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受民头像照。 (童受民子女提供)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情形。 （本报资料照片）

 

 

上海浦东电气公司厂屋全景。 （浦东供电公司历史文化展示厅提供）

 

 

 

文汇报记者 吴宇桢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停泊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签字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迎来血色黎明。

 

彼时，弥漫在亚洲诸国的悲怆气氛尚未散去，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纪审判随即揭开大幕：1946年5月，东京审判开庭，1948年11月宣判。其间开庭817次，出庭作证419人，出示证据4336件，庭审记录48412页，判决书宣读7天之久，旁听者20万之众。作为对日本对外侵略暴行的定谳，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将战犯们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2014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宣判66周年。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86岁的童慧明、82岁的童启明和78岁的童宣明更为熟悉的，是一个已经远去的背影——父亲童受民，时任上海浦东电气公司副总经理和华商电气公司经理。作为上海企业界的唯一代表，他是第一位在东京审判出庭作证、控诉日本对上海经济暴行的中国企业家。

 

对后人们而言，那段代表上海的证言在口口相传中流转，又在岁月变迁里模糊。如今，随着东京审判失落的记忆在中国逐渐回归，他们也在零零碎碎的片段里重温父亲当年的模样：坚定、执着，像那个年代任何一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中国人那样。

 

世纪审判的上海证人

 

“在予发言过程中遇到日美辩护律师不断插词质询，仓猝间用英语对答，未免稍感紧张局促……予幸未辱使命，但未用国语发言，深感遗憾。”

 

上海，一个略见凉意的午后。几位童家后人，86岁的大姐童慧明、82岁的二哥童启明、78岁的小弟童宣明和90岁的大嫂俞美珍，为讲述一段“沉睡多年的回忆”如约而来。

 

1946年5月，战后的日本，遍地焦土，满眼破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原日本陆军省大楼，是东京的断壁残垣中为数不多得以完整保留的建筑之一。对盟军来说，选择这栋建筑作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地具有象征意义：那里曾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最终成为战犯们接受审判的法庭。

 

正义的审判从当年5月3日开始。作为上海企业界的唯一证人，童受民在3个月后飞赴东京作证。前往送机的童慧明18岁、童启明14岁，记忆中的那个8月末，他们还记得那架停在上海大场军用机场的绿色“大家伙”——杂草荒芜，衬托出它坚实而笨重的身影。在后人们的记忆里，父亲就是在发动机刺耳的轰鸣声中，在略显苍凉的气氛里，乘坐那个飞起来的“大家伙”踏上前往东京的作证之路。当时姐弟俩并不知道，他们眼中的“大家伙”是二战中美国使用最多的B-24“解放者”轰炸机，被誉为欧亚海空战场上的“空中霸王”。起飞前，童慧明出于好奇曾溜上飞机，偷偷瞥了几眼，“没有坐椅，只能坐在地板上，机舱里气味很难闻。”她回忆说，很难想象，作为世纪审判的证人，父亲要在如此环境中颠簸数小时。

 

那段旅程对时年44岁的童受民来说，不啻为一大挑战。一年前，他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原浦东电气员工殷家纶的回忆文章《企业家童受民传略》中披露，“至1945年5月，童因病势严重，入院进行胃切除手术，出院后回家休养。”然而，尽管身体状况可能并不适宜，童受民还是如期踏上征程。

 

作为上海企业界唯一代表，童受民的“证言”如何向世界再现当时经济中心上海遭受的苦难？儿女们对当年的审判过程细节知之甚少，只记得专程前往作证的父亲，因为前期审判推迟，不得不在一所名叫“伊藤住宅”的房子里“焦灼地逗留了好些天”。2014年4月，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编译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十二卷中的第一卷首次在中国出版。在那本450页厚的专著第256页至第268页，记录着1946年8月28日那天的审判情形，童家后人终于看见，在法庭特有的叙事语言里再度鲜活的父亲。

 

根据《庭审记录》，在8月28日的出庭时间里，童受民共回答法庭质询47次。但是，当年回到上海后，面对亲朋好友的好奇与关切，他用一句“很累”淡淡带过。多年后，读着耄耋之年的父亲在1983年冬天一笔一画亲笔撰写的自传时，儿女们才明白，那个悠远的1946年夏天，父亲怀着的是怎样一种深沉而复杂的情感。

 

在自传里，童受民用整整一段文字回忆他人生中特殊的一天：

 

“1946年8月，前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孙拯奉翁文灏命，来沪邀予前往日本东京，出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予欣然由孙拯陪同搭美机赴日。中国检察官要求予用英语发言，固辞不获，乃先拟就证词，因法庭不许携带文稿资料，祗得背诵纯熟，以免临时疏漏。28日予准时出庭，供证日军强占八年中浦电所受财产上及营业上损失情况。在予发言过程中遇到日美辩护律师不断插词质询，仓猝间用英语对答，未免稍感紧张局促。约经一个半小时勉力应付，始完毕退庭。予幸未辱使命，但未用国语发言，深感遗憾。”

 

如今耄耋之年的儿女们聚在一起努力地拼凑着那段往事，自豪中却又夹杂着心疼。在他们看来，父亲当年不会想到，年少时的好学、工作中的敬业，会在一场事关民族尊严的审判中发挥重要作用。

 

“父亲工作很忙，当接受政府有关人员的作证邀请后，几乎是利用工作时间的间隙才完成证词的调研和写作。”童慧明说。

 

童启明则有感于父亲的外语功底，“父亲去了东京才知道被安排英语发言，临危受命。只有扎实的语言学习，才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童宣明认为，父亲当年的“不辱使命”更多出自浓重的使命感，“因为他代表的不仅是浦电华电，而是中国上海，是中华民族。”

 

民族企业的战争沧桑

 

历经艰辛修建的办公室远望仅存躯壳，会客厅败壁萧然、危墙矗立楼板荡然、货栈屋顶不翼而飞，瓦砾遍地，大门尚存启闭失效。

 

企业家童受民是上海电力事业从起步、发展、受难到再兴的历史见证者。法庭上铿锵有力的“上海证言”，也是他对倾注毕生心血的上海电力事业一次心痛审视。

 

童受民，嘉定钱门塘人，7岁丧父，家境贫寒。1915年小学毕业后，由其四叔童世亨资助考入江苏省第一商业学校。

 

1919年，童世亨联合黄炎培、穆藕初等人创建浦东电气公司并自任总经理。童受民毕业后即进入该公司，兼任中华职业学校簿记和会计学教员，并参加函授学习，取得会计师资格。1936年出任副经理，并任华商电气公司经理。

 

经过童氏家族的悉心打理，1936年，浦东电气公司股本总额达到150万元，发、购电容量4900千瓦，供电线路向南延伸到杭州湾，供电面积1450平方公里。那是浦电发展的“黄金时期”，其营运业务包括发电、购电、配电及供电等各个部门，是当时浦东民族工业的成功典范，也是上海最重要的电力企业之一。当时政府的中央建设委员会、全国电气事业指导委员会评比全国民营电厂，认为浦电成绩优良，“堪称全国民营电业之楷模”，连年颁发荣誉奖状，以资鼓励。

 

根据《上海浦东供电志》的记载，当时业界充分意识到浦电发展的灿烂前景：“浦东一带，必为工厂荟萃之区，故拟于电力一项力谋推广，前途适有发展希望……我国自农村衰落后，人民亦渐趋向工业途径，以谋生活。以浦东地位之冲要，工业建设方兴未艾，则该公司营业前途之发展，当无限量也”。

 

但1937年——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狰狞之年”，彻底改变了这家民族企业的发展轨迹。“9月的一天，日本飞机向在建的浦东黄家渡电厂投弹，霎时爆炸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起火燃烧，火势很快蔓延到整个厂区，全部建筑物陷入火场”，历经艰辛修建的办公室远望仅存躯壳，会客厅败壁萧然、危墙矗立楼板荡然、货栈屋顶不翼而飞，瓦砾遍地，大门尚存启闭失效。

 

“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浦电被迫停业，后由华中水电公司接收。这一时期，浦电厂房和设施遭受破坏与劫掠，损失惨重。1938年7月16日出版的《文汇报》记录了那种惨状：“自去岁战事爆发后，浦东沦入战区，被迫停止营业，公司当局除将重要机件拆卸外，并派人员轮流看守。当战事激烈时，曾遭日机投弹轰炸，毁去职员宿舍七八幢……迫战事西移后，浦东窃匪活跃，电杆电线及用户电表，被窃无数，该公司受重大损失，短期内无法重整旗鼓，恢复营业……”

 

浦电在战争及被占领期间因停止经营、人员遣散、厂房设备损毁拆迁造成的损失，以及战后调查、重建的花费总数，难以估量。对此，童受民生前在自传里颇为心痛，“新厂计划全成画饼，数年心血，尽付东流，迄今回思，不胜感慨”。

 

事实上，浦电的命运只是当时上海横遭战争厄运的众多企业之一。如今坐落于望达路之东、半淞园路与黄浦江相间处的南市发电厂也曾有一段辛酸往事。其前身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市政近代化进程中起过不小作用的著名企业，抗战胜利后只收回一个空壳。童受民当时兼任华电经理，他通过缜密的调查发现：华电在战时直接损失法币（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165.99亿元，间接损失2618亿元。

 

然而，童受民在法庭上据理陈词，充分的事实和有力的庭证却不等于成功的索赔。在东京审判宣判后的岁月里，童家后人偶尔会听到父亲提及当年索赔之路的艰辛：劫卖至外地的设备或因破损严重已无拆回价值，或因内战已起、道路阻隔而难以运回。申请赴日拆机折赔，又遭人作梗终未成。因此，民族企业浦电、华电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遭遇的损失，与无数中国百姓受损的个人财产一样，至今未能得到任何赔偿。

 

在后人的回忆里，当年，童受民席间仍苦苦思索企业如何走出困境，他“时而点头，时而摇头”，可见事业再兴的艰难。

 

“失落”中不可磨灭的见证

 

作为东京审判中唯一的上海证人，上海企业家第一次在法庭上，向世界展示了上海在日本侵华期间所遭受的劫夺和苦难。

 

对于亲赴东京审判作证的往事，童受民并不常向人提起。除了父亲审慎的性格使然，童家后人更将其理解为一种“时代的微妙”。经历岁月的打磨，他们将“谨慎的分享”视为一种家族规范。

 

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东京审判在中国的“失落境遇”。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谈及，长期以来，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东京审判研究在国内少人问津，国内学界对东京审判的研究也相对滞后。这种学界的“失语”也在民间得到印证：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东京审判并不是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

 

关于那场世纪审判，令人振奋的气息从2005年开始升腾。当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要讲话中，对东京审判进行了历史性的高度评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历史的审判！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不过，对童家后人来说，这段尘封的家族史直到去年才体现出原有的时代意义。2013年8月15日，文汇报刊发《寻找东京审判的失落历史》一文，讲述了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与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努力抢救东京审判这一段“近乎失落的历史”的故事。最早看到这篇报道的大嫂俞美珍拥有敏感的直觉：童家这段被尘封的历史，或许也能找到一个新的出口。她很快将这一“发现”告知其他童家子女，并责成年纪相对最轻的童宣明主动联系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学者们。也正是通过那篇报道，童家后人第一次与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学者取得联系。他们意识到，寻找东京审判失落的历史，不再只是自家人对先人的婉转追忆。

 

某种程度上，上海社科院学者程维荣亦是童受民“上海证言”的唤醒者。他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承担的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项目“东京审判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并翻译了《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国部分》的第一册，其中包括关于童受民在法庭上作证的记录。

 

程维荣认为，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对中方经济损失的清算及对日方责任的追究，是涉及战后赔偿的重大问题。然而，由于战争延续时间漫长，所涉案件众多，以及案情复杂，对各项经济损失进行逐案审理并不现实。相较而言，东京审判的重点放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童受民是唯一涉及的中国民族工业企业家，因此，他的“上海证言”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证人，童受民的举证非常具有说服力。”这是程维荣在翻译《庭审记录》时的深刻印象，“他的证词用细节与数字说话，不是泛泛而论大义。”

 

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审判方式，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控辩双方的交锋是庭审的重头戏。此外，法庭还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现代法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史料显示，在庭审的最初阶段，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席的中国证人往往无所适从。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因说了一些“大道理”，就被辩护方斥为空无实据，反复挑剔。秦德纯事后曾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

 

程维荣指出，“童受民在法庭上的作证，具有亲身经历与文献印证的客观性与可靠性，是东京审判涉华部分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那场旷日持久的世纪审判中唯一的上海证人，上海企业家第一次在法庭上，用具体而充满说服力的案例，向世界展示了上海——中国的经济心脏，在日本侵华期间所遭受的劫夺和苦难。“那些关于上海的证言，成为历史不可磨灭的见证。”

 

庭审纪实

 

检察官裘劭恒：上海的战争爆发以后，您的公司被什么人或者什么公司接管了吗？

 

证人童受民：1937年11月日本人占领了公司，1938年3月日本人恢复营业。同年6月，华中水电公司接管了浦东电气公司，由日本人经营。公司原有固定资产总额180万（中国）元，日本人评估为47万日元，由华中水电公司投资。所取得的份额由傀儡维新政府实业部以所谓“所有者不在”为借口而占据。

 

检察官裘劭恒：谁经营和控制您所提到的华中水电公司？

 

证人童受民：就我所知，华中水电公司是华中振兴公司的子公司之一。名义上，它是中日合办商行，实际上由日本人一手经营和控制，由日本人制定政策，所有负责人——所有的上层职位都由日本人垄断。

 

检察官裘劭恒：当日本人1937年11月接管的时候，您的工厂整体情况如何？

 

证人童受民：在日本人占领以前，公司的工厂经营状况良好。

 

……

 

检察官裘劭恒：当您从日本人那里接收工厂时，你发现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证人童受民：发电厂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原来在工厂安装了一台瑞士布朗和博维公司制造的汽轮发电机，600千瓦，2300伏，3相，60轮；和两台英国巴可可和维尔克公司制造的水管加热器，每一个的加热表面大约140平方英尺，蒸汽压力250磅。在从日本人那里接收的时候，发现汽轮发电机、加热器和其他设施都无影无踪了。

 

检察官裘劭恒：当您在1945年9月从日本人手中接受发电设备时其状况如何？

 

证人童受民：它们处于受损严重的状况。公司大约有25公里——不，公司大约有500公里的头顶电线，其中50%至60%丢失了。剩下的被较细的电线所取代，有的地方甚至使用铁丝，情况惨不忍睹。我还要说水下电缆的情况。我们在黄浦江上下游分别设置了一条水下电缆，以连接上海所有电力公司的供应线，每一条电缆包括两条6600伏的水下线路。在9月15日接收的时候，一条线路被发现丢失，另外三条线路破损不堪。我们还有大约160个变电器和总量有11万千伏的变压器，大约15万只电度表，以及总量达到9000马力的大约700台电动机。我们发现这些变压器、电度表和电动机的大约60%不翼而飞了。

 

检察官裘劭恒：当您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时候，工厂建筑的情况如何？

 

证人童受民：我们发现我们张家浜发电厂的四幢建筑被彻底毁坏，而且——

 

辩护人列文：庭长阁下，我提出异议，因为其作证内容不适合、无关和空泛。我想其中关键一点是接收工厂，当然那是因为他们接收了工厂。如果他们错误地接受了工厂，无论他们接收的是良好的还是不好的状态，并无差异。

 

检察官裘劭恒：如果法庭同意，我一直在试图揭示日本的经济渗透，我的目的是比较日本人占领这些设施前后的条件与情况。

 

韦伯庭长：这是显而易见的，驳回异议。

 

证人童受民（继续）：如同我已经指出的，我们发现四幢建筑完全毁坏两幢严重受损，在浦东王家渡的新发电厂设施遭到完全破坏，办公设施交通设备包括轨道和汽船也遭受了沉重的损失。

 

——节选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