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老兵姚一汉：“为了拔掉鬼子据点，我3次潜入收集情报。”

薛中天：“我曾参加过百团大战和多次反扫荡。”

致敬老兵姚一汉：“为了拔掉鬼子据点，我3次潜入收集情报。”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80年前的11月12日，上海陷落敌手。凶残的日军一路烧杀抢掠、以东西夹击的多路合围之势向南京城步步进逼。南京城遭到了日机的野蛮轰炸，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也被源源不断地送进南京城，国民政府已宣布迁都重庆，南京究竟能不能守住？全国民众为之揪心。

“保卫南京！”就在千里之外的延安，11月25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第25期《解放》杂志上，刊登了一首共产党人创作的歌曲《保卫南京》，歌词的内容是：“同胞们！快快动员起来，武装起来，保卫南京！实现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这是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寇出中国……”这首铿锵有力的战歌由凯丰作词、吕骥谱曲。他俩联手创作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曾唱遍了大江南北。

限于80年前的传播条件，当时南京的百姓并不知道延安的共产党人为保卫南京专门创作了这首歌曲。直到10年前，有志于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媒体人戴袁支在上海档案馆查阅有关南京保卫战资料时，才重新发现了这首歌。

如今，这首延安共产党人创作的《保卫南京》，挂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入馆的醒目之处。

“当年，凯丰参加了洛川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做的报告，这首歌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抗战的思想。”戴袁支说。

“保卫南京，与当年《保卫黄河》所号召的‘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一样，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宁死不屈、一起来抗战的精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说。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也积极参与了南京师范大学担纲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的工作，馆内醒　目地展示着该馆参与访谈的344位抗战老兵留下的手印，布满多个墙面。

老兵姚一汉:南京沦陷后，我参加新四军打鬼子

我是1916年1月2日出生于现在仪征市的谢集，小时候我家非常困难和不幸。母亲在我10岁时去世了。我14岁时，父亲也去世了。成了孤儿的我，和奶奶住在一起，奶奶供我读了五六年的私塾。当时，私塾设在我的儿时玩伴魏家齐的家中，他家是书香门第。

子弹打光后，就拎着大刀和鬼子肉搏

1937年12月，日寇占领南京后，日军第十一师团天谷支队一部由扬州西进，占领了仪征县城和毗邻的安徽天长一线。日本人一来，烧杀抢掠，强奸妇女，老百姓四处逃命。当时魏家齐说：“日本鬼子来了，你能逃到哪里去!”于是他和我、洪碧如三个人便效仿东北义勇军，成立了“苏皖边抗日义勇军”。但地方上的地主乡绅认为，我们游击队不是新四军，看不起我们，说：“你们是游吃队，骗吃骗喝的!”因此，义勇军很快解散了。

1937年11月，陶勇率新四军苏皖支队过江进入仪征。第二年4月，仪征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我出任金集区沙集乡乡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介绍人就只有张区员一个人，因为那时，敌占区的敌情很复杂，党员很少，都是单线联系，谁也不知道谁是党员。

1940年皖南事变后，淮南根据地原有的四支队、五支队的部队编成了二师，司令部设在盱眙的黄花塘，师长是罗炳辉将军。1941年4月，当时还是仪征县模范营情报侦察员的我，参加了著名的金牛山战斗。这是二师成立后对日军进行的第一场硬仗，由罗炳辉亲自指挥。12团先后6次对甘泉山等地连续作战，成功完成任务并于16日撤至六合的金牛山休整，遭到驻扎在扬州的日军第12旅团一部和伪军共700人的偷袭，仪征模范营闻讯后从大营李的方向前去增援，共同夹击日伪军。在天河坝附近，我们和鬼子突然遭遇，我们装备不如鬼子，子弹打光后，就拎着大刀和鬼子贴身肉搏。这仗中，我们二师一共击毙200余名日军、300名伪军，生俘了2名日军和30名伪军。战后，12团与仪征县委为牺牲的56名烈士在金牛山修墓地安葬。

1942年7月初，为配合苏中的新四军1师的反“扫荡”作战，我们淮南的2师决定由6旅17团负责攻打仪征的十二圩，以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为摸清敌情，我按照县委指示，长期负责对敌的情报工作。17团的同志们找到了我们以后，很快就摸清了清况。日本鬼子占领了十二圩后，建了据点，并组建了以“大王”王贵禄为首的伪保安大队，手下的保安大队分三个中队共800多人，武器也很精良。17团经过周密部署，于当天深夜2点进攻十二圩，出其不意攻进镇里。战斗前后进行了5小时，歼灭日伪军200余人，全歼了一个小队的日军，还俘虏了一名日本兵。这场战斗为我们巩固和发展仪征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上千群众举着大锹锄头助威

当初国民党部队溃逃时，有一个师的部队将武器丢了下来，因此，仪征可以说是家家有枪，一般一家两支，我们东南支队有的人是两排几十发子弹，有的人是十排上百发子弹，甚至还配备钢盔。

东南支队成立后，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是拔除谢集据点。1941年4月6日，日伪军进驻仪征谢集设立据点，压缩新四军活动范围。为拔除谢集据点，已是司令员的魏家齐要求我们收集情报。我奉命先后3次进入谢集，还和一个与伪军大队长关系密切的老板结成朋友，建立情报网络，谢集日伪军的工事、炮楼、火力点以及人数，都被我摸得一清二楚，还得到了日军将于1943年6月19日调往仪征县城的情报。魏家齐司令员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决定攻打谢集据点。据点里的伪军叫“讨逆军”，司令卢维国是1940年叛变投敌的原新四军苏皖支队的营长，手下有3个大队。

6月19日日军调走的当天夜里，东南支队对谢集据点完成包围，迅速发起进攻，防守据点的伪军依靠炮楼负隅顽抗。支队战士们在突破铁丝网后，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水沟中，部队已经有了很大的伤亡。魏家齐司令员果断重新调整部署，决定先用迫击炮打掉敌人的炮楼，随后发起总攻。13团二营机炮连有两门之前缴获的迫击炮，然而只有一门迫击炮和三发炮弹可以使用，并且迫击炮连的战士们大都不识字，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紧急时刻，机炮连战士袁家义因为上过几天私塾，根据迫击炮上的文字进行揣摩，架起迫击炮、目测距离、调整好刻度盘上的角度，果断发炮。第一颗炮弹就打中炮楼，炮楼的一角顿时塌了，又连续两发打进了敌人的炮楼和土圩子中。伪军军心立即崩溃。我们趁此迅速攻进据点，上千群众举着大锹、扁担、锄头前来助威，伪军纷纷举手缴枪投降。这次战斗击毙和俘虏伪军160多人。

抗战时期，我曾好几次险些被抓。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冬，我正担任高邮湖的巡查大队长，负责搜查周围来往的船只，结果遭到了日伪军的围剿。我们驾驶的只是普通的小木船，敌人是汽艇，我们40余名干部被敌人围在高邮湖里，几天几夜都无法突围。没想到，很快天降大雪，湖面结冰，我们顺势突围了出去。

老兵薛中天:抗战打鬼子，我负了4次伤

我叫薛中天，原名薛宗耀。参加革命之后，改名为薛中天，其意“为中国打天下”。我生于1920年6月22日，山西省万荣县四望村人。家中仅有3亩半土地，但孩子不少，母亲体弱多病。出生没多久，我就被我姨抱养，直到2岁才回家。虽然家境困难，但父母坚持让我上学。1928年进入四望村小学学习。后考入县高级小学，但学费太高———每月50斤小麦，只得辍学。我们村旁有条公路，鬼子几乎天天从那里经过。但我们村没有人干伪军，干共产党的不少，我同年级就有4个，我们的历史老师钟将慕就是地下党。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1931年，我去山西新绛县银匠店当学徒。在这，我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导师，隔壁裁缝店的李师傅。他告诉我，劳动人民这么苦是社会不公造成的，鼓励我去新绛县工人夜校学习。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红军、朱德、毛泽东”，知道红军共产党是保护穷人的。但他于1936年春被反动政府杀害了。

这所工人夜校名义上是阎锡山办的，实则是共产党一手主办，由当地的商会经办，主要目的是培养革命力量。上工人夜校的大多是工人、学徒，老师多是进步人士、共产党员，主要向我们灌输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思想，还向我们宣传抗战，通过教我们抗战歌曲来凝聚人心。我们唱的歌有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步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一同奔赴抗战前线。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武装组织———国民兵教导团。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便把战争的矛头指向太原。1937年9月3日，太原会战打响，太原保卫战打得很惨。阎锡山最初是要死守山西，提出“焦土抗战”，但是共产党坚决不同意，主张持久战。现在想想，如果真如阎锡山所说焦土抗战，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父母了。上级决定，我们立即撤往临汾城以西的吕梁山一带，不久，又撤退到乡宁，部队更名为“决死四纵队”，正式开展抗日斗争。我们名义上由阎锡山与共产党共同领导，实际上只服从共产党命令，即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进入吕梁山之后，我们部队的驻地在襄汾县。后来，我又到运城地区参加政卫一支队，在54团机炮连。我们机炮连共有2挺重机关枪、两门迫击炮，一个班十几个人负责一门炮。当时，驻扎在稷山县，主要是休整训练。后又奉命撤退到曲沃，正式改编为太岳纵队212旅54团，旅长为孙定国，我已升任排长。鉴于当时战场联系过于困难，缺乏通信人才，我被调往晋察冀抗大六分校学习。

1940年秋天，我们一行十几个人，穿着便衣，从太岳前往太行，被分配到抗大六分校下属的大队学习，离129师师部仅10里地。在抗大时，我主要学习旗语，旗子为红白两色，如举高即为向北等。抗大的生活蛮艰苦，吃小米、窝窝头，没什么菜，还吃不饱!我们一般住在老百姓家，当时也有女学员，她们大多学习无线电。可想过谈恋爱？没有那个想法。当时，学校规定男的必须是团级干部，女的必须是共产党党员，我不是太想谈恋爱。毕竟我已经几次负伤，一旦牺牲了，就多了个小寡妇。

学成毕业归来，我们旅驻扎在浮山县，我被分配到洪洞县第三区游击队任队长兼指导员。三区游击队大概20多人，以后逐渐发展到50多人。武器主要是步枪、机枪，手榴弹；我们当时有三挺轻机枪、捷克式；步枪以汉阳造、三八式为主，弹药找敌人要。我用德国的毛瑟枪，二十响的。

炮弹落在身边，第一次负伤了

我们游击队身处沦陷区，任务主要是在敌占区与敌人斗争，如阻止鬼子、伪军抢夺百姓粮食，打击汉奸等。洪洞县宪兵队队长是个河北人，坏得很，专门抓捕我们的进步人士。为此，上级命令我们将此人抓捕。据调查，此人常住洪洞县县城，晚上经常去妓院。我们遂采取行动。这一次，我带了两名战士、3把手枪，还有几颗日式手雷。当晚，我们就在他经常玩的地方把他给抓了起来，开始，他还试图反抗，我说：“你乖乖的跟我走，就可以活命”。于是，我们把他架了出来，连夜送往军区，但此地距离军区大概有100多里路，还要穿越一条火车线以及几道壕沟。没想到，通过第二条壕沟时，被敌军发现了，我们一边打枪，一边警告其不要大吵大闹，否则“毙了你”。鉴于敌人火力较强，我们临时决定把他藏在一口井里。前往军区复命，上级鉴于情况特殊，认同了我们的做法。

在抗日战争中，我曾参加过百团大战和多次反扫荡战役。第一仗是1939年5月在襄陵县西郭村阻止日军抢粮。当天，日伪军出来抢粮，我部奉命前往阻击，其中我们3班阻击鬼子，但敌人从据点里用山炮打我们。一个炮弹正好落在我身边，伤在屁股上。这是第一次负伤。

第二次负伤是在襄陵县火车站以北。敌人出来抢粮，我们出击袭扰，结果大腿被打伤。

第三次是在襄陵县与浮山县的交界处，我们奉命伏击敌人，没有想到敌人蛮多的，上来一顿炮火，结果右屁股受伤。

第四次还是在襄陵县。我们准备伏击某个据点的敌人，结果，没把敌人包围，却反被敌人包围了，这一次伤在后背。幸好，指挥官是老红军童志久，他既能打仗又能干政治工作，把突击力量集中于一点就冲出来了，部队损失不大。

“不后悔　！”

——听访谈者说老兵的故事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左一)带队采访抗战老兵薛仁斋(右一)。

“每个老兵都有打动我的故事，”积极参与　《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　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工作人员薛刚对记者说。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不仅参与老兵口述史的访谈，而且力所能及地在物质上给老兵一定的慰问和帮助，并专门拍摄了一部讲述抗战老兵口述的纪录片《不后悔》。

每次访谈的最后，访谈者都要问老兵一个问题：您现在是不是为当年走上战场打鬼子而后悔？　所有的老兵都几乎不假思索地坚定地回答：“不后悔!”无论他们是后来成为将军或市长的八路军、新四军老兵，还是回到家乡做一个普通农民的国民党抗战老兵，他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同样的答案。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拿出自己的鲜血和性命走进炮火，这与他们后来自身的境遇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份超越个人的爱国情怀令人感佩和动容。

抗战老兵的讲述，给了历史可感的温度

“抗日战争史是波澜壮阔的，但仅有档案的传承还不够，战争亲历者的口述也很重要。他们的口述史也将成为博物馆的一个重要馆藏内容，让观众更加细致地感受到抗战的细节、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说，“中国抗日战争时间跨度长达14年，有5000多个日日夜夜。这5000多个日日夜夜里，有多少父母在盼儿子平安归来？　有多少妻子在盼着丈夫胜利回家？共产党倡导的是全民抗战，四万万同胞一起来抗战，那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还没有记下来!”

投身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的抢救工作，让参与访谈工作的志愿者更清晰地感知到中华民族14年抗战史。薛刚说，他印象非常深的是，念初中时，教科书上有关整个中国抗战史部分，只有一页半纸。那时候，他听父辈们在“牛棚”里说起“远征军赴缅作战”，甚至认为是这批“牛鬼蛇神”在“瞎吹牛”，因为教科书上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即使是现在，仍有不少年轻人对抗战的史实知之甚少。他曾问过现在的大学生“知不知道西南联大800学子投笔从戎的事？”很多大学生一脸茫然地回答说不知道。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指出：“每一位抗战老兵的经历都是一部完整的抗战史，每一位抗战老兵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如果我们不能进入历史的现场，就不能感受历史的温度。只有通过栩栩如生、丰富多彩的战时生活，才能真正体会到战时部队生活的辛苦和抗战胜利的不易。”

“当年参加南京保卫战的抗日将士有10万之众，但我们现在找到的当年参战的老兵只有十来个人。虽然能找到也不容易，但这决不是我们的成绩，而是教训。这个老兵口述史的抢救工程，启动得实在是太晚了。”吴先斌说。

战友的牺牲，激发起杀敌的勇气

“抗战老兵的亲身经历，让我们知道英雄是怎么来的。”当记者请薛刚等志愿者谈谈访谈抗战老兵的感受时，薛刚说。

“当面对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我军的敌人的时候，这些老兵当时还都是新兵啊，他们会感到害怕吗？他们又是怎么消除自己的害怕呢？”记者问。

“我问了好几个老兵，他们回答我的话大多是一样的：最害怕的时候往往是在大战开始前一刻的寂静中，这时候会想，我会不会被打死？能不能活下来？什么时候不害怕了？就是枪炮声响起的那一刻。俗话说，‘老兵怕机枪，新兵怕大炮’，但实际上枪炮一打响，人就知道害怕没有用了，和敌人是你死我活，要活下去就必须奋勇杀敌、消灭日本鬼子。特别是当你身边的战友倒下牺牲时，敌人以为你会恐惧，但恰恰相反，敌人的残暴只能激发你的血性，让你更勇敢。”薛刚说。

“战争是会改变一个人的，人也会在战争中成长，”他说。他们这个访谈组曾采访过好几位女性，有的女学生出身富贵人家，上学时都要带一个佣人帮她打理一切，但经历过几场战斗却成了勇敢的女兵。有的女兵还曾被派去打扫战场、掩埋遗体。当时天很热，人非常干渴，一位女兵忍不住喝了被尸体污染的脏水，结果得伤寒死了，但这支女兵队伍从此让人刮目相看。“现在有句话：‘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抗战无法让女人走开。女人甚至要比男人承担更多的牺牲和付出。”

我们都是没有亲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我们对战场的认知曾经主要来自中外文学和影视作品。但现在制作战争电影的人，绝大多数也没有亲历过战争，所以我们对战场的认知是非常容易“以讹传讹”的。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叶铭访谈过一位和日军拼过刺刀的老兵，老兵说，影视作品中双方拼刺刀时还“冲冲杀杀”喊着口号，那是假的。因为真到了要白刃战的生死关头，双方都不喊口号了，因为“一喊就泄气了”。拼刺刀的现场，就是刺刀撞击的声音，以及人被刺中后的呻吟声。“刺刀见红”的时候，靠的就是勇气，只有闷头冲，没有人顾得上说一句多余的话。

战时军队生活的记忆，栩栩如生、丰富多彩，帮助我们真正体会抗战历史不仅仅是战场拼杀的历史，真正体会战时部队生活的艰苦，真正体会到抗战胜利来之不易。

精神的传承，要有“长效机制”

访谈的志愿者还说起过一件事：在抗战纪念日时，一位抗战老兵不知为什么没有拿到抗战纪念章。县里有关部门对他表示歉意说：纪念章是上面发下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做主，但我们可以先给您补发5000元慰问金表示敬意。那老兵回答：我不要慰问金，我只要国家发的抗战老兵纪念章，这是我生命的最高荣誉!

是啊，对一个为国家出生入死的老兵来说，还有什么可以替代国家给他的肯定和荣誉？

“这些老兵现在还说过什么心愿？”记者问。

“很多住在干休所里的八路军新四军老兵，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多给青少年讲讲他们亲历的抗战烽火。但现在学校除非重大节日，平时组织学生听这些老兵讲述抗战经历的活动越来越少了。都说要传承老一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的伟大情怀，但如果没有讲述、没有记载和传播，这伟大的爱国精神怎么传承呢？”吴先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