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浪屿鸟瞰。(均鼓浪屿管委会供图)

20世纪30年代的鼓浪屿。

林尔嘉(前排右一)在菽庄花园里与中外宾客合影。

当年救世医院的手术室。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前几天到达波兰克拉科夫，迎接鼓浪屿的申遗成功。为了保密，什么都不敢发。可是今天早上起来，国内已经传遍了申遗成功的消息，大家一定是太激动了。明天上午才审议鼓浪屿，今天讨论的是可可西里。”这是鼓浪屿的中提琴演奏家杨璟7月7日发自克拉科夫的一则微信。

审议鼓浪屿申遗的议程尚在次日，国内激动的微信朋友圈已经“提前庆祝”了。幸亏第二天鼓浪屿如愿以偿。

“全票通过！”克拉科夫国际会议中心大厅里，杨璟奏响了　《鼓浪屿之歌》。

7日这份“提前庆祝”的激动，源于鼓浪屿人的期待已经很久很久了。早在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建议鼓浪屿可以申遗，到2008年鼓浪屿正式启动申遗组织工作，再到今年第4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时光已经走过了22年！

但此对大多数国人来说，还多少有点意外：鼓浪屿，不就是个风景区吗？

鼓浪屿确实是风景区，而且风景确实很美，但如果仅仅将鼓浪屿视为“自然风景区”，那对鼓浪屿的认知还只停留在“游客”的层面。

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重耕就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他强调说：鼓浪屿申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鼓浪屿是当时不多见的华洋共管的国际社区。作为国际社区，它凸显了世界多元文化在闽南的碰撞和交融，是人类文明在多元交流中发展的独特而杰出的成果。

鼓浪屿外观略显狭长，犹如一艘停泊在厦门湾的帆船，面积约1.88平方公里。岛上散布着7座花岗岩小山，生长着数千种植物，还有900多座风格各异、中西合璧的中外建筑。其中，51组代表性历史建筑和2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存，构成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的最重要的53个核心要素。

“作为一个鼓浪屿人，我几乎每天都从这一座座历史建筑前走过，就如同每天在温习活的中国近代史。”厦门社科院鼓浪屿国际研究中心　《鼓浪屿研究》　执行主编詹朝霞说。

国际社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治体

“对于今天的游人们来说，鼓浪屿是一个安详、静谧的小岛。这座小岛当得起‘海上花园’的赞誉，但在近现代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鼓浪屿是一个激荡之地。”叶重耕说。

厦门市政协常委、知名学者周旻在他的　《鼓浪屿历史名人画传》　等著述中，讲述了19世纪中叶鼓浪屿的风云史：1842年，中英　《南京条约》　签订后，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等5处为通商口岸；1843年11月2日，厦门正式开埠。厦门开埠后，英、美、西、法、德、日、荷等国陆续在鼓浪屿设立领事馆，日本挟甲午战争打败清廷后的狂傲之势，对清政府提出了推广日本在华专管租界的要求。1900年8月，日本驻厦门领事唆使日人深夜纵火焚烧了厦门山仔顶日本人建的东本愿寺。次日，预先停泊在厦门港内的日舰“和泉号”借口保护侨民，立即派兵登陆。日本企图独占鼓浪屿的野心，不仅遭到地方官绅的抵制，而且引起其他列强的关注。

面对此种局面，美国领事巴詹声向闽浙总督兼任福建巡抚许应骙提议，将鼓浪屿划作公共租界，既可杜绝日本独占的野心，又可兼护厦门。许应骙虽也认为这是抵制日本强占厦门和鼓浪屿的一策，但毕竟事涉国家主权，颇为踌躇，于是专门致电与他共同筹划“东南互保”的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在李鸿章的赞同下，许应骙遂在福州分别与美、英两国领事会商相关章程。有学者认为，在当时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清政府此举为“被动中求主动”的对外开放之举，遏止了日本独占厦门和鼓浪屿的企图。

参与申遗工作的厦门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李云丽告诉记者，1902年，清政府与美、英等13国签订了　《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该章程规定，清政府不干涉鼓浪屿的公共管理事务，但各缔约国也不能独自使用权力；鼓浪屿的审判机构是会审公堂，会审公堂是清廷设在公共地界的官方机构，适用的法律仍是中国的法律，官员和差役由清政府的兴泉永道和福建洋务总局委派，但洋人有陪审制度；在鼓浪屿设立工部局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称为“局员”或“局董”，既有洋人也有华人；进入董事会的条件是以纳税为标准，洋人在鼓浪屿财产在5000元以上或年纳租捐400元以上的，可以被选为局董，但一个公司只能推荐一个候选人。工部局每年还要公布经费使用情况。这让鼓浪屿的老百姓体验到了一种与清廷不一样的国际共管又高度自治的社会管理制度。

海外归侨鼓浪屿近代化建设新动力

站在厦门观光码头的栈桥上遥望鼓浪屿，那独一无二的天际线魅力无穷，既有山体岩石等自然风貌，又有八卦楼等风格不同的中外建筑。随着渡船驶近鼓浪屿，巴洛克式、罗马式、希腊式的建筑也渐从绿树丛中探出身来。绿荫之下的，是闽南风格的四落大厝、黄氏小宗、大夫第等本土建筑。

詹朝霞告诉记者，“厝”是闽南特有的一种传统建筑形式，闽南人称大家宅地为“厝”。厝的基本造型，为前埕(房门前的空地)　后厝，色彩为红砖红瓦，与江南民居的白墙黑瓦明显不同，可谓明艳动人。常见的形态是“面阔三间”，整体布局是中轴线对称，意义在于以带有祭祖、敬神功能为中心的厅堂为中心组织空间，整个住宅包含家居、书斋及祭祀三要素。

19世纪60年代后，外国侨民在鼓浪屿的建筑活动逐渐蓬勃起来，给鼓浪屿带来了“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最初，鼓浪屿的城镇建设以移居岛上的外国人为主导，华人和外国人住区的文化边界较为明晰。由于1895年日本侵占我台湾，以台湾首富林维源、林尔嘉父子为代表的闽南籍台湾富绅定居鼓浪屿，他们也开始助推鼓浪屿的近代化社区建设。

在20世纪初，鼓浪屿遭受了几次台风灾害之后，一些外国侨民的建筑被毁，他们开始吸取本土民众聚落选址的经验，也在山间缓坡、谷地纵深间选址建楼，岛上中西文化之间的地理界限被打破。

今天，所有鼓浪屿的游客必去的菽庄花园，就是林尔嘉当年所建。周旻告诉记者，1913年建设菽庄花园第一期，就投资了25万银元。之后又3次扩建，占地面积达14000平方米。1919年，在印尼有“糖王”之称的华侨黄奕住归国，在面积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建起了100多栋新式建筑，成为鼓浪屿最大的地产投资商。仅占地面积11988平方米的“黄家花园”，就耗费了37万银元。返乡华侨和闽南富绅的定居，使鼓浪屿城市建设的主要驱动力由外国侨民逐渐转为返乡的华侨。

鼓浪屿由此发展形成了全国领先的近代化教育体系，从全国最早的幼儿园———怀德幼儿园，到闽南最早创办的女校———怀仁女学，以及救世医院附属医学专科学校、闽南职业中学等3所大专院校和2所中专学校，都创办了起来。在怀仁女学基础上创办的厦门女子示范学校，还培养出了林巧稚、黄萱等优秀的学者，也造就了周淑安等杰出的音乐英才。

海外归侨还成为鼓浪屿金融发展和实业建设的动力。1921年7月，在黄炎培、史量才的帮助下，黄奕住在上海开办了中南银行。开办当月，中南银行就获得了发钞权，并邀请盐业、金城、大陆等几家规模虽大但没有发钞权的银行合组准备库，联合发钞。1934年，以中南银行为首的四行储蓄会在上海南京东路建成了当时“远东第一高楼”四行储蓄会大楼，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国际饭店。

群星闪耀杰出人才报效中华

鼓浪屿不仅有着“音乐之岛”“钢琴之岛”的美称，培育了很多音乐家和钢琴家，还为国家孕育了一批教育家、科学家。他们中，有建造我国第一座近代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余青松，有为现代病毒学研究起到奠基作用的病毒学家黄祯祥，有为推广中华文化在加拿大自费创办中华学院、推进中医合法化的生化博士陈慰中，有为世界考古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剑桥皇家学院考古学教授郑德坤，有“中国现代体育之父”之称的马约翰……他们如群星闪耀，诠释着百年来鼓浪屿人杰地灵的故事。

詹朝霞带着记者来到鼓浪屿鼓浪石边上，只见凤凰树之下，这里有一尊半身铜像面对大海。

“他就是卢戆　(音：zhuang)　章，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先驱，”她介绍说。

卢戆章1854年12月生于福建同安；1875年赴新加坡半工半读，专攻英文；1879年回到厦门，寄居鼓浪屿内厝澳，时年25岁。19世纪末，正当甲午战争和维新变法时期，一些爱国知识分子考虑到爱国图强就要普及教育，减少文盲；而要减少文盲，就要改变繁体字难学难写的状况，提出了“须造切音文字”的主张。卢戆章领风气之先，于1892年发表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拼音文字方案　《一目了然初阶》，标志着中国人自觉进行的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开始。

1905年，卢戆章特地从厦门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将经过全新修订的　《中国切音字母》　专程送审，请求学部推行。但官僚衙门相互推诿，让卢戆章在京足足等了一年，依然丝毫没有进展，这令他对晚清政府极度失望。因旅资告竭，他不得不黯然离京。1906年，他于归途中路经上海，将　《中国切音字母》　再次修订，更名为　《北京切音教科书》，分为上下两册，交由上海点石斋出版发行。该书卷首便开宗明义地写道，推行切音字乃两大宗旨，一是，统一语言，有利于国民团结；二是，言文一致，有利于普及教育。所谓“统一语言”，即规定以北京话为正式通行口语；而“言文一致”，即提倡以白话文为标准通用书面语。此两点正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基调和核心元件。

1928年，卢戆章在贫病中辞世，葬于鼓浪屿鸡母山。

然而，他对汉字改革的贡献，人民没有忘记。

1958年，国家公布了　《汉语拼音方案》。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一次报告会上说道：“从1892年卢戆章的　《切音新字》　开始，当时我们的许多爱国人士也都积极提倡文字改革，并且创制了各种拼音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鼓浪屿，百年天风海涛中，写下了多少激荡人心的故事!

权威访谈

闽南移民文化助推鼓浪屿发展

———对话厦门市政协常委、原鼓浪屿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周旻

文汇报：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500年来，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都经历着来自地球另一端的西方文化的冲击。请问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演变进程中，鼓浪屿有何独特的价值?

周旻：鼓浪屿在社区管理和文化特征上具有其独特性和突出价值。鼓浪屿由　《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　所确定的政治管理制度与殖民地、租界等管理模式，在领土主权、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所有权仍为中国所有，管理权由工部局以董事会形式主持，而洋人、华人董事均以纳税人公举的形式选出，这使鼓浪屿的管理方式更接近近代地方自治体。同时，西方多元文化因多元性而相互制约，以相对平等的姿态出现在本土居民面前。进入20世纪后，海外华侨返乡，和地方精英群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这不仅加强了文化的多样性，带来了东南亚文化的影响，更促进了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相互融合，展示出以华侨文化基于本土文化传统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更新能力和创造力。如此的特质形成了鼓浪屿与众不同的城市历史景观。

文汇报：能否具体分析一下鼓浪屿与澳门、马六甲和槟城等亚太地区历史名城的不同特质?

周旻：虽然鼓浪屿作为多元文化共同影响下的历史城镇，在时间上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历史跨度要远远短于澳门，但鼓浪屿和澳门展示的是两段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澳门历史上的繁荣期主要是16世纪至17世纪，而鼓浪屿的主要发展时期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澳门是作为典型的商贸港口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的，而鼓浪屿虽然也参与过繁荣一时的港口贸易，但近代以来一直是以具有近代化公共管理、服务设施的新型国际居住社区作为其重要特征的，这不仅在整个亚太地区是罕见的，而且在　《世界遗产名录》　上也是空白。

从14世纪以来，马六甲先后受到了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既有中华文化，也有马来、欧洲、穆斯林和印度文化的影响。在马六甲，各种文化虽然和平共存，但不同文化区域的边界十分明确，各自保持着独立性和原有的文化特征。而在鼓浪屿，多种文化相互融合，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其他文化的影响，发展出新的形态，即一种独特的闽南移民文化。让我们至今能感受到当时的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求新求变的心情和努力。

槟城的历史与鼓浪屿有相近之处，同为19世纪建立的城镇。但槟城的公共建筑主要以宗教、军事和行政建筑为主，马六甲也有相似之处，但鼓浪屿的公共建筑在类型上更为丰富，并与社区生活联系紧密。鼓浪屿保留着数量庞大的近代居住建筑和私家花园，反映出当时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物多样化的居住形态，完整地再现出当时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

文汇报：您认为鼓浪屿与我国同时期同主题的文化遗产比较，有什么不同特点?

周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相对独立”的区域来说，与鼓浪屿有类似之处的是广州沙面。沙面是由珠江冲积而成的沙洲，占地面积330亩，与广州老城隔江而望。但广州沙面自建设之初就和广州老城保持着明确的界限，作为英法两国的“飞地”，甚至不允许华人自由进入。所以其历史建筑群虽有多种风格和样式，但几乎所有建筑均为西方人建设，很少有本地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而鼓浪屿实行的是多国侨民共同参与的公共管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20世纪上半叶当地乃至闽南华人和西方人的协作和共同建设，以及中外文化的交融。

文汇报：在鼓浪屿采访时，记者感受到当年的“海归”对鼓浪屿近代化的发展也有不可或缺的贡献，您对此如何评价?

周旻：“海归”听上去是个新词，但实际上海外归侨由来已久，海外归侨这一群体对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意义也非常重大。闽南本地居民既传承着衍生自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又吸收了当地的海洋精神，逐渐形成特有的闽南文化，其兼具对汉文化核心价值的坚守和对异质文化的开放。跨入19世纪后，大批闽南本土居民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讨生活”，成为早期全球化浪潮中劳力、文化、资本和信息交流的重要桥梁，逐步构建起具有时代特色的移民文化，是闽南移民文化开拓性和包容性的突出见证。20世纪后，随着还乡侨民群体汇聚鼓浪屿，这一特性在不断推动社区治理、公共设施、经济和文化建设等近代化变革中得以充分体现。因此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看，鼓浪屿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发展轨迹，正是在早期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传统社会步入近代化历程的一个颇具特色的缩影；而作为华人精英群体的海外归侨的介入，使得这一近代化的过程有了更多的中国人的选择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