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日，上海电影博物馆邀请了元老级配音艺术家苏秀、及她影视界、文化界的朋友和全国各地的“上译铁粉”，在上海电影博物馆5号棚一起品一杯别开生面的下午茶，畅谈和构想译制片的“前世今生”。澎湃新闻实录了谈话现场，请大家一起来品品这场关于译制片的下午茶。

元老级配音艺术家苏秀 东方IC 图

苏秀：欢迎大家光临。

我在艺术界工作了一辈子，从来没有拍过电影，也没有演过话剧。我的艺术生命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给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上海电影译制厂就是我的娘家。我在工作当中学习了很多，从各个国家的影片当中；我们当年是把一部电影剪成二三百小段，然后循环反复地看，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画面，可以说是把它揉碎了看，从这个当中我得到培养、得到学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电影译制厂既是我的大学，也是我们的母校。我觉得可以说，我跟上海电影译制厂血肉相连。

但是有一天早晨我醒过来，忽然看见它快要死了，气息奄奄，就差送到太平间了。它要是真的彻底死了呢，我也就死心了。但有的时候它还突然叹口气，甚至冲我招招手，所以我就感到非常的困惑。

现在上海已经不演译制片了，这个现象我觉得很奇特：今年年初李梓过世的时候，很多报纸整版整版地悼念她；今年4月份我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了一场，居然是票房超过了预期；今年国庆，我们在上海大剧院又演出了一场，也卖了加座。我的书在译制片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下，还能够再版，我的碟还有人在给我翻。所以我觉得特别困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方面，我们受到受到冷落；但是另一方面，观众这么热烈地怀念我们、关注我们、支持我们，所以我今天想请大家来议论一下这个事儿。译制片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恐怕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力来决定这件事。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一块儿聊一聊，让自己的思想上能够认识得清楚一点。

林栋甫：我们大家在这里跟苏秀老师分享什么？分享她的配音生涯。她的配音生涯不光是一部中国电影译制片的艺术史，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她们这一拨人，对事业的忠诚、对人性的理解，对人生的热爱、对艺术的尊重。

你们只知道苏秀老师有很多学生，但是你们不知道，苏秀老师在家里偷偷地收了一个学生，只收了一个，那就是我。邱岳峰老师去世以后，苏秀老师收留了我。那天她终于答应了，她用了一句上海话说："算了，算了，我收下你，但是你不要告诉任何人。"苏秀老师带着我到电视台考试的时候，人们都不知道，她不许我说我是她的学生。那个时候她告诉我："我教你，但只能是听天命，将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你要搞艺术，艺品就是你的人品，先好好做人吧。"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师就像我的母亲，母亲健在是我的幸福。母亲不仅仅是健在，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所以我为她骄傲。

刘绪源：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是阶级斗争的年代，不允许“谈艺”，不允许谈资产阶级艺术、封建主义艺术的。全国我觉得似乎只有两个文艺单位：一个是上海电影译制厂，一个是北京人艺，在这两个单位，谈艺是高尚的、道德的、不被鄙视的，是不反动的。这是非常特殊的背景。但上海有市民文化。上海市民对高雅艺术、对西方艺术，对电影艺术，有深入骨髓的爱。我在小学时代，就亲眼看到一个青年人等译制版《白夜》的退票，好不容易等到时，电影快开场了，他连找头也不要就奔进去了，那时一张票才二毛五，至多四毛，他给了一张一元的票（这在今天相当于一百元），他不要找头，是因为他更舍不得那片头。

曹雷：苏秀老师今天给我出了个很大的题目——关于译制片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我不像苏秀老师、赵慎之老师她们一辈子就献身配音，我是半路出家。我原来是话剧演员，后来是当了电影演员，后来“文革”当中配内参片把我拉进了这个圈子，后来我就毅然决然投身于译制配音事业。因为一接触到了之后，我就被这个工作的魅力所吸引。当然也有个原因，都知道我当时已经生了绝症，不知道能够活多少年，我不想在那个时候就在自己家里了此残生，译制厂给了我人生的第二次生命。如果我不投入这个工作，我闷在家里，也许我早早就结束了我的生命了，所以我觉得译制事业确实是我的第二生命。

林栋甫：谢谢。刚才曹雷老师说到了，曾经有过的天时地利人和。现在成了有人说的“空前绝后”了，令人总有点伤感。为什么呢？天没了，地还在呀。人呢？就不能继承了吗？你知道吗？我每一次在欧洲，要想看一部片子的话，电视打开一定是当地的艺人。我还看到好几部我曾经参与配音的那些影片在电视上播放，都是他们当地的语言。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配音业依然非常旺盛。而我们呢？我们有很多美妙的事情就这么短命，所以像曹雷老师说的，心要放平。所以我有时候也劝自己，劝别人，想开点吧。

曹雷老师说她一生最不能忘怀的就是配音。我也是译制片的受益者，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尤其曹雷老师说到的那个“人和”。在那样一个年代，邱岳峰家里17个平方米，他的办公桌就是他们家的缝纫机，同样的情况我在尚华家里又看到了，但是他们案头工作做得那么仔细，一点也不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而影响他们对艺术的执着和虔诚。这帮人，我们现在有吗？在每个行当里找找看，有吗？这个精神哪儿去了？我刚才说我是译制片的受益者，因为苏秀老师退休以后又发挥余热，她的热量不得了。又跟黄其老师一起在电视上开辟了译制事业，所以那时候有《海外影视》。

黄其：我跟苏秀1950年就认识了，但是在工作上是没有联系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1981年电视台进了一部译制片，日本的《姿三四郎》。那个时候我们电视台没有一个专门搞这项工作的人，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当时想，我虽然爱看译制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配啊。后来就到译制厂请了毕克和苏秀两位同志来帮助我们，我就在旁边偷偷地学。《姿三四郎》后来引起那样的轰动，是我们意料之外的。老实说，这个片子并不好看，不是精品。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十年动乱当中，大家只看到八个样板戏。

当时的确是很轰动。这个片子不仅仅是在上海轰动，在全国各地都很轰动。据说那时候新疆台在上海宾馆里租了一个房间，在电视里面偷录我们的节目，然后拿回去放。当时好像没有版权的问题，苏老师好像有一次在某地看了电视台里放的《姿三四郎》回来问我，我说：我们没有卖给他。那时候片子不是买卖，我们都是互相交流的。所以可见全国都在放。

因为这部片子非常受欢迎，我们电视台的领导在1984年就决定让我脱产出来专门搞译制片，我们就成立了译制组，就是现在译制部的前身。当时我们只有6个人。我们主要的演员、导演，都是上海各个文艺单位对我们的支持。苏秀退休了以后，基本上是在我们这儿上班的。她帮我们培养了一批导演，更多的演员，但是这些演员不是专业的，都是上海各文艺单位来支持我们的。我可以说，电影演员剧团、上海青年话剧团、人艺、儿童艺术剧院、木偶剧团、上海戏剧学院，凡是说普通话的文艺单位都有到我们这儿来配音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在苏老师的培养下逐渐走上了这个岗位。

苏秀老师身体并不好，她有哮喘病，因为当时的电视剧是一边在放一边在配，所以她抱病也要来工作。这就是译制厂的作风。过去讲了很多译制厂的优良传统，都到我们这儿来延续下去。因为苏秀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比方说：录音员播出前半个小时一定要到位，要检查机器。演员一定10分钟前要进棚，到点就开播。

林栋甫：黄其老师，那个时候我准时到了，后来被苏秀老师骂了。她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看看其他老师，都早就来了。”所以准时到，属于迟到。

黄其：过去我们的配音，我们译制厂的配音，比方说配一句话，看片子有声音要两遍，没有声音，演员配了一遍，导演在旁边听着，口形对不对，感情对不对，各方面的语言的调度对不对，都听好了，然后正式配，配不好再来一遍。而且我们在配音之前，演员进棚之前在另外一个房间，先得自己对着录像不断地先预习几遍，这样子到最后才配出来的。现在呢？可以说，人和机器在说话。为什么？对方是谁我不知道，我去了，把我所有的话都录下来，最后合成了。我说什么，你什么表情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你交流？所以只能把口形对上。这是现在的制作过程，要像过去那样子。你说在舞台上演戏，演了半天不知道跟谁在说话，你怎么演？你的语气怎么表达？所以冲这个来讲，我也不抱希望。所以说，辉煌年代，空前绝后。

林栋甫：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怎么工作。接一部戏，跟你有关系的，你接到电话去到那里先开会，大家拿到本子，导演先做阐述，接下来演员各自去对戏，然后就开始排戏，用功得不得了。那时候童自荣录一个戏，他很早就过来，在那儿背词儿。突然，他过来了，你以为他在跟你说话，仔细一听，他没有跟你说话，他在背词儿呢。他根本不考虑周围的环境，就是沉浸在角色里。而且他非常小心地保护自己的声音。像现在这一的天气，天根本没冷，他已经把丝巾戴上了。那个时候有一种精神，如果你不这样的话，在那个环境里你就不应该来，因为这是一个有着崇高感的那种环境。现在要说起来，这个崇高感太美妙了。但是美妙的东西总是留不住。

刘广宁：我总觉得翻译片跟原版是不矛盾的，从前我们就是电影院专门也有放原版的，还有放翻译片的。这两个你觉得哪一个适合你，或者你需要就可以去看呀。我觉得这两个从来也没有打过架呀。所以我认为这些其实都可以并存的。各方面的支持，观众们的口碑，我们是非常的感动，可是我总是觉得还是希望有关方面多多支持，这才是最管用的。

童自荣：我说三点。

第一点，我还是要强调，前辈演员，他们的精神是伟大的，因为他们一辈子就做一件事，那就是配音。他们不为金钱所动，始终坚守在配音的阵地上。

第二点，我们现在的小青年们非常可爱呀。即使在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翻译片这样一落千丈，市场经济这样的冲击，但是他们可以不在乎幕后的工作，不在乎名利，前赴后继地投身到我们的配音阵地上。其实很不容易做到啊。是吧？那简直是可以说，他们是可歌可泣的。我们为他们鼓掌，好不好？

第三点，我们还在做梦。我们还是有这样一种向往，我们可以实现那种欣欣向荣的局面。我们可以自己来选片，自己来制作，自己来发行呀。给我们一部分进片的权力，我们翻译片就可以大活起来。

周克希：苏秀老师在请柬上提了两个问题。我试着来回答苏老师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译制片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我想，只要还有为数可观的观众不能或者不愿看原版片，译制片就有存在的价值。不能，不用多说，是因为语言上有困难。不愿，是因为他曾经领略过译制片的魅力，他认为译制片有它自身的审美价值。想想《简·爱》中的邱岳峰，想想这位“比罗切斯特更罗切斯特”的配音艺术家吧。

第二个问题，艺术片还能再创辉煌吗？这个问题很难用“能”或“不能”来回答。我想起陈叙一的一件糗事，是听苏秀老师说的。因为脑子里老想着一段台词怎么翻译，陈先生洗脚的时候居然没脱袜子，就把脚伸进了水里。当时我就问，是哪段台词？苏老师告诉我，就是李梓说的"我们在精神上是同等的"那段台词呀。像陈叙一这样的人，现在还有没有？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还有这样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能不能是有尊严的、体面的？如果这样为译制片而生的“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还能重现，如果给他和他的团队（也就是你们）以用武之地的环境还能重现，那么再创辉煌就是一个现实的课题。

施融（发自美国的音频）：最近《纽约时报》一篇介绍德国译制行业的文章，题目叫《不要字幕，只要配音的国度》。

文章说，在过去几十年里，在西欧，配音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一个大产业。法国、西班牙和讲德语的国家，配音是外语片进入他们市场的首要条件。据德国联邦电影委员会的统计，德国去年上映了175部英语影片，超过90%是配音的。讲德语的市场是欧洲最大的市场，因为包括奥地利和瑞士，有八千多万人口。这个行业有四十多家配音公司，大多在柏林和慕尼黑。德国配音行业2013年创收1.25亿美元。

在德国，一部外语剧情片需要两个星期完成配音，配音演员平均每天挣700美元左右，但是给西方电影配音的顶级配音演员，每部电影能挣1.5万至两万美元。在德国，配音成本昂贵，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的成本是15万美元，包括漫长的录音盒剪辑过程，为演员的声音做后期混音。这位主管说，过去十年，人们越来越关注配音的完美，这需要对细节作更多的投入，而这正是德国电影业引以为自豪的。他说，好的配音对德国人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德国的录音公司对配音抱有完美主义的态度。

配音演员文德尔说：作为一名配音演员，你能得到的最好的赞美就是没有人注意到这是配音，我们的工作就是消失在原版后面，让观众不会想到这一点。

毛尖：我在大学里教外国文学的，我如何走上这条路？我觉得上译厂绝对是一个启蒙老师。在我们还不会看《简·爱》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邱岳峰的罗切斯特的声音。当我们看原版的声音，发现原版的声音不能跟邱岳峰的声音相比。这里面确实是有上译厂全部的精神，还有喜剧，我们也是看于鼎老师配音的《虎口脱险》。他们哺育了我们对喜剧、对外国文学的影响。包括看孙道临的《哈姆雷特》配音台词，真的发觉原版跟配音声音不相上下。这得涌进去多少的理解和感情？那真的是一个黄金年代，这个黄金年代真的是我们这样一代进入外国文学的一个通道，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曾经有那么好的一个团队在那里为我们准备好了进入世界的一个通道。

前面讲到，这个配音的东西还有没有可能再辉煌？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精神还是可以再传承的。包括今天好像来了很多配音网的朋友，我觉得配音网的朋友也是在不计利害地工作的。还有现在很多翻译网的朋友，我觉得配音一半的功能被现在很多厉害的翻译网给传承了。习近平开会以后，我们讲要为人民服务。我觉得在当年的配音演员也好，今天的翻译网、配音网也好，已经非常好地传达了所谓的"艺术为人民服务"或者是共产主义理想。我们可以感受到黄金年代最好的回声。

小辰：译制片所有的老师在我心里都是我的偶像。我们家老公，也就是上影集团的前老总，他在追求我的时候就是给了我不少译制片厂永嘉路的票子，这是打动我心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嫁给了他，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苏秀老师让我知道译制片的流程。原来我不知道译制片是这样过来的，我那个时候跟着苏秀老师就是数口形，1234567，123，1234。最典型的是日语的“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们的中文就是“谢谢”，要编成一句话，就是“我真的非常感谢你”，就凑成了七个字。我知道了译制片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张露佳：现在译制片的状况，我感到很痛心。作为一个翻译，我应该是去看原版，起码是个带字幕，但是我恰恰不喜欢看原版，不喜欢看带字幕。为什么？因为看字幕会影响我的画面感，而且有时候说话非常快，影响你看电影的感觉。有的时候我听得懂，字幕和画面总是有错位时差，所以特别是像《虎口脱险》这样的电影，如果看字幕片，文盲的怎样去看，或者是老花的怎么看？如果看原版，因为说话非常快，即使语言再好也是看不太懂。我不相信中国的观众已经大部分外语好到了可以不要译制片的这个境地了。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