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新作《老生》。

■文汇报首席记者 王彦

“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里，人物中总有一个名字里有老字，总有一个名字里有生字，它就在提醒着，人过的日子，必是一日遇佛一日遇魔，风刮很累，花开花也疼。”这是贾平凹为其新作《老生》所撰的一段后记。“如此独特审美的语句该怎样转化为影像？”文学评论家徐兆寿的设问引发学者们共鸣，“民间写史手法的探索，小说跨越时间的长度，以及叙述风格的细琐，都让《老生》成为一部很难被改编为影视剧的作品。”

自1987年出版《商州》，到今年9月《老生》问世，27年间贾平凹共创作15部长篇小说。但其中被改编为影视剧的仅有3部，改编后成为口碑之作的更近乎为零。作为一代名家，贾平凹似乎与时下小说改编影视剧成风的潮流格格不入。

对此，在上个周末复旦大学举行的贾平凹《老生》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当今文学界紧缺的恰是敢于逆流而行，让影视剧改编无从入手的纯文学性小说。

“触电”让小说更畅销

徐兆寿举例为证：2012年中国作家海外影响力排行榜上，莫言、余华、苏童分列前三。“作家本身功底之外，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每人背后都有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经典电影。”在他看来，莫言背后有《红高粱》，余华有《活着》，苏童则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它们既成就了张艺谋，也成全了作家在海外声名鹊起。

“国内书市同样如此，书店的畅销小说半数以上都有'触电'背景。”徐兆寿说，影视与文学联姻，常常能让一些作家为更多读者认识，具有更大的阅读市场，像莫言、王朔、余华、刘恒、刘震云、麦家、严歌苓等等，他们的作品随着影视剧热播在小说热销榜上扶摇直上。

影视对文学作品的推广作用不仅中国有，国外同样早有先河。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就在著作《从小说到电影》中写道：“《大卫·科波菲尔》在克利夫兰的影院公映时，借阅小说的人数陡增，当地图书馆不得不在一周内添购132册；《呼啸山庄》拍成电影后，小说在2年内的销售数量超出过去92年的总和。”此外，查尔斯·韦布的《毕业生》在电影诞生前，只售出500册精装本与不足20万册平装本小说。但改编电影大获成功后，平装本销售在当年就突破了150万册。

“触电”让小说流传更深广，这几乎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反复被佐证的真命题。

剧本式写作是对文学的伤害

但真命题却叫人爱恨交加。徐兆寿旋即话锋一转：“影视剧走红了，想当编剧、当导演的年轻人多起来，而安静写作的越来越少了。”

徐兆寿的另一重身份是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他一直在留心具有文学天赋的年轻人，但学生们每每志不在此。徐教授很清楚，剧本创作接触到的是声色犬马的物质世界，而真正的纯文学是孤独的精神构建，“可惜现实面前，多数人倾向于物质。”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杨扬同样用“生不逢时”来形容现时的文学环境，“20世纪是属于作家的欢歌，文学占据绝对主力。而21世纪，图像在阅读中越来越重要。”令评论界忧思的现状是，当代年轻人的座右铭不再是文学作品里的一句箴言，取而代之的是影视剧的走红台词。长此以往，纯文学恐会为剧本式写作让位，就如同诗歌曾经的式微那样，那将是文学天大的灾难。

“灾难”是危言耸听吗？王小波的一段话可作注解，他在杂文《盖茨的紧身衣》中问道：“电影时代，小说怎么写？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几十页洋洋洒洒的文字叙述，放进宽银幕后只需几秒。电影让阅读变得轻松，既然如此，何须几十页纸？几页、几行足矣。”王小波不是独自一人，加西亚·马尔克斯终其一生都在拒绝《百年孤独》被翻拍成影视剧。“‘你委身寂静的、完美的处子’，‘你知道铁路工人罢工了吗？’即便我们不知道第一句话出自英国诗人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我们仍可立即判断出——前者是文学而后者不是。前者有具体可感的质地，有特别的节奏韵律，可两者一旦搬上银幕，脱离文字，谁能分辨出纯文学与剧本？”所以，魔幻主义作家宁愿要一本五迷三道的法国新锐小说，也不接受一部《廊桥遗梦》，这是对文字癖好的执拗个性。

永远不要责怪读者变得浅薄，而要想想，是谁帮他们放低了文学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