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朱洪，上海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副所长。从事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和交通政策研究工作19年来，他先后参与了多项开创性工作，包括参与编制国内第一本交通白皮书、规划研究上海轨道交通基本网络、参与制定世博会交通保障方案等。先后获得上海市青年岗位能手、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并被评为“世博先进个人”，其领衔的“朱洪交通政策研究创新工作室”被授予上海市“劳模创新工作室”称号。

“上周举行的入户调查，目前已收集了97%的数据，进展比预计顺利……”在上海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里，正在举行关于第五次综合交通调查实施情况的总结会。这时会场上响起一个声音：“我注意到一个问题——目前上传的数据里，超过27%的受访者是离退休人员，比例有些偏高。接下来要先根据各区县人口结构，对这些数据进行样本比对，然后才能进行分析。”

开口说话的人叫朱洪，交通所副所长。自1995年大学毕业进入交通规划领域，他已为上海城市交通发展贡献了近20年心血。“从2000年国内第一本交通白皮书，到世博会期间制定交通方案迎接百万大客流，都有他的份。最近的第五次综合交通调查，他也担任了技术负责人。”所里一位年轻人满怀敬意地说。

拉着洋专家骑车“兜风”

作为一位交通规划专家，在同事眼中，朱洪最大特点之一是“较真”。

时间回到14年前，当时上海正在组织人力编制《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本交通白皮书，课题牵头单位很重视，特意从英国和法国各请来一家专业咨询公司“挑大梁”，并要求朱洪他们提供技术支撑。

但合作很快陷入僵局，外国专家甚至向管理部门“告状”，说交通所对他们“有所保留”。原来，外国专家做定量研究需要交通所提供数据，但朱洪把所里的基础数据和模型数据都交给对方后，外国专家一口咬定数据有问题。

“2000年之前，上海的私家车还不多，所以我们没有统计每个居民区的私家车数量，将更多精力放在统计单位公车数量上。但外国专家不理解，认为这是‘偷懒’。”朱洪说。

此外，双方还在如何对待自行车和燃油助动车的问题上有很大分歧。两家外国咨询公司都认为，要鼓励发展两轮交通方式。朱洪他们则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自行车可以适当发展，但要限制发展燃油助动车。

由于那两家咨询公司在国际上名气很响，属于业内权威，因此面对两家公司的指责，多数人都认为是交通所的问题。课题牵头单位甚至在收到告状书后，通知交通所必须在第二天一早给出解释。朱洪不服气，他和同事通宵加班准备“辩词”，一直弄到第二天清晨，然后每人洗把脸提了提神，就带着材料去和洋专家“对簿公堂”了。

在随后的数次沟通中，朱洪仔细解释了当时上海市民的出行习惯，甚至拉上外国专家，工作日早高峰一起骑自行车在市区转悠，边蹬边看。“骑了几圈，外国专家改口了，说两轮交通工具虽然环保，但根据上海的客观条件，还是应该加以引导和管理。”朱洪说。

在交通所所长薛美根看来，正是因为有朱洪这样较真的技术人员，使得这份交通白皮书非常“接地气”，对上海此后10年的交通规划、建设、运行和管理真正发挥了作用。

准确预测出世博大客流

朱洪说，和外国专家“过招”只是他的份内工作，真正难忘的还是为上海世博会制定交通保障方案期间的点点滴滴。

记得世博会刚开始没几天，他就接到一项特殊任务：检验园区闸机统计人数功能的准确性。这项工作看起来很无趣，实际上关系到园区内外供给配置和应急指挥，经过商量，他决定采用最“笨”但最保险的办法：人工清点。

第二天，朱洪带着300名调查员，分组驻守在园区13个出入口，数了整整一天人头。“一开始还好，过了几个小时，只觉得满眼黑压压都是脑袋，数人头数到反胃要吐，只好用力揉眼睛坚持。”

从开园数到闭园，再将所有原始表格连夜统计出来，第三天一早，一份关于闸机准确性的报告就送到了世博局，成了后来园区客流统计的重要依据。

据统计，世博会持续了184天，朱洪带领团队累计在园区内外投入调查员2000人次、发放问卷5万张、制作了184期交通研判报告。

“最自豪的就是我们准确预测出了10月中旬那次极端大客流。”朱洪说。这是一次技术“含金量”极高的预测，难度大到连交通所当时的“镇所之宝”都无法胜任。“交通所有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可以预测城市综合交通流量，虽然精度很高，但主要用于规划，无法做到每日预报。”

于是，朱洪带着他的团队着手改造“镇所之宝”，抽丝剥茧从海量数据中分析出各类交通流量和入园客流间的关联，将原本的规划模型“升级”成了预报模型。而且随着建模的数据越来越多，预报准确率也越来越高。到世博会后期，这个模型强大到只要输入实时轨交客流及部分道口的车流量，就能预测未来2小时内即将入园的人数。

“记得那天是周五，我们拿到天气预报后用模型算出第二天可能要打‘硬仗’。第二天一早，又发现高架上的大巴车明显增多，符合之前的预判，管理部门立即根据预案打开全部通道，所有志愿者马上到岗维持秩序……”事情已过去4年，朱洪对这个场景仍历历在目，“经过世博会百万客流的考验，接下来为上海迪士尼乐园做交通方案时心里有底多了。”

根据朱洪分析，迪士尼开园后将迎来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游客，“和世博会相比，迪士尼的客流波动更大，大客流主要出现在寒暑假，天气晴好的国庆节等长假还可能出现极端大客流。”为此，他初步设想，今后要将“建设交通分级保障体系”、“加强停车管理、引导公交出行”等相对成熟的世博经验，经过改造和强化后，融入迪士尼的交通保障方案中去。

“土洋结合”使调查大提速

眼下，朱洪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全市第五次综合交通大调查上。

从1986年开始，上海每隔5年到10年就要开展一次交通调查，为今后一段时间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朱洪从1995年加入第二次调查开始，逐渐从调查员成为技术骨干、专项负责人，直到成为本次调查的牵头负责人。按理说，随着上海交通问题的日益突出，管理部门对交通调查也应该越来越重视，但和2009年第四次调查比，今年的调查却面临更大的挑战以及质疑。

有人提出，现在已经是“大云平移”（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经济、移动互联网）时代，通过各类数据库可以相对简单地获得市民出行的交通数据，沿袭了几十年的大调查，特别是入户调查费时费力，还有必要搞吗？

“交通信息平台的确蕴藏了丰富的数据资源，但数据只能反映现在的交通基本状况，要想进一步掌握交通出行的内在规律、市民出行的主观意愿，仍需要用传统的调查方式获取。”朱洪反复和各管理部门沟通，终于获得了支持，并开创了“土洋结合”的全新调查方式：既保留了入户调查等“土办法”，又大量使用手机定位、车牌识别、交通卡数据等新技术，并在入户调查环节中引入手持信息终端，将纸质问卷变成电子问卷，使调查员可以在居民家中实时录入、上传数据。

同时，朱洪还和同事一起调整了问卷里的部分问题。比如，经过再三斟酌，去掉了关于被访者家庭收入的题目。事后有调查员告诉记者：“现在市民的警惕性普遍比较高，即便有居委会干部陪着，有些人也不太愿意接受调查，特别是不愿回答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去掉收入这道问题后，感觉调查难度顿时降低了一半。”

据统计，使用手持终端加电子问卷后，包括询问和数据录入在内，本次入户调查的平均时间缩短至20分钟。再加上数据传输方面的进步，全市7.5万户家庭接受调查后，短短一周数据便已收集完毕。

文汇报记者 叶松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