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在看李昕送去的样书。

 

编saying：

 

今天是杨绛先生104周岁生日，笔会谨在此向这位老人送上衷心祝福：生日快乐，杨绛先生！

 

自2011年7月笔会发表杨绛先生百岁答问《坐在人生的边上》以后（话说这篇答问至今仍在被各种转载，请转载时多少有些版权意识，注明提问人周毅和原发“文汇笔会”好伐），先生与笔会结下了特殊的友谊，先生百岁以后的作品，几乎都在笔会发表。其中有：

 

《洗澡之后》（小说新作节选首发） 2014年7月17日

 

《“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漫谈红楼梦》 2014年6月4日

 

《忆孩时》（五则） 2013年10月15日

 

《锺书习字》 2013年7月17日

 

（以上文章微信朋友可回复“杨绛”获得）

 

 

 

2011年7月8日笔会版面

 

本报资料

 

而小编，也会在每年的这个日子，涌起一种亲切的牵挂。

 

今天，笔会推送原北京三联书店总编李昕记叙和杨绛先生交往的文章，向杨绛先生致意，并老老实实，按照杨先生的“两便祝寿法”，回家诚心诚意吃一碗寿面去！

 

“我现在很好，很乖，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点进步，better myself in every way ，好每一天。”

 

——这是杨绛先生在百岁答问中的话，今也以此祝福她！

 

对了，笔会微信的评论功能正好刚刚开通，微信朋友可以在文末“写评论”处留下您对文章的评论，当然，也可以送上对杨绛先生的祝福啦！

 

我对杨绛先生的三次道歉

 

杨绛先生在当今文坛上是倍受尊敬的老作家。

 

我做编辑，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三联书店工作。恰巧，杨绛先生正是这三家出版社的老作者。由于工作的机缘，我也便与她有了一些直接的接触。

 

其实我与杨先生相识较晚，那大概是90年代后期，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但是因为她过去曾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与家父同事，提到这一层，她老人家对我也便多了几分亲切。

 

这些年来，每逢春节或杨先生过生日，我总是要代表出版社问候老人家，有时也会登门拜访请教。见面时，谈得较多的自然还是有关出版的事，有时杨先生也会顺带谈谈她对当前社会、文化问题的看法，或回忆早年的往事。我和三联的同事都非常喜欢听她老人家聊天，感觉从中受益，长见识。然而，对我来说，在与老人家的交往中，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对她的三次道歉。

 

 

 

杨绛先生在简朴的家中。

 

（一）

 

2007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了《钱锺书集》第二版。这是一个以2001年第一版为依据，聘请专家花费四五年的时间进行全面校核，最后做出了必要的修订的新版本。但是在出版时，我们斟酌再三，并没有称之为“修订版”。对于这样一套学术文化界高度关注的文集，以这样的方式再版，其中的理由，是有必要做一些说明的。为此，我们在南京举办了一次新书发布会，由我代表三联在会上面对媒体介绍新版本的情况。

 

那天，我首先讲到不称“修订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学术著作内容上的修订应由作者亲自主持，而如今本书作者已经过世，其他人无法代替作者履行这一责任；二是我们进行的所谓“修订”一般来说仅限于编辑范畴，主要包括对编排形式进行调整和对第一版中的排校错误进行订正，而不包括对内容的修订。

 

我介绍说，《钱锺书集》第一版面世以后，对于其中一些内容是否需要修订以及如何修订，学术界是有过一些讨论的。作为必要的准备工作，三联曾经委托有关专家对《谈艺录》、《管锥编》的引文进行过全面校核，对所有有疑问的地方做了详细记录，这些记录或可成为修订的依据和参考。但是在最后一刻，我们放弃了这种内容的修订。因为在一次集中征询相关专家学者和出版界前辈的意见时，大家达成的共识是，尊重已经故去的前辈学者的著作风格，应保留其原貌。

 

大家都知道钱锺书先生博文强记，有老一辈学者说钱先生能背十三经，甚至能背十三经注释。他写《管锥编》、《谈艺录》，依据的是他平时随手写下的读书笔记。而做笔记需要征引文献的时候，他常常仅凭自己的记忆，并不去核对原文。这样大量征引文献，便难免有个别地方记得不太清楚；另一方面，钱先生引用文献，有时候不是全引，而是略引，比如一首诗有四句，他引了第一句后，可能直接引第四句，中间甚至未加任何符号。这种情况究竟需不需要根据原始文献进行修改呢？

 

大多数学者专家不赞成修改。这是因为，一来钱著征引文献数量极大，古今中外，版本情况非常复杂，校改不慎，会弄巧反拙；二来钱先生的征引方式、著述风格，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许多学者通行的做法，非他所独有，可以说是一个时代性的学术风气。所以，保留那样一种著述面貌，既是对作者本人的尊重、理解，也是对今天的读者、对学术史的负责。

 

做了这些说明以后，我谈到了钱锺书著作的版权情况。因为是面对媒体给新书做宣传，我自然不免要强调三联的版本对于市场的独占性，这是如何的珍稀可贵。

 

我说，在中国，《著作权法》实施之后，一本书通常只在一家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是为了支持和保护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出版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是达成了一种默契，允许作者在出版《文集》或《全集》之外，另行享有单行本的专有出版权。根据这一惯例，钱锺书著作原本是可以在三联的文集之外，由其他出版社另行出版单行本的。但是杨绛先生对待版权非常严肃和谨慎，她在三联出版了《钱锺书集》之后，便有意识地停止了钱锺书著作单行本与其他出版社的合作，结果《钱锺书集》共10种，其中有8种由三联书店独享中文版权。只是《宋诗选注》和《围城》这两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杨先生才同意保留该社继续出版单行本的权利。

 

我的这番谈话被在场的记者陈香完整记录下来，她写了一文题为《保留钱著原貌，新版〈钱锺书集〉不“大修”刊行》，发表在《中华读书报》头版。

 

杨绛先生平时对文化界新闻相当留意。她看到报纸后，有话要对我说，但是她老人家耳朵听力不好，通电话有困难，于是便让帮她料理版权的友人吴学昭老师给我打电话。

 

吴老师是吴宓先生的女儿，也是三联的作者，与我们很熟悉，她直截了当地说，这篇采访你的文章，可惹老人家生气啦。

 

我问为什么？她说，这篇文章前面90%的内容都很好，唯独最后一段，你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他们才继续享有《围城》和《宋诗选注》的版权，不符合事实。杨先生认为，你对人文社不公平。分明是人家早早就出版了这两本书，而你们三联才是“一再要求”出版文集呢。你说话怎能不讲先来后到？你做宣传，不能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我自知理亏，连忙请吴老师代向杨先生道歉。吴老师说，杨先生的意思是，这篇文章给人文社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你要向他们道歉。

 

我自然无话可说，马上打电话给当时人文社的负责人潘凯雄，说明了原委，表达了道歉之意。凯雄听了哈哈大笑，说：“老人家为我们做主，你道歉我们照单全收了。”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我由此认识到杨先生待人处事最讲“公平”二字。

 

 

 

李昕拜访杨绛先生

 

（二）

 

2009年夏天，三联要再版《陈寅恪集》，联系了江苏省新华书店总店，希望他们承担总包销。该店是三联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对我们总是有求必应，大力支持，但是他们也总会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一些合作条件。这一次，他们同意包销2000套，但是要求我们制作2000张藏书票随书附赠。

 

藏书票怎么设计？美编考虑再三，计划采用陈寅恪先生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下面加上陈先生本人的印章。

 

使用印章，需要征求作者家属意见。但陈寅恪先生的三个女儿对版权都不熟悉，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编辑便告诉她们，使用印章做藏书票，这事情不新鲜。上次《钱锺书集》第二版也是由江苏省新华书店包销，也曾用钱先生的印章做了一批藏书票。《陈寅恪集》只是循《钱锺书集》旧例而已。

 

由于陈家姐妹也与吴学昭熟悉，所以当编辑打电话询问印章使用之事时，她们便向吴学昭请教。

 

吴学昭把这事向杨绛先生通报。杨先生说，“藏书票，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原来，2007年三联出版《钱锺书集》第二版时，无论是我还是编辑，都没有意识到需要就藏书票的事和杨先生沟通，出书以后也忘记将藏书票送给老人家过目。这可是个不小的疏忽。

 

杨先生生气了。她让吴学昭给三联的编辑打电话，说，“你们这样不尊重作者，我要考虑提前结束与三联的合作。”

 

当编辑把杨先生这番话告诉我时，我顿时懵住，血一下就涌到脑门上。要知道，钱、杨两先生，是三联多么重要的作者呀！

 

事后我才弄明白，杨先生之所以把问题看得很严重，不只是没打招呼就加印盖有钱锺书印章的藏书票，主要是因为她了解到，有人在网上高价拍卖带有藏书票的《钱锺书集》第二版。她担心此事是三联所为。她心里想的是，这些著作的出版，版税她自己分文不取，全部捐献出去，但是出版社却用这种方法获取暴利，岂不可耻可恶？

 

当然她是误解了，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解释清楚呢？

 

我问编辑该怎么办？她说事到如今，只能由领导出面解决。无奈，我只好打电话求助于吴学昭老师。请她帮我安排，我要到杨先生府上去负荆请罪。吴老师说，老人家现在气头上，怎么会见你？但是她还是热心帮忙的，建议我写一封道歉信，直寄杨府。

 

于是我便写信说明了事情经过，信里对杨先生解释说：

 

“2007年10月我们应江苏省新华书店总店的要求，印制了《钱锺书集》精装本3000套，全部交给该书店包销，自己只留了几十套样书。书店方面为推广促销，建议我们给每一套书夹一张藏书票。我们考虑到藏书票的制作和收集本是文化人的闲情雅趣，并无太多的商业意味，附在书上不会为书籍带来不良影响，同时考虑到《钱锺书集》第一版出版后，我们曾为配有红木架的收藏本制作过一批藏书票，现在趁第二版精装本出版时再做一次，似乎不是什么新问题，于是便同意了对方的要求。因为书店提出这一要求时间较晚，当时3000套书已发往南京，所以我们赶制的3000张藏书票是单独包装后用特快专递另寄南京的。这些藏书票夹在书里（或贴在书上）之类的事情都是书店自己完成的，以后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再继续过问。所以，可以说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见过夹着藏书票的《钱锺书集》第二版。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也不曾想起要给三联自己留下的几十套样书配上藏书票的事情，在给您送样书的时候，有关编辑早已把藏书票这回事忘记了。这确实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漏洞，导致的结果是三联做了一件损害您的权益的事情，而且事前没有请示，事后又没有报告，以至您在两年以后才得知这件事。作为三联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负责人，我为此事感到非常惭愧和不安，在此恳求您的原谅。”

 

信写好后，我找到三联出版制作部主任，问他两年前做的《钱锺书集》藏书票，他手里还有样品没有？他迟疑了一下，说，“我找找”，便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地往外拿。当抽屉的底部露出时，我看到几枚藏书票安静地平躺在那里。

 

那几枚藏书票正是用钱锺书印章制作的，编号3001-3004。我如获至宝，将它们和道歉信一起邮寄给杨先生，告诉她，这是残存的几枚。

 

我想，可能就是这几枚藏书票的编号说明了问题，解除了老人家对三联的误解。因为这批藏书票是专为江苏省新华书店特制的，1-3000号全部寄给他们，不在三联手里，而编号3001以后的几枚，两年来无人动用，表明在网上高价倒卖藏书票版本的人与三联无关。

 

我的信寄出两天之后，吴学昭老师给我来电话说，祝贺你，事情解决了。杨绛先生看了你的信，让我带给你一句话，说：“李昕是我老同事的儿子，我原谅他了。欢迎他有空到家里来坐坐。”

 

杨先生这么容易就改变了态度，令我如释重负。于是我知道，老人家真正关注和在意的，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三）

 

2011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百岁诞辰。提前两三个月，我们就在编辑部里商量，应该怎样表达我们对老人家的祝福。这其实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情。因为老人家生活简朴，清心寡欲，既不喜请客送礼，又不讲繁文缛节。钱瑗和钱先生相继走后，杨先生一个人和保姆一起生活，物质要求极低。家具不换，衣服不买，一双旧拖鞋穿了很多年。所以过生日时，我们要给她送礼，她总是说她什么都不需要。送花家里没有地方摆，送蛋糕家里没有人吃，若是送别的东西，可能是你给她送去，她当时收下，心里记得是你送的，等你下一次再去，她便说你上次送来的东西，已经在我这里放了很久，我也用不上，你还是带回去吧。

 

所以，在杨先生看来，如果你想给她祝寿，最好的办法，是你自己煮一碗长寿面，替她吃了，这样你的心意就到了。

 

老人家如此超凡脱俗，让我们除了给她送一张集体签名的生日贺卡、再送几本她喜欢看的书以外，实在想不出还可以做什么。

 

正在这时，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主持人李潘来找我。她说要做一期给杨先生祝寿的专题节目，就在7月17日播出，希望我参与。我听了大喜，觉得这电视节目不是最好的百岁生日贺礼吗？

 

因为电视栏目是“读书”，所以节目的内容需要围绕一本书。李潘说，就请嘉宾针对《我们仨》进行对话。她自己做主持人，嘉宾一共两位，我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

 

张柠是文化学者，擅长评论。所以李潘给我们分工，让张柠多谈些理论观点，让我多讲些故事。她会把不同的问题分头抛给我们两人。

 

录播的那天，李潘特意穿了一件大红色的连衣裙，看起来喜庆之极，想必是要借此向杨绛先生表达祝寿之意。张柠穿白底黑条衬衫，而我则穿了一件天蓝色的。三个人出场，服饰可谓光鲜亮丽。

 

李潘主持得有条不紊，张柠的口才极好，似乎不需要准备，便出口成章。我事先写好了一些卡片，但是上场后发现全用不上。摄像头一直对着你，使你根本无法低头去翻阅它们。好在我对钱锺书和杨绛先生书里书外的故事比较熟悉，便试图用一些故事细节说明某个观点或问题。

 

例如我谈钱、杨二老的人格，说到在“文革”时期某些知识分子趋炎附势为“四人帮”效力的时候，钱锺书先生可以拒绝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邀请，追求自我身心的宁静，而杨绛先生更可以用照顾生病的钱锺书先生为借口，婉拒江青邀请她同游颐和园。他们这种淡泊明志，可谓彻底。

 

又如我说杨绛先生在钱锺书先生眼里，是最能干的妻子。家里的一切，钱先生都要依靠杨先生打理。家里的生活用具，例如电灯、水管、家具坏了，从来都是杨先生设法修理。这样下来，以至于杨先生到了90高龄，仍然可以爬上桌子，再架上椅子，然后踩在椅子上，去修理日光灯管。她家屋顶的天花板有两个清晰的灰手印，就是老人家修理灯管时，用手扶着天花板时留下的。我还拍过这手印的照片呢。

 

最后我谈到他们的精神境界和高风亮节。我说他们夫妇三十多年不换房，不装修，不买家具，如今家里照样是水泥地面、白灰墙壁、最原始的铸铁暖气。但是他们把两人全部的版税，都捐献给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总数已超过1000万元。他们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好读书”奖学金。这个奖学金的宗旨是扶助贫困学生，让那些好读书且能好好读书的清寒子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杨先生曾寄语受奖的学弟学妹，“永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起于自强不息，止于厚德载物，一生努力实践之。”

 

因为我和清华大学几位获得这项奖学金的孩子有过接触和交流，我还谈到这些孩子在清华成立了“好读书协会”，定期举办“好读书”论坛，倡导阅读，成为表率。我也说到清华学子对钱、杨二老感情极深，1998年钱先生去世时，大学生们曾亲自动手折叠了上千只千纸鹤，用细线穿在一起，挂在校园主干道的树枝间、松墙上，那场面非常感人。

 

我讲的这些故事，可能给不少电视观众留下了印象。事后，曾有好几个朋友和我提起这期节目。

 

节目播出几天以后，吴学昭老师也来了电话，那口气挺兴奋，上来就说，“你们这期节目做得不错，杨先生也看了。”

 

我问，杨先生高兴吗？吴学昭说，用这种方式祝寿，杨先生高兴。但是，她又发现你有个地方讲错了。

 

我听了心里一惊，忙问，什么地方？

 

吴学昭说，钱、杨二老在清华大学设立的是“好读书奖学金”，但是被我说成“好读书基金会”了。她说，设立“奖学金”比较简单，但是建立基金会就不同了。那是得按国家有关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需有规范的章程，有组织机构和开展活动的专职工作人员，还要申报民政部门批准，可向公众募捐。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所以杨先生让她告诉我，今后若是再提到此事，一定要把说法改过来，不要一错再错，造成别人以讹传讹。

 

我再一次请吴老师代我向杨先生道歉，这是第三次道歉了。虽然所涉及的事情不大，但是杨先生的严谨和认真，令我受教。

 

事后我想，杨先生的治学和为人，之所以那样令人敬仰，令人钦佩，可能就得益于她那种随时随地对于周边的一切都一丝不苟的性格吧？

 

2015年6月25日

 

本文刊于2015年7月17日文汇报 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