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信用将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一大基础性制度安排，并覆盖经济社会几乎所有领域，信用经济和信用治理所渗透的广度和深度将有明显突破。刚刚公布的《上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上海将瞄准国际信用体系发展水平，基本建成全国领先的信用服务创新高地。对每一位市民来说，到2020年，信用的“获得感”将明显增强，守信意味着一路畅通，失信则会面临处处受限的局面。

重应用：600项公共事项必查信用

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多人获取沪牌的捷径。然而几个月前，上海出台新政，明确规定个人信用报告留有污点的新能源车车主不能拿到免费沪牌，这一下子凸显了信用体系在市民心中的感知度。

“十二五”时期，上海启动了新一轮信用建设，信用的概念正逐渐从观念向现实落地。在自贸试验区，那些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政府监管的力度和频率会显著降低；在浦东新区洋泾社区，公共资源配置会向信用良好者倾斜，比如优先拿到最抢手的老年大学名额；过去几年的公务员招募，通过查询个人公共信用报告，上海淘汰了不少人。这些举措，都体现出信用“软约束”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方面的价值。

类似的落地举措，“十三五”时期将在全市各地区、各行业全面推开。信用“十三五”规划里，详细列举了上海将重点推进的信用服务内容，涉及科技创新、自贸区、政府职能转变、经济转型、城市公共管理、社会治理创新等六大方面、27个细分领域；在每个领域，上海都将至少建立一个或者几个行业性的信用管理系统。

在信用应用场景的创新中，政府将发挥带头作用。《规划》明确要求，到2020年，本市政府部门通过查询公共信用报告、发挥监管或服务职能的事项要达到600项，相当于“十二五”期末的3倍。

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对上海“十三五”时期的信用应用创新怀有不小期待。她说，在经济领域，通过信用创新，打造一个政府与社会共建、共治、共赢的局面，可以充分地释放“信用红利”。张江企业信用促进中心总监陈玲说，信用制度有望彻底化解科创企业融资难，从而激发“双创”活力。

重数据：信用档案或成简历标配

很多人或许没意识到，过去几年，上海已快速完成了最基础的“信用大数据”积累。目前，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归集了来自9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数据，数据总量约3亿条。而目前，全国性信用平台归集的数据量也不过在6亿条左右。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征信管理处处长张丽红说，上海“信用中心”的定位正日益清晰。实际上，上海目前不仅信用数据资源充沛，而且数据查询量连续几年居国内首位。随着几大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中心，以及京东、万达等互联网公司的征信机构落户上海，特别是央行征信中心在沪注册，即将在完成基建后开始运营，上海的信用高地优势将越来越凸显。

未来几年，为保持上海在信用数据方面的地位，信用“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数据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为加强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共享、开放，《规划》　提出要求在重点信息归集率、各区信用子平台建设率等四个指标上必须做到四个“100%”。此外按照规划，上海信用报告的查询量，到2020年必须达到日均5万条，是目前的5倍。

数据资源的进一步充实，将促进社会对信用信息的深度加工。根据　《规划》，2020年前，将以“信用档案”或类似方式为从业人员进行个人信用评估、落实精准监管的职业包括金融、统计、科技、交通、医疗、工程、环评、导游、教师、文化、职业体育、法官、律师等；特别是上海还将建立公务员信用档案，并把其作为公务员考核的重要依据。这意味着，将来，市民若想在公共服务领域就业，其信用报告或许会像文凭一样，成为简历的“标配”。

重制度：法规和标准要形成体系

上周，市人大相关人士在权威场合公开透露，全国第一部地方性信用立法《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草案)　已经起草完成，即将于下月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如果顺利，预计明年就将正式颁布。

在信用“十三五”规划里，制度建设被定为位上海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而根据《规划》，完成地方信用立法，是未来五年上海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近几十项具体任务中最首要的内容。《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的出台，将显著改善本市社会信用体系缺少上位法支撑、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完善的局面，并会为全国性立法提供经验。

完成地方立法后，上海还将进而建立起信用制度体系。预计到2018年，上海就将逐步推出《社会信用条例》的各种配套细则；同时，围绕信用信息的采集、评价推出标准。市旅游局副局长张旗说，未来上海可能会结合大数据分析，对所有宾馆、饭店、旅行社、景区给出信用等级，如何依法依规形成评级标准，是对管理者的一大考验。

作为共享经济的“网红”，摩拜单车正在努力打造信用制度，希望能提前发现可能破坏自行车的高风险用户；为此，他们很想借助其他公司，获取用户行为数据。但这个过程中可能引出一些问题，比如：信用信息的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之间该如何平衡？如何避免对轻微失信人进行过度惩戒？信用报告若有争议该如何解决？　这些疑问，单凭法律条文很难完全回答，应留给更鲜活、更丰富的信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