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7年开春，中小学生减负问题再度引发关注。本报曾于1月18日推出“教育培训市场亟待整顿净化”系列调查报道，揭示了教育培训市场怪象乱象及其背后成因。

“减负之结”，早已不是教育部门一家之事。在培训机构泛滥的表象之下，涉及体制机制、管理方式、社会观念等更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厘清。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减负，从哪里突破”系列报道，通过记者的走访调查，深度剖析减负背后的问题，引发思考，找寻减负工作的着力点，在全社会形成破题合力，早日达成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公平地受到良好教育的目标。

“现在的孩子读书读得太苦了!”继今年上海“两会”上，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话题引发代表、委员热议之后，近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赴有关部门调研时再次强调，要出台坚决措施清理整顿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秩序，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维护义务教育公平正义的初衷，维护上海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

减负要出真招、动真格，突破口究竟在哪里？着力点应该在哪里？多位教育专家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直陈，首先要厘清义务教育的基本目标和定位，从而明确“该减的负担要减，有些不该减的‘负担’要补”。

本来“小众”的培养标准，竟成了大众的追求

在基础教育界，减负是一个人人关心、但人人都怕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年，“减负令”频出，但孩子的负担越减越重？

“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为了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取消了一些基础教育的评价标准。老的标准没了，但又没有用新的、更科学的标准代之，这就使得我们基础教育的评价标准不明确。”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说。

在中学挂职担任4年校长的周彬感触很深，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是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难减的重要原因。“讲得更直白一些，我们的小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标准是什么？　这些基本问题现在给不出明晰的答案，使得广大家长和学校无所适从。”

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案例，就是被取消多年的“小升初”考试。“小升初”，过去有升学考试。1997年，响应当时的减负呼声，上海取消了“小升初”考试。

这个政策的出台，确实缓解了小学生的升学压力，但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小升初”阶段没有考试，如何科学地评价一名学生？

“于是我们看到：公办学校过去用来评价学生的一套占主流地位的标准，因为各种减负的考虑被去除；而民办学校那些本来属于非常小众的培养标准，却成了全体追求的目标。”周彬说，民办学校本来是为了满足一部分家长和学生在教育上的多元选择，“当本应为少部分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提供服务的民办教育的选拔标准，突然成为大众的标准后，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这就不言而喻了。”

本市某高校一位教授告诉记者，即便他自己身为教育工作者，也会基于心理恐惧而去选择给孩子报培训班，“虽然理性告诉我，不应该从众去培训班，但我们谁都知道，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体系，结果只能被碾压。表面上看，学生越来越重的负担是培训机构带来的，但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基础教育的内部标准缺失。”

“一刀切”的减负令，在个体差异面前并不适用

“事实上过去多年来，主管部门陆续出台多项减负政策，但为何有些政策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沪上一所知名中学的校长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减负”政策，只是减掉了很多表面上的负担，而不是学生真正的负担。他建议，在出台新政前，要好好梳理旧政策的利弊得失。

比如，一说要减负，首先被规范、整治的就是学校的教学活动时间，要求学校严格遵守教学课时、不得超时；学生在校时间也有严格规定，放学后必须回家，学校不得组织任何活动。

“从教育发展趋势看，除了语数外等学科类课程外，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诸如STEM课程以及艺术赏析、动手实践等旨在拓展学生综合素质的非学科类课程。”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所所长、上海中学原校长唐盛昌指出，要求公办小学一律下午3点钟放学，这就使得学校根本没有时间来开展那些拓展学生素质和能力的非学科类课程。而事实上，这类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学生们都会主动学习，根本构不成“负担”。

更遗憾的情形是，学校遭遇的不少“减负禁令”，已经无形中把一部分学生赶向了培训市场。在不少学者看来，在减负问题上的“一刀切”，导致很多政策在实行过程中无法落地或者最终失效。因为，教育是面向人的事业，不管是限定学时还是限定作业量，在学生的个体差异面前，很多政策因为“不适用”，所以失去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