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戍边的布茹玛汗大妈英姿飒爽。

 

 

 

日前，布茹玛汗·毛勒朵和战士们一起登山戍边，在冬古拉玛山抚摸心爱的“中国石”细细端详。 （除署名外，均本报资料照片）

 

 

 

雪地里，布茹玛汗大妈精心刻制“中国石”。

 

 

 

在家中接受采访，布茹玛汗大妈仍不忘展示石头。本报记者 付鑫鑫摄

 

本报记者 付鑫鑫

 

在一片洁白的天地里，一头棕色的驴子静静地站着。驴鞍已有些年头了，棉絮和流苏从边缘耷拉下来，盖在白白的驴肚上。驴绳的尽头，一位裹着头巾的老大妈躬坐在雪地上，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在石头上刻着什么。在她的右手边，蹲坐着一名解放军战士，身穿绿色军大衣，默默守护。

 

没有人能说清楚，这张老照片拍摄的具体时间、确切地点，因为这样的场景在布茹玛汗·毛勒朵过去的人生里，已经出现过太多太多次。照片底部只有一行简单的说明：“布茹玛汗大妈精心刻制‘中国石’。”

 

19岁那年，她踏进海拔4290米的冬古拉玛山口，成为一名义务护边员。这一守，就是半个世纪，从青丝少妇变成白发奶奶。

 

五十载寒来暑往，18000个日日夜夜，在山顶海拔逾5000米的冬古拉玛山附近，她来回巡边，总行程逾80000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2圈。

 

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1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她用汉文和柯尔克孜文刻下不计其数的“中国石”，为这段边境“曲线谱”添上了“最美的音符”。

 

戍边一生，她有几百个“兵儿子”。稍有空闲，她就手捻白线，为战士们织毛衣、毛裤、毛袜当礼物。新兵、老兵、退伍军人，都亲切地称她“冬古拉玛大妈”。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地处祖国最西端，是我国境内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的地方。“吉根”系柯尔克孜语音译，意为“聚会”。年近古稀的布茹玛汗·毛勒朵，生于此、长于此。

 

车子驶进吉根乡萨孜村沙石路右边的院落，布茹玛汗和家人早已迎出屋来。见到边防官兵，她热情地展开双臂一一拥抱，并用亲吻礼迎接女性同胞。细细打量，布茹玛汗头裹绿底红花的头巾，身着蓝白相间的长裙，上身披着一件紫色背心，满脸笑容、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岁月在她古铜肤色的脸上留下风霜的痕迹，却依旧掩盖不住那源于内心的质朴和刚毅。

 

“戍边战士都是我儿子”

 

1999年7月28日，浙江籍战士罗齐辉永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他和其他边防派出所官兵一起巡边。

 

在高海拔的边境线上，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罗齐辉骑马返回时，双腿逐渐失去知觉，落地时竟无法站立。同行战友知道问题严重，第一个想到的是找“冬古拉玛大妈”。

 

为保住这个小战士的腿，布茹玛汗决定用柯尔克孜族的土办法——热羊血治疗冻伤。当她催促儿子麦尔肯快点杀羊接热血时，小孙子却一直哭叫着：“奶奶，求求你，别杀了它”。在偏僻的西陲乡村，那只山羊是小孙子唯一的玩伴呀。

 

可是为了救战士，布茹玛汗咬一咬牙，还是让儿子杀了那头养了7年的羊。她用热羊血混着盐巴不断擦拭罗齐辉的双腿，使其慢慢恢复知觉。就这样，罗齐辉的双腿保住了，但当时布茹玛汗家唯一的羊却没了……

 

还有一次，在冬古拉玛山口，布茹玛汗的石头房子里，一个因高原反应而急性昏迷的战士送了进来。大妈又宰了一头新买的羊，如法炮制捂热战士的双腿。同时，为了给战士补充营养，她将热水兑上母牛乳，一点点地沾湿战士被冻裂的嘴唇，帮他回暖驱寒。

 

熬过漫漫长夜，当大妈看见战士苏醒时，她惊呼：“我的儿子救回来了。”说着说着，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把身旁的边防官兵也感动得热泪盈眶。事后，有边民好奇地问她，“你为啥要哭呀？”布茹玛汗说：“边境线上的戍边战士都是我儿子。万一救不回来，我就少了一个儿子……”

 

其实，像大妈这样救助边防官兵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不过，在新疆自治区成立初期、没有边防哨卡的年代，大妈独立戍边的故事更多。

 

据新疆克州边防支队吉根边防派出所副所长阿玛提·阿帕尔介绍，上世纪60年代中期，边境地区虽有明显的边境线却没有界碑。边境线内的草原，水草特别少，石头特别多。部分边民看中边境线外吉尔吉斯斯坦肥美的水草，时常悄悄越界放牧。布茹玛汗大妈每次看见这样的情景，总要自告奋勇冲上前去，告诉大家，这是中国国界，不要随便靠近，更不能越界放牧。

 

然而，并非每一次的义举都会得到边民的认可。有好几次，布茹玛汗不让边民越界放羊。边民和她大吵起来：“你管啥？你又不是国家干部，也不是戍边官兵，你有什么权力不让我们过去放牧？”

 

甚至，个别脾气差的边民还打了她。即使受到这样不公的待遇，布茹玛汗也没有退却，依旧坚决不让他们过界。如今说起这些陈年旧事，她厚道地说：“有的老人现在已经不在了，名字就不要再提了。”

 

渐渐地，村民们开始知道，冬古拉玛山口附近有个戍边大妈，穿越国界、到别国去放牧是违法的。那些曾经和大妈吵过架的乡亲，也理解了大妈的执着。陆续有边民来向她道歉说：“你这个人思想真好！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现在，我们懂了法律，知道戍边的重要性。当时，怪我们意见大，对不起你！”

 

戍边是父亲留下来的使命

 

布茹玛汗说，她顽强不屈地保卫边疆，是因为戍边是父亲毛勒朵交给她的使命。

 

布茹玛汗的父亲毛勒朵，自幼是个孤儿，旧社会每日为巴依（富户）放牧，却吃不饱、穿不暖。解放前，国民党来抓壮丁，盛年的毛勒朵被抓走了，从吉根乡带到了乌恰县。

 

“在乌恰县，父亲几次想逃回来，却又被抓回去。为了防止他再度逃跑，管事的狠心地将钉子钉进他的脚掌，使他没法直立行走。”布茹玛汗一边动情地哭着，一边手脚并用地示意当时的悲惨情景。

 

后来是解放军战士将毛勒朵救了出来。从那以后，平日里，父亲每每教导布茹玛汗及其兄弟姐妹：“解放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没有解放军，就没有我，也就没有你们。是共产党让我们有了今天的日子，是解放军解放了新疆。你们是我的孩子，只要你们有饭吃，就一定不能让解放军饿肚子；只要你们有房子住，就不能让解放军没有睡觉的地方。你们做到了这些，才是对我尽心尽孝。”回忆起父亲的点点滴滴，布茹玛汗哀伤恸哭，说话声的起伏也变大了。

 

毛勒朵家一共9个孩子，生于1947年的布茹玛汗排行老二。家境十分困窘，一顿饭，10来个人只能分食一根玉米充饥。16岁那年，在父亲的介绍下，布茹玛汗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牧民托依其别克。“父亲看我丈夫是个老实人，也很勤劳，特别会放牧，饿不死。所以，我就嫁了。”她说。

 

成亲那天，布茹玛汗的头饰和衣服，都是从别家借的。当了一天的美丽新娘，刚进夫家大门，头饰和衣服就被送了回去，“生怕弄坏了宝贝，赔不起”。

 

“哪像现在，过去我们穿都穿不起的布匹，居然用来做窗帘、挂到墙上或做地毯了。”布茹玛汗大妈手指身后的大挂毯，破涕为笑说。

 

不记得究竟是哪一次与父亲的谈心，真正打动了布茹玛汗。19岁那年，她义无反顾地踏上戍边的征程，无论吃多少苦都要将拥军、戍边做到最好。“父亲教过我们，作为边民，首要考虑的是国家的安全、辖区的安全，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

 

英勇的布茹玛汗大妈，在戍边过程中，还逮过一个非法越境者。那是在冬古拉玛山口的石头房子附近，有个男人自称来中国找亲戚。虽说也是柯尔克孜族，但大妈不太相信他说的话。

 

眼见入境者人高马大，大妈觉得，自己不能来硬的，只能来软的。于是，她假装答应帮忙找人，并对他照顾有加，又是做饭吃、又是安排住宿。然后，趁入境者不注意，她悄悄地给边防派出所打电话，汇报情况。

 

听闻有非法偷渡者，边防派出所官兵立即赶到。事实证明，大妈的眼力不错，入境者实为偷渡客，很快被移交官方遣送回国。

 

阿玛提感慨说：“那时候，大妈常常一个人骑头驴子就上山了，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不下山。从19岁到现在，她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以前，有的边民都提要求，上一次边境线巡边，参加活动要领多少钱。对大妈家来说，钱也不是小事，但她对国家的安全、边境的安全更重视，认为这不是用钱可以换到的。”

 

将心中的“中国”刻上石头

 

说起第一次刻“中国石”，布茹玛汗大妈记忆犹新。那天，她像往常一样早晨8点从村子里出发，行程60公里左右，晚上8点赶到冬古拉玛山口的石头房子里入住。

 

第二天出门巡边，遇上突如其来的大暴雪。银装素裹的世界里，她找不见那石头房子。零下几十度的雪夜，她蜷缩在一个大石头背后，冻得瑟瑟发抖。

 

“呜——呜——呜——”，半夜，布茹玛汗听到了狼叫声。“那时候，我觉得，如果自己被狼吃了或者冻死在石头那，也一定要留下点什么证明，不能枉死。”她说。

 

为了壮胆，她先用打火石点着自己的外套围着石头转圈，向狼展示自己的领地。接着，她找来一块不大不小的方石，蘸着雪水，写下向丈夫新学的汉字“中国”。微弱的火光下，她捡了块坚硬的小石片，按照水印一笔一划、小心翼翼地将“中国”二字刻进石头里。那一刻，“中国”二字犹如火山岩浆般，从她的血脉中迸发而出。

 

那是与众不同的汉字写法——布茹玛汗先写好“玉”字，再写上半边的“横竖”，最后以下半边的“竖横”收笔。阿玛提解释说，出身贫苦牧家的大妈从没上过学，会写的汉字只有“中国”和自己的名字。

 

那夜，“中国石”诞生后，布茹玛汗如获至宝，愣是抱着冷冰冰的石头，支撑到天明。自此，无论巡边到哪里，但凡能找到刻写的石头，她就用小石块一笔一划地刻下“中国”字样，或中文，或柯尔克孜文，并将石头码放在边境线上最显眼的位置。

 

“以前的边境线，没拉铁丝网，也不存在竖旗杆、立界碑之说。大妈刻的‘中国石’，主要分布在冬古拉玛山、阿拉脱力山、尾巴拉山沿线20多公里。”阿玛提说，现在，战士们去巡边，仍然能够看见不计其数的“中国石”摆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布茹玛汗说：“我熟悉冬古拉玛山的石头，就像熟悉自家抽屉里的东西一样。哪块石头是走人的，哪块石头是赶羊的，哪块石头是走贼娃子的（越境分子），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只要她去巡边，随便哪个石头的位置变了，都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

 

有一次，大妈发现，有块石头挪动了半米左右的距离。她念头一转，立即知道应是有人来过此处。可当时她既没带马、又没骑驴，于是拔腿就跑，从山上飞奔至山下，向边防派出所汇报情况。

 

边防派出所里，大伙儿正在吃饭，战士们招呼大妈共进午餐，她坚决不吃，提议先去边境线查看情况。大家放下碗筷一同去实地勘察，石头的位置竟已偏差至1米左右。尽管最后的结果证明是虚惊一场，但大妈的眼力让在场所有官兵不得不叹为观止。

 

“我死了，儿孙还要继续守下去”

 

早年，放牧为生的大妈家，经济并不宽裕。有的边民看不惯布茹玛汗一天到晚只顾戍边，“不务正业”，就去向她丈夫托依其别克提意见：“你要管一下你的老婆！她天天往边境线上跑，家务事也不干，也不带娃娃，也不放牧给家里创造收入。天天戍边，带过一分钱回家了吗？这样的老婆要她干嘛？”

 

经不起闲言碎语的鼓动，托依其别克回家很是气愤地跟布茹玛汗理论，大吵了好几次，甚至有两次提出了离婚。在柯尔克孜族，离婚或改嫁是最忌讳的。面对这样犯忌讳的要求，布茹玛汗丝毫不松口地对丈夫说：“我一辈子都要坚持戍边。如果你不愿意，我就宁可离婚，也不离开边境线。”

 

拗不过她的牛脾气，丈夫只得作罢。甚至，在布茹玛汗的感染下，丈夫也越来越理解她对边境的热爱和对祖国的赤诚。直到两年前去世，托依其别克再也没有第三次提起过“离婚”。

 

“我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冬古拉玛山口，我的3个孩子就是在守边的地方出生的。将来就是我死了，儿孙还要继续守下去，子子孙孙都要守下去！”布茹玛汗一直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布茹玛汗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她每次进行家庭教育，都叮嘱他们要多帮助边防官兵，“宁可自己不吃，也要给官兵吃好喝好”。

 

二儿子麦尔肯，从小就很懂事，遇上暑假、放牧的空档都会跟着妈妈一起去戍边。12岁那年，他和母亲遇上雪崩，没有路回家。高山缺氧，空气稀薄，干粮也吃得差不多了。饥寒交迫的麦尔肯心里难受，特别心疼妈妈。他哭着问：“妈妈，你为啥这样辛苦戍边？你不要这样委屈自己、辛苦自己，好不好？”

 

看着眼泪汪汪的儿子，布茹玛汗满心不忍地说：“这是你外公交代的任务，我不可以不坚守这份责任呀！”言毕，母子抱成一团，哭成泪人。打那以后，麦尔肯征得父亲的同意，辍学陪妈妈一起戍边。遇上母亲生病或者家里有要紧事，他就独自巡边，锻炼了独当一面的能力。现在，他已成为吉根边防派出所的一名成员。

 

克州境内1100多公里边境线，有大小250多处通外山口，山顶积雪终年可见。每年7月到10月，雪山融化，常有一天四季的多变天气，一会儿下雪，一会儿刮风，一会儿天晴。“大妈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比我们经验丰富。有时候，她不放心我们的战士去巡边，就特意跟我们一块去，方便天气变幻时有个照应。我们巡边回来，就住在大妈的石头房子里。战士中，有的是汉族人，有的是维吾尔族人，有的是柯尔克孜族人，众口难调，吃饭比较困难，但大妈很细心，尽力翻新花样，让每个人都吃饱吃好。”阿玛提说，只要边防官兵巡逻来到她家，她都把自己住的房间让出来，把最好的被褥拿出来给战士铺盖，而她和家人则悄悄搬到平时放杂物的房间中过夜。夜里，发现战士们的鞋袜、衣服湿了，她就守在火堆旁，一件一件地烤干；发现有破损的，再一针一线地缝好，然后叠整齐放在战士身边。

 

有一天晚上，天降大雨，外面稀里哗啦的声响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布茹玛汗特意起床，给阿玛提和另外3个战士加盖被子，并在漏雨的地方摆上脸盆、木桶接水。

 

“也是那一夜，我们才知道，大妈的房子年久失修，有很多地方都漏水了。第二天，我们就从山下拉来土泥，重新修葺屋子。大妈看见我们帮忙，感动得连说给我们添麻烦了。”阿玛提说。

 

每个牧民都是“活着的界碑”

 

生于1987年的买吾拉·买买提，2009年，大专毕业以后参军入伍，分到克州片区，当时的新兵连就在乌恰县，对冬古拉玛大妈的事迹早已耳熟能详，却苦于没有见面的机会。2011年9月，他考入乌鲁木齐边防指挥学校，2014年7月毕业又被分配到吉根边防派出所工作。

 

“我们一家人都是当兵的，我爸、我哥都是边防官兵。大专毕业以后，他们就想我也去当个兵。在新兵连当战士的那会，我就听说过大妈，可没见过她。”买吾拉高兴地说，后来军校毕业，他重回乌恰，“现在，我对辖区的了解、和群众的交流，比以前多多了。老乡家办婚礼、寿宴等喜事，经常邀我们去参加，感觉这里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过去一年里，令买吾拉最激动的事情，莫过于跟布茹玛汗见面。“第一次去她家，她就把我当亲儿子一样，彼此很谈得来。逢年过节，她还给我们送很多衣服，都是她自己手工捻的白线，织成白布，做成白色的毛衣、毛裤、袜子、帽子。柯尔克孜族人对白色情有独钟，白色代表他们最喜爱的羊群，也是送给家人和贵客的珍贵颜色。”

 

领着大家去内屋看奖状、奖品和照片，布茹玛汗的双腿显得不太灵便，一瘸一拐。阿玛提说，那是几年前落下的腿疾。巡边路上的狂风暴雪惊了坐骑，布茹玛汗坐不住，被马狠狠地摔在地上，左腿着地，鲜血直流，不一会就昏迷了。醒来后，她发现自己被一对牧羊夫妇救下，丈夫找了两天才找到她，命是保住了，腿却落下了病根。即便如此，布茹玛汗仍坚持自己的戍边使命。

 

“哪一天，实在走不动，才不会去边境线。只要能走得动，我就不会停下来。”她说，以前，父亲留下的小母马被她骑到山上巡边，直至老死。后来，丈夫没有足够多的钱买马，她就改骑驴，一头死了再换一头，驴也换了7头。现在条件好了，可以自己买马骑。

 

“我不光骑过驴马，还坐过飞机、火车呢。相比父亲一辈子，连喀什都没到过，我都去过北京18次了。”布茹玛汗对现在的生活心存感恩：“那时候，戍边哪里有工资；现在，每个月能领260元，感觉很好，还有很多‘兵儿子’。”

 

说着说着，大妈的电话响了。她熟练地拿起手机，用柯尔克孜语与对方热络地聊天。在旁翻译的阿玛提说，不知道又是哪个“兵儿子”打电话来慰问了。每年，很多退伍老兵都惦记大妈的腿疾，记得从外地给“冬古拉玛大妈”邮寄药品和慰问品，让她多多保重身体。

 

2009年8月1日建军节，正在和边防官兵一起过节的布茹玛汗听说自己的小女儿生了个儿子，随即给自己的外孙起名“八一别克”，以表达对边防官兵深切喜爱之情。

 

在克州，每一座毡房都是一个流动的哨所，每一个牧民就是一个“活着的界碑”。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像“冬古拉玛大妈”一样众多“活着的界碑”，才有了祖国边陲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