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 6∶30金山区塔港村茶馆里已经坐着37位老人。被围在其中的村支书钱君认真地听着老人们“指点江山”。钱君说，坐进茶馆就是茶客，和村民面对面，彼此之间不再贴有身份的标签。

　　4月24日 18∶30塔港村村口广场，风雨初歇。34岁的村委会主任唐燕萍加入到广场舞大妈的行列中。上周日，她在跳舞时听到村民反映，“一周学一曲新舞换得太快了”，昨晚她带着调查问卷前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一年来，金山卫镇18个村居的两委班子成员都会轮流到茶馆和村口广场“值班”。镇党委书记干永琴告诉记者，“两个六点半”群众工作法开展以来，镇、村干部主动适应群众作息习惯，坚持到人群和牢骚最集中的地方去，主动化解各类纠纷248件，没有发生一起越级上访。

　　村支书变“茶客”，村主任当“舞伴”

　　凌晨4点半，塔港村66岁的茶馆负责人唐梦生都会进入忙碌状态。村民多时，他一个早上要烧100壶水。“老唐是茶馆中的意见领袖，他说的话，村民乐意听。”村支书钱君说。

　　干永琴告诉记者，塔港村是纯农业村，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茶馆和晒谷场逐渐失去原本的功能，转而成为村民休闲娱乐的集会地，也渐渐成为非法传销活动、赌博迷信的滋生地和群众牢骚的聚集点。

　　为改变这种现状，金山卫镇收复“失地”，对原有的35个茶馆和30多个晒谷场进行了改造。如今，每天早上6点半，男人们围在茶馆讨论“村务大计”;晚上6点半，女人们聚在广场跳舞。15名村干部会同村民“老娘舅”、村务监督小组等，纷纷在“两个六点半”进驻茶馆和广场，以“茶客”和“舞伴”的身份和村民交流。

　　钱君坦言，如今村干部也有“机关化”趋势，自“两个六点半”实行以来，村两委办公室不再是处理村民投诉的“重症门诊”，村干部也有了更多时间忙于村务。

　　茶馆、广场“裁判”干部，也“裁判”村民自己

　　茶馆和广场并未被赋予特殊的权力，但村委会一两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这两个地方常常经村民“三言两语一拍肩”便得到了解决。

　　“有的政策村民有意见，但拿到茶馆和广场去晒一晒，兜一圈‘程序’，意见反倒没有了。”干永琴直言，村民自治应当是“有序的自治”，“通过发挥志愿者和意见领袖的作用，那些有私心的意见悄悄消失了。”

　　因发放困难补助而引发党群矛盾在农村不是个别现象。干永琴坦言，党和政府每年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帮困扶贫工作，“但我们从没收到过一封感谢信。”钱君罗列了村民不满意的种种情形：今年拿到300元的村民明年要500元;看到不怎么困难的村民也申请了困难补助，大家都申请困难补助……

　　“现在，补助谁、补助多少，统统拿到茶馆和广场，让大家看一看、议一议、评一评。”钱君说。有村民直言：“老王虽然生病，但他的子女收入不薄，这笔钱应不应当由村里承担?”经大伙讨论，决定只向老王发放200元补助，并联系他的子女承担义务;一些特困村民则拿到了更多。

　　钱君告诉记者，自去年5月起塔港村在茶馆、广场公开补助情况后，当年帮困总支出由2012年的3万多元降至1万多元，但村民满意度反倒大大提高。

　　“村里的矛盾化解得好不好，关键看我们有没有问计于民。”干永琴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茶馆和广场就像个民间法庭，广大村民就像“公检法司”，既裁判干部，也裁判村民自己，“标准在哪里?标准就在村民心中。”

　　权力少了，威信高了

　　“从前村里搞活动，村民人来了心没来，来捧场的还要发钱发礼品。因为这不是村民要搞的活动，而是村干部要搞的活动。”钱君告诉记者，村里的舆论场主要掌握在老年人手中，小青年的舆论场主要在网上;现在，村里搞活动，事先把方案拿到茶馆和广场，做不做，大叔大妈们先议一议。

　　村事民决，“两委班子”的权力少了，但威信却提高了。钱君带记者到村里走了一圈，村民远远见到他便挥手致意——“究其原因是我们借助茶馆和广场，问需于民，做了村民想做的事。”

　　唐燕萍坦言，像广场舞这样的活动，群众自发形成，大家天天来，过年过节也不例外，“谁要是停掉，换届选举时村民一定不投你的票。”

　　唐燕萍和大妈们混熟了，遇到困难就有人主动帮着出谋划策。胡阿姨告诉记者，她最看不惯村干部端着架子，“为民办事向上级对待下级一样，我们不买账;现在，村干部真成了我们的代理人。”

　　文汇报记者 李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