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狄兰·托马斯在BBC的播音间朗诵自己的诗。

文汇报记者 陈晓黎

随着影片《星际穿越》的热映，片中主角口中那一句“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也意外地带来诗歌及作者狄兰·托马斯的再度“复生”。原诗首节为“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阴的消逝。”1951年，狄兰用这首诗，鼓励病重的父亲。

这位诞生于百年前的1914年的威尔士人，一生迷恋于两样东西——诗歌与威士忌。诗歌占据了他的灵魂，在那里宇宙万物不过是生命、欲望与死亡构成的一个生生不息的世界；而威士忌，据说是要了他的命，他死的时候，只有39岁。

童年多病，成年贫穷，构成了狄兰·托马斯一生挥之不去的急迫和忧伤。他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就像他身上流淌着威尔士的血液，崇尚着威尔士游吟诗人，却只会用英语写作。他把自己比作“两个舌头的大海”。虽然生活艰辛而混乱，但他的诗歌却朴实纯粹，一片落叶、一滴露水、一次邂逅，均可化为无穷的诗意，最终达到某种永恒的境界。

一个童年时就听到了死亡在叩门的天才，穷尽一生用诗歌叩问生与死。评论界普遍认为托马斯是继奥登以后英国的又一位重要诗人，诗风粗犷而热烈，音韵充满活力而不失严谨；其肆意设置的密集意象相互撞击、相互制约，表现自然的生长力和人性的律动。

迷恋词语，“我关心词语投射到我双眼时的音色”

威尔士不仅盛产美酒，也盛产诗人，那是个有深厚的诗歌传统的地方。在王公贵族家有接受过严格的音韵格律训练的宫廷诗人，在民间，更多的游吟诗人则携琴走天涯，四海为家，纵饮高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正如日中天，威尔士很快处于分裂之中：在乡村为主的北方，人们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而在南方，城镇里的人们已经开始说英语，并迅速地英国化。

狄兰·托马斯出生的时候是1914年10月，出生地斯旺西斯，意为天鹅海。他的父亲一生都梦想成为诗人，但终其一生都在一个拉丁学校教授英语，并坚持在家中说英语。他的母亲是个家庭主妇，性格乐观开朗，是个虔诚的教徒，并常常带着儿子到教堂做礼拜。很多年后，狄兰把自己称作“两个舌头的大海”——身上流淌着威尔士血液，却说着英语并只会用英语写作。

如果不是体弱多病，狄兰的童年大概和别的孩子一样，在祖父的农场里玩耍，在家门后的大海里游泳。可是他既然得了肺出血的毛病，就少不了卧床。父亲会为他朗诵莎士比亚，母亲为他讲述那些民间故事，他迷恋词语，“从遥远的、不甚了解却生活在我的世界里的大人嘴唇上发出的声音、词语，对我而言，仿佛就像钟声的音符、乐器的声响、风声、雨声、海浪声、送奶车发出的嘎嘎声、鹅卵石上传来的马蹄声、枝条敲打窗棂声，或许就像天生的聋子奇迹般地找到了听觉……我关心词语命名或描述行动时在我的耳朵里构成的声音形态；我关心词语投射到我双眼时的音色。”但大部分时间，他只能靠阅读独自度过。病弱与孤独，让这个敏感的小孩既渴望温暖又任性叛逆，他相信自己活不长，自称要创造一个“紧迫的狄兰”。他的一生都笼罩在急迫而又深刻的忧伤中，这也是后来他酗酒的一个起因。

上学后的狄兰与学校生活格格不入，他只有一个朋友丹尼尔，两人一起写诗，然后在自己的“私人广播电台”朗读。直到16岁离开学校，他的成绩依然没有起色。靠着父亲的关系，他成为《南威尔士邮报》的校对，翌年成为报道本地新闻的记者，日复一日奔波在婚礼、葬礼、火灾现场……更多的时候，他泡在酒吧，一边喝酒一边高谈阔论，将灵感涂抹在随手可以找到的任何纸片上，事后再抄在练习本上——他坚信自己生来就是一个诗人。

1933年，在写给女友帕米拉的信中，他用幽默与自嘲的笔触，这样总结了自己的童年：“我在格拉摩根郡的乡下房子初见日光，在对威尔士口音的恐惧和铁皮烟囱的烟雾中长大成一个可爱的娃娃，早熟的儿童，反叛的男孩，病态的青少年。我父亲是个中学教师：我闻所未闻的开放的男人。我母亲来自卡马森郡的农业腹地：我闻所未闻的小女人。我唯一的姐姐用女生的长腿、短上衣的翅翼和社会的势利眼穿过舞台，进入舒适的婚姻生活。我还是预备学校的小男孩时头一次尝试烟草(童子军的敌人)，高中头一次尝试酒精(魔王)。诗歌(老处女的朋友)在我六七岁时揭开她的面纱；她依然还在，而有时她的脸像个旧茶碟裂开……”

帕米拉是他的诗友，1934年2月，他们在伦敦见面，堕入情网。虽然这段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年底，狄兰的诗从练习本上了印刷机——他的第一本诗集《诗18首》出版了，印数250本。

生活窘迫，“我的灵魂卖掉了，我的才智迷失了”

来到伦敦的狄兰，一头扎进了诗人、作家聚堆的酒吧。据一个朋友回忆，几乎人人都喜欢狄兰酒后所显露的温暖与机智。在他看来，在第三杯到第八杯之间，狄兰是世界上最健谈的人，妙语连珠。而在三杯前他闷闷不乐，八杯后他暴躁不安。

和所有的天才一样，狄兰有的是才华，却注定先要被繁琐的俗世生活折磨。除了写诗，狄兰在伦敦的日子几乎一无是处。贫穷，和人搭伙住在简陋的小房子里，冬天冷得穿上全部衣服还得把自己裹在被子里；工作不稳定，靠读稿、写评论换来的稿费，瞬间就淹没在酒吧里。他常常会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在伦敦和家乡之间，他的诗断断续续，时而晦涩，时而明快。渐渐地，狄兰发现伦敦只能消耗他的语言才能，而回到天鹅海，“家不再是家。我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无论哪儿都一样，仅仅在不同的歇脚处之间而已……身体大脑，所有运动中枢，一定要移动或死去。也许根本的孤独让我无家可归。也许如今太多的非此即彼。可怜的狄兰。可怜的他。可怜的我。”

1936年4月，迷糊而热烈的狄兰，遇上了同样迷糊而热烈的自由舞蹈家凯特琳。崇尚邓肯的凯特琳，那时逃出了父母婚姻破裂的豪宅，正和一个老画家恋爱。两人的相遇，注定天雷地火，老画家把狄兰揍趴在停车场，可是狄兰用他诗一般的情书，赢得了凯特琳的芳心。7月，身无分文的两人突然结婚。没有住房，便在朋友家轮流借宿，没有钱，狄兰四处借债。此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出版社买下了他未来5本书的版权，他得以在偏僻的劳佛恩租下一间渔舍。婚后的日子里，两人时而吵嘴、打架，时而言归于好，第二年有了孩子。

二战的爆发，意外地拯救了狄兰。因为肺病他被免于兵役，同时因战争而发达的纪录电影，给了他生计——为纪录片写脚本和配音。狄兰喜欢电影，他的诗风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转向，早期的抽象隐喻，渐渐变为简朴、直观。期间，他写下了自传性质的小说《青年狗艺术家的画像》，重新唤起来自故乡威尔士的创作灵感。他孕育了新的诗歌，以《死亡与登场》的名字结集，在1946年出版，大获好评。他一反当年英国现代诗那种苛刻的理性色彩而着力表现普通人潜在的人性感受，他的诗富有强烈的节奏和密集的意象，甚至超常规的意象排列方式，冲击着惯于分析思维的英国诗歌传统。

战后，英国陷入全面的经济萧条，但狄兰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得到了一份工作，每周一次，在新闻简报后主播“今夜谈话”，朗诵自己的诗歌。这个工作方式一度很适合他的天性，就像他家乡的游吟诗人，他写道：“朗诵自己的诗如同从口袋里放出猫。你总是会怀疑诗的音节是否过重、是否生猛草率，而突然间，当它环绕在诗人的舌头上时，你的疑惑就会烟消云散。”

英国的经济每况愈下，而他因为在播音时出现醉态，始终未能成为BBC的正式雇员，薪水也就少得可怜。虽然他有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但添了三个孩子的生活依然困窘，住在崇拜者出借的房子里，举债度日。狄兰尽量呆在伦敦，家庭重担落在凯特琳肩上，曾经的舞蹈家早就沦为固执的家庭主妇，她变得越来越暴躁不安。看不到任何改变生活的希望，狄兰只能自艾自怜：“这儿没什么可卖的。我的灵魂卖掉了，我的才智迷失了，我的身体东倒西歪了，孩子太小，我不能卖掉凯特琳，墙上唯一的照片来自《图画邮报》，我们的狗是杂种，猫是半只耗子。在这老房子里剩下的是贫困的小小欢乐。”

厌倦了一次次向BBC要钱，一次次与财务部门吵架，狄兰向他的美国出版商求救，希望移民到美国，“要么让我和家人在纽约过豪华生活，要么在德克萨斯州找个狗窝。我最想做的是朗诵，图书馆，或在哈佛讲学。”

临终遗言，“一个人一不留神就到了三十九岁”

1949年底，狄兰第一次来到美国。虽然这趟旅行的主要目的是赚点钱，但在29天中的17场朗诵，场场爆满，他收获了更多的欢呼。他的邀请人、美国希伯来青年男女协会诗歌中心主任布朗宁回忆，第一场朗诵时狄兰正在病中，甚至吐血，但他“肩膀笔直，坚定地挺胸昂首向前。”他那色彩斑斓、联想独特、节奏分明的诗歌，配上他那深沉浑厚、抑扬顿挫的音色，极富魅力，尤其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他还去了好莱坞，完成与卓别林、玛丽莲·梦露共进晚餐的愿望。可是他在见面前却又喝醉了，卓别林不能忍受他期待的“伟大的诗歌”与发着酒疯的醉鬼连在一起，生气地赶他出去，而这个醉酒的诗人，竟然在卓别林家门口撒了一泡尿。

回到威尔士的狄兰，依然深陷债务，而能解决债务的办法，除了不断地借债，就是再次去美国朗诵——他把自己比作“为美元发疯的夜莺”。四年间他三次到美国，一边讲学一边给自己的朗诵录音，在纽约女青年基督教会，他朗诵了《牛奶树下》，这是他花了两三年功夫完成的诗剧，描述故乡威尔士一个村庄在一天里发生的故事。这场录音，在他死后第二年被灌成唱片，并曾在BBC作为广播剧播放。

狄兰死在纽约，时间为1953年11月9日。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他死于酗酒过度。也有人认为，是当时曼哈顿格林威治村时兴的在酒中放毒品的习惯害死了他，何况为了保证朗诵的状态，狄兰每天都要靠安眠药入睡。但在他去世45周年后，随着他的遗稿、文件等旧物被出售，人们才知道，他的死还和误服当时的新药可的松有关——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美国之行，他结识了剧作家阿瑟·米勒的助手赖特尔，她是他狂热的粉丝，热心操办他在美国的一切活动，并成功地成为他新的经纪人，为他争取到了每周1000美元的朗诵报酬。她是那么崇拜他热爱他，一心一意要帮他戒酒，于是搞来了当时的新药可的松，并督促他服用。

11月4日，凌晨2点，狄兰独自走进格林威治村附近的白马酒吧，一个小时后，他摇摇晃晃地走回附近的旅馆，告诉赖特尔“我干了18杯威士忌，我想这是个纪录了”。他昏睡了一夜，第二天，宿醉的他呼吸困难、呕吐、腹痛。请来的医生给他服用了大量的吗啡，不见好转，夜里，他被送入了医院。

狄兰的朋友，苏格兰诗人鲁斯文·托德当时正在纽约旅行，他赶到医院时，狄兰已躺在氧气帐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人一不留神就到了三十九岁。”

鲁斯文后来写了长达12页的文字，证明了狄兰确因服药不当导致了“速死”，也记录了诗人死后，发生在他的妻子凯特琳、“情人”赖特尔和纽约某些自认为“拥有”狄兰·托马斯的人之间的激烈纠纷。据说从伦敦赶来的凯特琳原本就竭力阻止他到美国，狄兰死后不久，她也患了精神病，被套上约束衣送进医院，1994年病逝于意大利。至于赖特尔，她的晚年在蒙大拿州的养老院里，身患老年痴呆症，她的亲属替她出售了她珍藏的狄兰遗物，以支付医疗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