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峰口长城上，中国守军顽强抵抗。

 

 

 

大刀队勇士义无反顾，奔赴前线。 （除署名外，均本报资料照片）

 

 

 

今日喜峰口东北角明长城遗址，中国军人曾在此与日军反复撕杀。 本报记者 郑蔚摄

 

本报记者 付鑫鑫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高粱肥，大豆香，

 

遍地黄金少灾殃。……

 

一曲《长城谣》，唱出多少国人对长城、故乡的眷恋，和对侵略者的愤怒与控诉。

 

长城，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有着特殊的文化记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长城外面的故乡——整个东北三省，陷于敌手。

 

自从大难平地起，

 

奸淫掳虐苦难当。

 

苦难当，奔它方，

 

骨肉离散父母丧。

 

……

 

但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停止侵略的脚步，他们按照既定的“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路线图，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热河、冀东又成为其窥伺的目标。

 

1933年初，长城抗战于是打响。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前线的爱国官兵奋勇苦战80余天，给气势汹汹的日军以迎头痛击。当时的天津《大公报》称，喜峰口抗战“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

 

为29军大刀队英勇事迹所激励，中国著名作曲家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传唱大江南北，鼓舞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

 

长城抗战失败后，日军直逼华北、威胁平津，4年后又引发了“卢沟桥事变”，将侵略战火烧向中国全境。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78年之际，我们抚今追昔，来到当年的喜峰口，回溯长城抗战，管中窥豹，希冀以史明鉴。

 

喜峰口，燕山山脉东段隘口，古称卢龙塞，路通南北。汉代曾在此设松亭关，唐代就有诗曰：“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后松亭关易名喜峰口。

 

喜峰口，东临铁门关、董家口、青山口，西与潘家口、龙井关、罗文峪相连，所有关口皆长城要塞。一旦喜峰口大门打开，敌军可长驱直入，直逼唐山、遵化、蓟县，威胁京津。

 

登上明长城喜峰口的东北高地远眺：远山如黛，重峦叠嶂，山顶尖头，犹见烽火台巍峨挺立。山下，昔日硝烟弥漫的喜峰口关城已淹没在潘家口水库之下。滦河一泻千里，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引滦入津”以来，潘家口水库已成为天津最主要的水源地。隔水相望的喜峰口西北高地，城墙如蛟龙出水，自水中攀山而上，对岸座座烽火台掩映在苍翠间。近处，青砖、黄石、灰土砌筑的东北高地，经历史和战火的洗礼，空剩断壁残垣、蛛网凝结，唯有紫白相间的荆梢花，开满墙头，摇曳生姿。

 

29军的馒头上印着“勿忘国耻”

 

谁能想到，1933年，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不得不再次将古老的长城作为一道御敌的天然屏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占我东三省。宋哲元以29军军长身份致电属下：“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此耻。”次年8月，宋哲元致函张学良，请缨杀敌；同月，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担负起捍卫华北门户的重任。

 

长城抗战史研究者曹建民告诉记者，在喜峰口战役打响之前，宋哲元就派员侦察得知：“查其附近高地之倾斜，概皆北面缓而南面急，敌如来犯，最易捷足而据。我如御敌，势非绕行，难于迎击。……故该地一旦失利，喜峰口之城寨难保矣。是以东北高地之得失，系乎全军之胜负。此敌我认为必要而在我势所必争者也。故本军甫行接防，为鏖战遽起，非无故耳。”1933年2月16日，时任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的张学良作出部署：29军“开赴平东、玉田、蓟县、宝坻、香河、三河一带驻防，集结待命杀敌。并准备3月开赴长城喜峰口、罗文峪一线”。3月2日，北平军分会发布命令，下达了8个军团的战斗任务。其中，第三军团由宋哲元的29军组编，约3万多人。

 

然而，军令已迟。两天后，承德沦陷，敌军向喜峰口、冷口、古北口进逼。6日，北平军分会迫于日军多路进攻长城一线的严峻形势，将作战重点调整到长城各口的防御上。其中，第三军团协助32军扑灭冷口之敌，一部接第四军团宽城防务，而以主力在迁安、喜峰口至遵化集结，准备向平泉方面进攻敌人。7日，张学良亲自下令，对宋哲元作战地境再做调整，从迁安城子岭口至遵化马兰峪，由第三军团负责扼守，并以一部接替万福麟军阵地，冷口交由第二军团防守，战线长达100公里。

 

曹建民说，张学良对宋哲元部一直信任有加。早在1933年2月，张学良就将铸有自己名字的指挥刀赠与宋哲元，助其抗日。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以失败告终。部分西北军退到山西，经张学良整编为29军，宋哲元任军长。29军刚成立时，经济困难，全军4万人（含非战斗人员的供给）只能领到2.5万人的军饷，甚至一度团以上军官只管饭不发饷。

 

在山西训练期间，为改善士兵的武器装备，宋哲元给每个人都加配一把大砍刀，并专门聘请山东乐陵人尚云祥（绰号“铁脚佛”）和河北冀县人李尧臣（会友镖局最后一代镖王）担任总教头，前者传授“五行刀”等武技，后者创编了“无极刀”刀法。

 

中国近代史作家萨苏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曾跟李尧臣大弟子李宗儒先生（1969年武术冠军、三皇炮捶门掌门人）“比试”过刀法。“无极刀”刀法有一招叫“单手持刀飞进”，精妙之处在于出刀时，刀身下垂，刀口朝自己，一刀撩起，刀背磕开刺来的枪刺，同时刀锋向前画弧，直取敌人咽喉。“它的磕碰、划破敌人左动脉，一气呵成，猝不及防。”他笑着说，一共比划过3回，不同招式、招招致命。

 

除了训练刀法，29军的其他训练也十分刻苦，如急行军日行80公里、擒拿格斗术等。每逢国耻日（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国土沦陷的日子），宋哲元部都要举行演讲会，当天的馒头上也印有“勿忘国耻”四个字。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1933年3月8日晚，宋哲元下达作战命令，并手书“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10个大字，传谕全军。当晚，29军37师师长冯治安立即做战斗部署。但日军已占领宽城，距喜峰口长城仅30公里。而29军距离喜峰口最近的部队则在遵化驻扎，相距60多公里，战斗失去先机。

 

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奉接防喜峰口命令后，即派王长海的217团接替喜峰口及宽城防地，另派童瑾荣的218团接潘家口、龙井关之防务。

 

3月9日凌晨，日军松野尾先遣队从宽城出发，向孟子岭、喜峰口攻击前进，在孟子岭附近遇到万福麟部阻击。但万福麟部溃败，导致守卫在喜峰口东北高地的康团也弃阵逃亡。日军以轻重机枪占据东北长城高地，向守军猛烈俯射。

 

随后赶来的王长海团，派第3营火速占领喜峰口外小喜峰口和喜峰口西北长城阵地。据第3营副营长过家芳后来回忆，当时，在喜峰口及长城外约有500名敌人，依炮火掩护，凶猛进攻，守军远则枪击、近则肉搏，拼死拒守，仍难以夺回东北高地。

 

于是，王长海令第1营、第2营组成500人的大刀队，于傍晚时分，攀登悬崖峭壁，向敌仰攻。刚刚攀到山顶的战士，在敌人轻重机枪扫射之下，纷纷中弹，掉下悬崖。激战至晚，敌人第一道防线终被攻克，但白刃战尚未结束，敌军炮兵从白台子阵地对东北高地发起炮击，守军被迫撤离，高地又被日占领。王长海团退至喜峰口脚下的老婆山一带。

 

3月10日凌晨1时，童瑾荣团的两个营分两路绕向敌人后方，试图与固守正面阵地的王长海团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夺回东北高地。第1营出铁门关以西喜峰口东边长城，向白台子进攻，袭击日军炮兵阵地；第2营从潘家口出，经兰旗地渡河向蔡家峪进攻。

 

萨苏告诉记者，当时的29军不光装备差，而且军粮吃紧，加上训练艰苦，因此，很多士兵因营养不良都患上了夜盲症。为奋勇杀敌，夜袭军仍前赴后继。时值农历二月，春寒料峭，看不见路的勇士们就着滦河结冰的水面反光，悄然行进。

 

两队人马杀到后，与日军混战至拂晓。因绕袭部队带的是手榴弹、大刀等近战武器，无法对东北高地日军进行有效的进攻，故未夺回阵地，只能原路返回。是日，遭到夜袭的日军，对老婆山进行疯狂的报复，密集轰炸。

 

赵登禹率后援部队赶到前线后，命令部队撤出阵地、离开战壕，藏匿在沟壑、树丛之中，潜伏待命。日军狂轰滥炸几番之后，见前方阵地寂静无声，步兵开始蜂拥而上。赵登禹鸣枪为号，守军冲出，敌人猝不及防，仓皇应阵，抱头鼠窜。

 

10日午后，在喜峰口镇北段，敌军试图偷袭，赵登禹又率部抵抗，腿部中弹。“一颗子弹卡在胫骨和腓骨之间，幸未伤及要害。”萨苏说。

 

大刀队夜袭白台子敌炮营

 

鉴于喜峰口当时的战况，宋哲元电令赵登禹旅严加防范，并迅速调集张自忠、刘汝明两师及37师王治邦旅前来增援，同时派38师佟泽光旅协同作战。兵力重新部署调整后，佟泽光旅扼守铁门关、王治邦旅扼守喜峰口，赵登禹旅扼守潘家口，所有前线作战各部队暂归赵登禹指挥。宋哲元还亲下手谕传示各师，勉励前方作战将士，其中，第二条：“不求与十九路军在上海作战之声威，而求日本不能小看我们。”

 

11日是喜峰口战斗以来最激烈的一天。就长城西侧高地，敌我双方展开拉锯战，敌军以火炮抢占高地，中国军队又誓死夺回。在战斗中，营长伤亡，副营长代，又伤亡，连长代，一日数易，司空见惯。甚至，第一线部队无人可代时，由师、旅、团部人员调任，可见战况之惨烈。

 

战将更迭，令赵登禹忧心忡忡，“照这样打下去，全军十几个团，最多也就抵抗半个多月”。且喜峰口长城内外全是裸露的石头山，没有高大树木遮蔽；初春时节，冻土未化，无法修筑工事。敌军飞机大炮打将上来，战士既无掩体躲避，又无工事防御，伤亡十分严重。

 

根据战场形势，宋哲元电令37师师长冯治安转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位旅长，再行绕击。当夜，制定的作战计划为：赵登禹和佟泽光各带近一个旅的人马，分别从左翼潘家口、右翼铁门关两路出击夜袭敌营，王治邦旅坚守正面阵地。待绕攻成功后，以放火为号，两路绕攻大军进击到东北高地后面，从北面进攻高地敌人，王治邦旅从南面即正面攻击敌人，两面夹击，夺回东北长城高地。

 

11日23时，左翼赵登禹旅轻装疾驰，于12日凌晨分两路绕攻。一路出潘家口滦河西岸，经兰旗地攻蔡家峪、白台子炮兵阵地；一路由潘家口出，沿长城以北攻击北丈子、三家子、瓦房之敌。

 

夜袭将士手持大刀，奋勇冲杀。经过白天疲惫战斗的日军正在酣梦，不少未及清醒已身首异处。侥幸活命的，则东躲西藏，有的躲到猪圈里，有的把头扎进鸡窝，还有的跳进厕所的粪坑中。

 

年仅23岁的吉星文，在夜袭中勇武过人，后被宋哲元嘉许，晋升为第129团团长。在白台子炮兵阵地，副营长过家芳砍死敌军军曹，缴获日军作战地图。

 

与此同时，右翼佟泽光旅出铁门关，连歼跑岭庄、闯王台之敌，并占领白台子以北，将通往宽城道路破坏堵塞，切断敌人退路及增援。

 

然而，12日天亮后，喜峰口东北高地两侧敌人火力过猛，又因冰雪坚滑，中国军队攀攻不易，未获与绕攻部队夹击之效。至当天下午后半晌，三路军撤回后方整顿。

 

曹建民说，2年前，他曾听兰旗地村民说起，几十年前，埋葬29军夜袭将士的故事，并根据他们的描述发现了29军士兵的坟墓。“我找到了一个名叫刘景平的村民。1933年，他才15岁，参加过掩埋尸体。”

 

刘景平告诉他，第二次夜袭之后，喜峰口战场，血流成河，伤亡不计其数。29军部队撤军经兰旗地，百姓为其撑船渡滦河，帮忙照顾受伤伤员，胆子大的帮忙就地安葬战死的士兵，约有六七十名村民参加掩埋遗体。

 

“部队出击前，请村里大娘为他们烙饼，特意关照‘给我们多搁点油啊’，大娘为难地说，家里一点油也没有。只能烙了硬硬的饼子，但29军官兵还是付了一元大洋。大娘感动万分，直赞‘大刀队是仁义之师’。”曹建民转述道。

 

日军被29军两路绕攻后，元气大伤，亟需支援。3月13日，冯治安师长通报敌情，“喜峰口正面之敌，确有退却模样。”

 

14日，喜峰口前线中国军队开始全线反击，集结在喜峰口、潘家口、铁门关的29军将士挥舞着大刀，杀向敌阵。激战一天，除东北高地尚被日军占领，长城附近阵地包括老婆山、桃山等29军全部收复。喜峰口日军担心守军再次夜袭，前线部队退至孟子岭一带构筑工事。

 

同时，日军侦察到，距喜峰口西南50公里的罗文峪，无重兵把守，遂向罗文峪进攻。罗文峪实为喜峰口后方联络线之侧背，两边山势陡峭，隘路纵横，其西的隘口名为“山楂峪”。如果日军占领该地，29军主力阵地喜峰口将受到严重威胁；若日军长驱南下遵化，则部署在北平东部的中国军队将被断绝后路，华北防线势必全线崩溃。

 

3月14日，日军迫近罗文峪。宋哲元命令37师219团、38师228团增援驻守在罗文峪的29军暂编第2师刘汝明部，令38师224团向四十里铺集中，令106师向长城外兴隆方面前进，夹击南侵日军。双方鏖战至19日，日军又遭夜袭，伤亡甚重，遂被迫暂退待援。

 

“攘外必先安内”误国

 

喜峰口一役，29军给日军以重创。当时，有诗赞宋哲元将军曰：“百战勋名留宇宙，千秋青史论功高。将军忠勇冠当代，寇血斑斑浸战袍。”

 

即使是普通士兵，其英雄事迹也多不胜数。217团9连战士，外号“老毛子”，在战斗中匍匐前进，接近敌人机枪时，不顾双手被枪管烧得骨焦肉烂，抓住机枪管奋力往外拔。枪被拖出不说，连墙体也被扯倒了。更有一青年战士，用手捂住枪口，枪弹穿过手心，并无知觉。待夺过机枪，方才发现手心已被打穿。还有被救回的29军伤兵云：“我这回真不够本。在前线时，我抡起大刀来，砍杀两个敌兵，忽被另一个敌兵从背后以刺刀把我的屁股扎伤三处。再欲杀敌，体已无力。如我之受伤再晚一些，还可砍敌兵两名。”

 

日本国内报纸也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我国国内的报纸对喜峰口抗战也赞誉有加，如3月20日天津《商报》报道：“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将军部队，在近数年来可称为失意之军队，以此次热（河）省委陷之神奇迅速，假使国内军队皆如热军，则今日敌军早已践踏华北，饮马黄河，而宋氏部队奔驰数百里，仓促应战，独能连摧凶焰，大振国威。一洗华北军队不能作战之耻。”

 

奈何，喜峰口一役只是长城抗战的一部分。历经数月的长城抗战，最终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而告结束，中国失去热河全省和冀东22个县的领土。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人，负伤24019名，而日军伤亡仅2600名。中日双方伤亡的比例达15.3∶1，远超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

 

土生土长的宽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树军告诉记者，日军占了热河以后，当地沦为伪“满洲国”，百姓民不聊生。“日军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实行‘集家并村’政策，就是晚上把村里所有男女老幼都圈在一起，不准与外面的人通信。大家都管这叫‘人圈’，还划定‘千里无人区’。”刘树军说，他小时候就听爷爷说起过这些往事。甚至，当时，有的庄子，连白天也“圈人”，不能自由活动。

 

长城抗战的失败，也警醒了全国人民，让全国人民认清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误国和失败。

 

当时，蒋介石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其实质仍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当长城抗战处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指挥5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呼声，蒋介石曾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战，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正是“攘外必先安内”导致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对日作战事关国运，本需集中国内主力应战，但蒋介石只派中央军四五个师北上参战，而主力精锐一直在进攻红军，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决定了长城抗战必然失败。

 

从战役战术上看，日军采取多方牵制、集中机动力量快速进攻的战术，而中国守军则分散兵力、处处应付，消极防御、死守阵地，且线长兵薄、工事简陋，一点被突破，全线即溃。如果中国军队采取伏击或者派出小分队，敌进我进，打其后方，完全能给日军以杀伤或遏制其进攻，如第29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的夜袭等。然而，这种做法没有推广，也未持久下去。

 

所幸，日寇再疯狂也无法扑灭长城上空愤怒的硝烟。全面抗战爆发后，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曾率部在喜峰口以北、热河南部的王厂沟村继续抗战。1943年5月13日，日军春田中队直奔王厂沟而来。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得到情报后，决定利用有利地形打一场伏击战。战斗从7时一直打到22时，一举全歼日军150人，我军亡27人。

 

82年过去，沧海桑田。然而历史不会忘记，正如29军最后一位大刀队员杨云峰曾告诉作家方军说：1933年喜峰口夜袭时，29军将士左臂上扎着白毛巾，翻进日本鬼子兵营，摸着穿军装的脑壳就砍。“撤退的时候，我浑身上下都是血！——我们29军大刀队的人只回来一半儿人，都战死在那里了。”

 

方军对记者说：“现在，世间再无杨云峰，他的骨灰长埋卢沟桥下，但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精神必将与世长存、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