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文认为，历史学者不能躲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要担当历史责任。

初冬，太阳东升，薄雾渐散。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操场、绿地上还有健走、打拳的早练者身影，张宪文教授已早早来到17楼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张老师有在办公室工作的习惯，而且来得很早。尽管已是84岁高龄，他完全可以像那些民国旧楼边习练太极拳的老者一样，享受舒适宁静的晚年生活，但是张老师依然很忙碌。前一天，他在这里接待了徐州来的一位学者；接下来，他还要参加南京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并做主旨演讲，研讨会的主题是“历史·和平·发展：多元视域下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这位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还担任着南京大屠杀史和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早已从教学岗位退下来的他，依然在学术一线跋涉前行。从《中华民国史纲》《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蒋介石全传》《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中华民国史》（四卷本），到《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南京大屠杀全史》（全三册）、《中华民国专题史》（18卷），以及“日军细菌战海内外史料整理与研究”“抗日战争专题研究一百卷”和《南京大屠杀史》日文版、英文版、韩文版等，他为我国历史学领域开拓了一片又一片疆域，树立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南窗的阳光慢慢移动。满头银丝的张教授精神矍铄，4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丝毫不显疲惫。他的讲述从最近在浙江湖州的一次讲课开头，他说，自己64年的学术生涯反映了历史学科研究的艰难历程。语速不疾不慢，山东泰安口音听起来颇感亲切，叙述的风格一如他倡导的史学研究冷静客观、脉络清晰。他把自己比作“冷血动物”：历史学研究就是要冷静、理性；但是“冷血”的历史学者同样需要热血情怀，探究史料、打捞真相，担当起为国家民族服务的历史责任。

学历史是一次“历史的误会”

在求学时参与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以此为内容的毕业论文送北京参展

▲张宪文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蒋方智怡交谈

张宪文教授称自己为  “泰山之子”。他出生于泰山脚下的泰安，少年求学的时光大多在徐州度过。青少年时，虽然喜欢听故事、听说书，譬如“七侠五义”等，崇拜梁山好汉，但是对学历史“没感觉”。他学历史是一次“历史的误会”。

1954年考大学时，他报的志愿是北京、上海、沈阳的三所财经学院，都是财经专业，立志投身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记得发榜的那天，他特意去买了当天的《解放日报》。因为当时的发榜名单全部刊登在这份华东局的报纸上。他在那三所学校的录取名单中连看三遍，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心想这个志愿是供参考的，会不会被其他学校录取了。再看看别的学校的名单，突然在南京大学发现了自己的名字，又生怕是同名同姓。

苦等三天，终于等来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历史系致新生的欢迎信。就这样，与南大，与历史学，他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大学四年，他说对学历史的目的仍然不甚了了，但学习态度还是认真的。他对考古慢慢有了兴趣，四年级时还参加了南京博物院关于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他以此为内容的毕业论文被选送至北京参加全国高校勤工俭学成果展览，还被《考古学报》看中准备发表，后因博物院不同意而作罢。正当他满心期待毕业后从事自己喜欢的考古工作时，他接到了留校的通知，而报到第一天就被安排教中国现代史。从最喜欢的考古一下被拉到最难的中国现代史教学，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被安排”。

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十年  “文革”，使得张宪文前20年学术生涯难有作为，紧张的政治气氛让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极不正常。他说，那个年代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几乎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一言不慎即可能招来灾祸。“文革”结束，拨乱反正，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学科也迎来了春天。也是在这一年，他接受了一项编写国庆30周年丛书关于“渡江战役和南京解放”选题的任务。拿着江苏省委的介绍信，他和另一位教师来到北京一家军事机构查阅资料，接待的人竟然连“渡江战役”是渡什么江都不清楚，最后给对方解释是“渡长江”，他们才说：“你们回去吧，等候答复”，这个答复一直没有下文。在北京到处碰壁，张宪文说，“这让我很灰心，我也暗暗下决心，转向研究民国史”。

“我们这代人是‘拓荒者’”

人到中年，他的转型之路十分艰难，以“过渡性”体系和“半步走”策略编写中华民国史教材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陆续出版后，反响强烈，美国记者专程采访张宪文

如果说前两次转变是被动的，那这次“转型”则是张宪文的主动选择。早在50年代，周恩来就提出要研究民国史。到1972年，周恩来提出要编写中华民国史。那时，张宪文和南大的几位教师在带领工农兵大学生下厂下乡劳动之余，参与了江苏籍民国人物的研究并撰写了人物传记，后来还承担了《中华民国史》（多卷本）的“抗日战争卷”编写。1979年3月底至4月初，第六个五年计划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举行。在这次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的“成都会议”上，民国史研究规划首次提出了“蒋介石研究”的课题。一向行事谨慎的张宪文认领了这一课题，他还建议苏、沪、浙三地协同开展此课题研究。

人到中年，张宪文的转型之路十分艰难。中断了多年的高考得到恢复，学术交流日趋活跃，历史教学也渐入正轨。1982年，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开始招收中华民国史方向的硕士生。在张宪文看来，编一部民国史教材就显得很有必要，但民国史研究依然是敏感领域，许多观点、许多人物被长期政治化标签化，雷区多多、风险很大。张宪文赴京请教权威名家，协商合作编一部简明中华民国史教材。合作编书的提议被否决，得到的答复是，当时的重要任务是整理资料，开展专题研究，编教材时机不成熟。

返回南京后，张宪文和几位教师研究决定，还是要编一部中华民国史教材，以应对研究生培养的需要。他邀请了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科院及南京大学的教师，着手编写《中华民国史纲》。他们首先决定采用一个“过渡性”的新的民国史框架体系，采用大量未曾公布过的新档案、新史料。编写人员花了近一个月，整天泡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目录。约50万字的书稿陆陆续续交来，从1984年6月到1985年2月，张宪文花费8个月时间统稿修改，每天伏案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逐字逐句，对每一条史料、每一个观点，反复推敲。他说，在当时中华民国史还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情况下，一定要用第一手史料，史料一定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同时，张宪文教授制定了“半步走”的策略，对一些历史认识采用循序渐进的办法，不能“一步到位”的，就走“半步”，能走出去就是进步。他说：“我当时形容，如果一辆汽车转弯，开得太快、转得太急，就容易翻车，所谓‘半步走’，就是慢慢地转弯。要使社会上都能接受，那个时候很艰难。”

《中华民国史纲》1985年10月出版，受到了国内外史学界许多好评和中外有关方面的广泛关注，被评论为“是一部严肃认真的历史著作”，“摆脱了‘左’的思想影响”，在“民国史研究范畴内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是“近几年来史学研究中的一件喜事”。此后，海内外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美联社记者还专门采访张宪文。

在后来的学术小传中，张宪文教授描写了他当时的心路历程。他说：“《史纲》让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艰难付出，要纠正那么多的错误认识和不当观点，必须有充分的史料根据、无畏的学术勇气和历史责任感。为此，既耗神，又要谨慎行事。历史认识既要前进，又要经得起不同声音的质疑甚至被否定。应该说《史纲》在那个年代做出了历史贡献。”谈及四十多年来研究民国史的艰难，张宪文教授说：“民国史过去是‘荒地’，我们这一批老师做了‘开荒’工作，推动了民国史研究。”

最早提出抗战始于1931年

他的每一次前进，都会解开一个新的发现，深耕细作，开疆辟土

▲《南京大屠杀全史》出版后，张宪文接受采访

从40年前的这次转型开始，张宪文一直致力于民国史研究这一方学术领域，坚守至今、心无旁骛。他的每一次前进，都会解开一个新的发现，推动一项新的重大课题研究。他深耕细作、开疆辟土，将40年前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学术禁区、荒芜之地打理得风生水起、生机盎然。

在编写《中华民国史纲》的进程中，张宪文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抗日战争的档案，感到正面战场许多战役虽然失败了，但是大批中国军人坚持抗战、流血牺牲，他们的事迹也是可歌可泣的，同样值得纪念。一些先前受贬的战役，中国军人以弱敌强，有的全军阵亡决不后退，有的牺牲军人遗体都来不及清理，在档案中都有真实记载。1984年，张宪文与陈谦平合著发表的《简论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大陆最早研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论文之一，引起了上层的高度重视，北京的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展陈也被要求增加了抗战正面战场的内容，卢沟桥抗战纪念馆也开始筹建。军事博物馆领导和专家还与张宪文探讨展陈的修改方案，方案全面反映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摆正了两个战场互相支持和互相依存的关系。这一系列实事求是的做法，对《中华民国史纲》抗战部分的编写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同时在《史纲》完成后，他们又迅速投入抗战正面战场历史的研究。1987年6月，在纪念抗战全面爆发50周年前夕，《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面世。他还承担第七个社科规划项目，带领一批年轻学者完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的编撰，最早提出了14年抗战的历史概念，开始全面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

在此前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南京大屠杀是发生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后制造的一起大规模的人类惨剧，包括大屠杀暴行、性暴行和城市破坏暴行三大罪行。由于种种原因，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此前很少受到学界关注。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在教科书中极力歪曲中日战争史实，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从而引发了中国国内极大的关注。大屠杀幸存者曾举行一系列会议控诉日军暴行，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破土动工，张宪文应邀参加了破土仪式。

学者要有家国情怀、历史责任

以“大师+团队”模式带领“大兵团作战”，体现了大视野、大格局

▲张宪文和学生们出游踏访

2000年，张宪文教授接手了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搜罗整理工作这一任务。当时，经费是一个大问题。多方联络、寻求支持，可以说是一波三折颇不顺利。有的回复表示经费困难爱莫能助，有的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张宪文索性自报家门直接写信给省领导，省里后来回复表示支持称：“支持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这个项目，比支持写一部小说更重要。”

张宪文迅速派出学者团队赴海外收集史料，至2006年，他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8卷先期出版，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之后他又多次派人在国内外收集资料，2010年先后编辑出版了全部72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编辑出版整整10年，组织了100多位学者，72卷总计4000万字。团队先后赴日、美、英、德、法、意、俄、西班牙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档案馆、图书馆、私人收藏机构等收集资料，整理、翻译。

资料集汇编了世界上关于南京大屠杀目前能够收集到的绝大部分史料，既有我国档案馆保存的战役详报、战后清点损失的记录、大屠杀幸存者证言，也有日本军方的档案、军官的日记，更多的是第三方国家的外交部文件、外交官报告，在南京外籍人的文字、影像记录，外国记者、媒体的新闻报道等。收集过程也有不少波折，在日本有些地方甚至遇到重重阻力。这个史料集的出版，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日本外务省派员对张宪文进行采访，随后在官方网站上承认：不能否定日军进入南京后，对城内非战斗人员进行的杀害和掠夺行为。

一万次的谩骂，抵不上一个证据的发掘。这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铁证，是当今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张宪文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程、学术工程，这4000万字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铁证，有力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谬论，维护了人类的尊严和人道主义精神，也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材料。随后，学术团队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撰写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全史》（全三册），全书约110万字，这既是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张宪文说：“我们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从过去材料很少，研究人员很少，几十年来慢慢地发展到今天。这部史料集的出版，可以说是铁证如山。这些原始的历史材料充分说明南京大屠杀是板上钉钉的事，日本曾经在中国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不容否认。”

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还在继续。几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研究范式实现了从求证到求实的转变，研究视角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研究方法和观点不断创新。2014年2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的通过，使得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2015年10月9日，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项目名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上升为全人类的记忆。

纵观张宪文教授的学术生涯，严谨且洞察敏锐，坚守并开拓创新，展现了历史学家卓越的大师智慧和领导才能。他以卓有成效的“大师+团队”的模式，开展“大兵团作战”，体现了他在历史学术研究的大视野、大格局。他常说，历史学者要像“冷血动物”，要时刻保持客观冷静，才能作出好的研究，不能把情绪带到研究中，要用历史的语言，用事实和证据说话。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把不清楚的历史问题弄清楚。历史学者不能躲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要担当历史责任，关注人民关注的、时代关注的，要有服务人民、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情怀。

作者：本报驻苏记者 叶志明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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