长”这个雅号，也是那时候获得的。

　　

　　海螺沟景区党委副书记洼西彭错告诉记者：“上世纪末，我们请了世界旅游组织为四川省做旅游规划整体方案。当时，海螺沟在省内还比较有名气，但亚丁稻城地处偏远、交通非常不便，专家不愿意进去考察，就没有把它写入这个方案。”

　　

　　毕世祥得知后，十分着急，决定亲自带队将稻城的图文资料带出来。考察途中，队伍还遇上了塌方，只能把车停在稻城县，步行进入深山后，再靠着向当地老百姓借的一辆破吉普车完成景区考察。

　　

　　在规划的后期，毕世祥被派往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培训。培训的那半年里，他天天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寻找和亚丁稻城相关的资料。最后，从一本上世纪30年代的《国家地理杂志》中，毕世祥找到了美国探险约瑟夫·洛克在亚丁稻城的考察资料。

　　

　　“毕部长自己翻译并整理了这些材料。”洼西彭错说，“这份资料，后来极大地推动了亚丁稻城这一旅游品牌，‘最后的香格里拉’之称，也来源于此。”

　　

　　在毕世祥担任州旅游局长的11年里，他将甘孜州一大批生态文化旅游景区发展为国际知名景区。而这位甘孜州旅游“总规划师”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的高瞻远瞩，还在于他心系规划中那些具体的人。

　　

　　2000年，在毕世祥的故乡丹巴，他遇到了刚刚大学毕业、从成都回到老家的桂花。这个年轻的女子心情沮丧：“我原以为自己读过大学，会和别人不一样，可最后还是要回来，和大家一样干农活。”

　　

　　毕世祥建议她把家里的藏寨改造成客栈：“这里的山水很美。你读过大学，有眼光和能力，可以给老乡们带个头，将家乡建设成旅游胜地。”

　　

　　“他每次来这里，都会给我一些珍贵的提示。”桂花说，“他说过，要保留传统建筑形貌，要展现丹巴的嘉绒文化，要将闲置资金拿来扩大藏寨规模。”这些建议，使桂花经营的藏寨“甲居三姐妹”，很快在国内打出了名气。耳闻目睹她“发家致富”的家乡人，也纷纷跟上了旅游开发的步伐。

　　

　　2005年，这片丹巴“美人谷”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古镇”之首。得益于旅游开发，村民的平均收入增长了数十倍。

　　

　　深沉的父爱

　　

　　一度认为自己“缺乏父爱”的毕达,直到父亲去世，才知道他对自己的爱有多深沉。

　　

　　毕世祥的儿子毕达却从未和父亲一起出去旅游过。因为父母工作繁忙，一家三口相聚的时间本就很少，毕达到成都参加工作后就更少，“一年里不超过20天”。偶尔回到康定县城，父子俩吃过晚饭，总会沿着小区后面的一条街散步。他们的身后，是康定著名的跑马山。

　　

　　毕达对父亲说：“那么多年，我们爷俩一块儿看的风景，也就这跑马山了。你开发了那么多景点，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看?”

　　

　　父亲回答说：“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事。只要得空了，咱们全家一块儿去。”

　　

　　如今，这句话成为他妻子许惠明一生的遗憾：“退休后一起出去旅游、拍张全家福的承诺，通通化成泡影。”

　　

　　在许惠明的印象中，结婚近30年，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毕世祥一心扑在工作上，“有好多次，我还在从成都回家的路上，他已经离开康定去基层调研了。”回家的路上，妻子常常摇下车窗，凝神看着对面的车道，希望能在车流中找到丈夫的那辆车，“有时我们擦身而过，短短几秒，我会很幸福。”

　　

　　新婚时，她也曾因无法体谅丈夫而与之争吵。但时间长了，这种委屈渐渐变成心疼：因为总在高原上颠簸，毕世祥常年为失眠所困。在此期间，他还遭遇了两次车祸，并埋下了头痛的病根。毕达说：“有一阵子，家里总是飘着鸽子汤的香味儿。因为母亲听说用冰糖炖鸽子能治头疼，就每天熬一只鸽子给父亲。这笔开销对我家负担不小，母亲因此绝对禁止我偷吃父亲的鸽子汤。”

　　

　　事实上，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毕达总觉得自己“缺乏父爱”。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繁忙，他被寄养在亲戚家，吃着“百家饭”长大。后来去成都上高中，父亲给了他一张交通卡、一份成都地图：“小伙子长大了，该去自己见一见世面了。”

　　

　　“他从来没有让我坐过单位的车，一次也没有。”毕达说。很小的时候，他曾问过父亲，为什么其他同学都有车接送，父亲也有车，自己却不能坐呢?毕世祥回答说：“我们家没有车，这是爸爸工作用的车。你长大后赚钱，给爸爸买个车哈。”从那以后，毕达就知道，坐轿车这件事，“再也没得商量了”。

　　

　　但最令毕达委屈的，是2011年他大学毕业那会儿，“我想报的‘选调生’项目，突然被推迟了半年，还有消息说今年可能会取消。而同寝室的同学，有的去了银行，有的去了国企。我慌得没有头绪，就回家找到父亲，希望他帮我找个工作。”

　　

　　毕世祥听后，脸一下子“垮”了下来：“儿子，我养你到18岁，其实已经尽了义务了。工作这个事情，还是你自己找吧。”但在毕达的情绪差点崩溃的时候，父亲又柔声补了一句：“我相信我的儿子那么优秀，一定能找到工作的。”

　　

　　毕达这才体会了母亲常说的话：“这人倔强得很，亲戚朋友找他帮忙，他不仅靠不住，拒绝起来还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看他退休以后呀，都没人陪他晒太阳。”

　　

　　断了“后路”，毕达只能天天啃书啃到凌晨。两个月后，他以笔试、面试均第一的成绩考入四川省林业厅，成为一名森林警察。那天，父子俩在成都的一家小馆子里吃抄手，毕世祥带着几分得意说：“你看，不是我逼你，你能考得那么好?”

　　

　　直到父亲去世，毕达才从他同事的口中，得知父亲对自己的惦记有多频繁：“你找工作遇到挫折时，毕部长心里着急，他不和你说，却对我们说，所以我们都知道。后来你考进了林业厅，所有人也都知道了，那天他是那么高兴，那么为你骄傲。”

　　

　　毕达闻言，泪水夺眶而出：“生死一别，已经三月有余。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梦中。而我多想梦见他，多想告诉他，现在我知道了父爱是什么，他对我的爱有多深沉。”

　　

　　一个人的梦想成了千万个人的梦想

　　

　　更多的人在做着毕世祥没有做完的工作，实现着他没有实现的心愿，续写着他没能完成的梦想，一个人的梦想成了千万个人的梦想。这一切，都是他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

　　

　　在毕世祥的办公室，有一幅甘孜州全境的行政区划图。地图上没有标绘出波澜壮阔的山川河流，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乡镇地名。2011年，毕世祥被任命为州委宣传部长后，提出了“群众工作全覆盖”的理念。自那以后，他每走过一个乡镇，就在这张地图的相应位置上贴面红旗。如今，这幅地图已被红旗盖满。

　　

　　毕世祥出行，总是轻装简行，越野车上的“标配”，除了司机，只有随行的工作人员旷伟。有时，需要考察的乡镇路途极为偏远，他们往往天不亮就要出发。

　　

　　担任州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毕世祥往基层跑得更多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时常对旷伟说，“我们要把地平线踩实了，才能了解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

　　

　　“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工作并不好做。但毕部长上任两年后，宣传工作的局面就完全打开了。”他的同事拥措说，毕世祥推行的最重要的工程是“送文艺下乡”，他带着甘孜州歌舞团深入最偏远的农牧区，为老百姓送上歌舞节目的同时，也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和理念。

　　

　　正是在“送文艺下乡”的活动中，布格村村民加来认识了毕世祥。

　　

　　加来的妻子早逝，自己又因车祸失去了一条腿，毕世祥来到他家时，这位衣衫褴褛的老牧民带着一儿一女借居在亲戚家，15岁的儿子正面临着辍学。

　　

　　得知加来的困境，毕世祥从口袋中掏出1000元钱塞在他手上：“你要有信心，因为生活中的困难都是暂时的，乡政府一定会帮你解决。千万不要让孩子辍学，只有知识，才能让人走出贫穷。”

　　

　　当地的官员说，每一年，毕世祥下乡的时候，总会为最困难的农户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是我每一年的心愿。”他曾对人解释说，“群众的困难很多，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因此我会要求自己每年都帮助几个具体的人。”

　　

　　他最后一个许诺帮助的，是白玉县河坡乡先锋村的“五保户”洛如。去年11月，当毕世祥看到这个孑然一身的老人依然住在半山腰一栋人畜共居的破房子里，立刻要求县里的工作人员为他算出造一栋新房的成本：“帮洛如建一栋新房，就是我2014年的第一个心愿。”

　　

　　一个半月后，车祸就发生了。老人听闻此事，向着东方，面朝毕世祥走来的那条路，转动着手上的佛珠，放声痛哭。

　　

　　在车祸中幸存的旷伟回忆说，出事的那天，早晨7点不到，天还没亮，毕世祥吃了点糌粑，一行三人就上了路，“天黑、下雪、暗冰……这些危险因素都被我们忽略了，因为和过去的许多次下乡一样，这一天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两样。”

　　

　　车祸发生后，从昏迷中首先醒来的旷伟，在空荡的山谷里一遍遍地大声呼喊着毕世祥的名字。

　　

　　半个小时后，身在成都的许惠明和毕达得到消息，赶紧坐车往回赶。一路上，许惠明不停地嘱咐司机开得慢点，她重复着近三十年来做过无数次的那个动作：凝神望着迎面而来的车流，希望能找到载着丈夫的那辆救护车。

　　

　　半天后，毕世祥去世的消息通过网络和短信，飞快地传遍了甘孜大地。刚刚抵达新龙县的泽旺拉姆闻讯立即掉头往康定赶，“我要见他最后一眼，为他守灵。”

　　

　　三天后，毕世祥的骨灰被恭送至他的家乡丹巴县，安葬于章谷镇白呷山。故乡的人们自发排起十里长队，为他送行。

　　

　　如今，毕世祥辞世已三月有余，他的同事们依然在执行着他推行的“送文艺下乡”，日夜奔走在基层的第一线。那张毕世祥没有走完的地图，同事们将继续走下去，“因为他的愿望就是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在家门口看到高质量的歌舞节目”。

　　

　　白玉县的工作人员已经为洛如算好了建新房的成本。“那会是一个带睡房、厨房和小院的房屋，造价大约要11万。”白玉县宣传部副部长松吉尼玛说，“这本是他在2014年的第一个愿望，如今却变成了遗愿，我们一定会完成好。”

　　

　　而毕达，他越来越深地理解父亲平生的抱负——“建设好家乡”。“他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家乡，希望这里变得更加美好。现在，轮到我来延续这个梦想了。”毕达说。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父亲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

　　

　　毕世祥的梦想，一个藏族官员的梦想，已经成为川西高原成千上万个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文汇报记者 张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