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婷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窦乐安路（今多伦路）233号的中华艺术大学底楼一间大教室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诞生。左联的成立，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新局面。与此同时，有关它历史局限性的探讨也从未停止过。

85年了，我们纪念“左联”的现实意义在哪儿？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左翼文化战士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和同情，是当代文艺创作的精神传统。

左联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

作家冯雪峰曾回忆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称中的“左翼”二字，是由时任中共中央文委主任的潘汉年提出，由鲁迅最终拍板敲定的。对于鲁迅和左联成员而言，左翼的内涵十分明确，那就是以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为使命，以平等、正义为目标；从他们的作品中，人们可以听到土地的咆哮、汽笛的长鸣、劳苦大众的声音。

学者陈漱渝告诉记者，左联虽然是在批评太阳社、创造社“左”的倾向过程中成立的，但它在存在的6年中创办了几十种刊物，留下了大量值得关注的文学作品，如鲁迅的后期杂文、茅盾的《子夜》、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丁玲的《水》、田汉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李桦、刘岘，赖少其、罗清桢等人的木刻，这些影响所及从南方到北方，从国内到国外。“所以，左联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历史局限是第二位。”陈漱渝直言，任何人青年时代都会走弯路，犯一些幼稚的错误，形象地说，那就是左联战士在撞开新时代大门的时候，有时显得莽撞和急躁。

精神传统值得发扬光大

在85年后的今天，左联仍有诸多文化精神传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底层大众、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以夏衍1936年4月创作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为例，该作品完全采用了写实手法，在描写包身工超负荷劳动时，他这样写道：“每天做十二小时工，平均每人要吸入0.15克的棉花絮。”“手脚瘦得像芦柴棒，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

细致源于深入的调查。据悉，虽然《包身工》的写作开始于1935年，可作者接触包身工这一社会现象则是在1927年。当时夏衍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住在上海沪东一带。这里是工人区，由此他开始了解包身工这个特殊群体的种种特别现象。1932年，导演沈西苓想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夏衍便将自己了解的包身工情况告诉了他。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影反响不大，可是在写作剧本的过程中，夏衍又搜集了不少资料。1935年，夏衍再一次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并实地观察她们的生活情况。当时夏衍住在麦特赫斯德路（今泰兴路），离包身工所在的杨树浦有10多里路的距离。为了在早上5点钟之前赶到那里，就得凌晨3点起身，步行过去，才刚好能看见包身工上班的情形。这样的观察坚持了两个多月，用他后来的话说，是“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

“所有的左联文化战士无不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现代理性精神的光芒来观照现实。”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说，鲁迅与不少左联成员有过论争，但他同样希望文艺发挥现实功能，也在创作中身体力行。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

陈漱渝说，虽然当今的文艺创作群体成分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强调创作私人性的“职业型艺术家”和循经济法则运作的“产业型艺术家”，还有很多文艺人兼具不同身份，时而是审美人、时而是经济人，但是，“人文关怀仍然应该是文艺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