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青年历史学者，曾有《自国自心:章太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更生》 著作的王锐为国家治理能力提供历史教训资源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承认一种文明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与广袤的辐射性，而且在历史流变中形成了各种带有普遍性的特征，那么这种文明的政治组织、政治学说、政治实践一定是值得人们重视的。在今天中国与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重新回到中国历史的演进脉络之中，通过对具体历史场景的把握来总结思考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基本特征，这是一件极有意义也十分必要的事情。这样做既不是简单否定中国政治传统，也不是对古代的一切进行反历史的“尬吹”。同样，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无益处。

看待中国两千年皇帝制度，必须回到历史进程里来

成都的保路运动纪念碑。1911年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制度的先声

不少人提起中国古代政治传统，首先想起来的大概就是历代皇帝统治。从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开始，各诸侯国国君的权力不断扩大，并且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赋予最高统治者各种神圣性称号的主张。可以说，皇帝制度在战国诸子的言说中已经有了雏形。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皇帝制度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实践，汉承秦制，将皇帝制度进一步完善。之后两千余年，直到辛亥革命为止，皇帝制度长期延续不断。

晚清以来，对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批判多聚焦于皇权，这样做当然有不可磨灭的正面意义，因为它对于检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为何在近代变局之下必须要有所改变极有助益。而且如果说现代政治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大众民主的兴起，那么对皇帝制度进行批判，也是实现政治觉醒的必要环节。不过若想更加深入且全面的认识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就必须回到历史进程里来看待皇帝制度，不能简单地将现代政治的诸多基本前提置于古代社会之中，而是要从古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出发，思考为什么某一种制度会长期存在，其历史意义是什么。

古代经济社会条件下，皇权常是“欲专制而不能”

明朝皇帝权力很大，崇祯自以为能控制局面，但最终结局是去景山上上吊。在古代社会条件下，皇权其实并不是无所不能的

皇权（或曰皇帝制度）在帝制时代处于政治权力结构的最顶层，对政治活动有最终的决定权。而作为一种制度，它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礼仪模式、论证其合法性与神圣性的意识形态、衡量其日常行为的伦理准则、帝位传承的规则等方面组成。从功能上说，皇权在古代以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行使着最高权力运作的职能，通过其神圣性与合法性来维系政治体的稳定，尤其是边疆地区对王朝的政治认同，进而保证各种社会经济活动较为正常的展开。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功能究竟真正能实践多少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这里需要辨识的一点就是所谓皇权“专制”说。姑且不论“专制”这一概念的近代西方起源，单从中国历史流变来看，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从实际效果上看，皇权在古代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往往是“欲专制而不能”的。首先，皇帝的行为要收到一些有形与无形的制约，比如儒家的礼制（包括天命观等意识形态话语），以及每个朝代开国之初所形成的“祖宗之法”。一个好的皇帝，基本上是要符合儒家礼制对于帝王的基本要求，以及时刻遵循“祖宗之法”来进行政治活动。在极端状态下，全然不顾这些因素的皇帝也是有的，只是到了那个时候，距离王朝末日也就不远了。

其次，中国古代疆域版图辽阔，官僚机构复杂，王朝的日常政治活动，需要依靠中央与地方的各级官吏来进行。如此一来，官僚集团内部往往会形成各自的“部门利益”，即便皇帝采取各种制度层面或权谋层面的手段来制约它，但很多时候依然要顾及官僚集团自身的利益，或者为了完成某个事项，必须将权力授权给执行具体事务的官员。其结果往往是皇帝本人的意志要打折扣。这一情形其实可以从好坏两方面来看，如果皇帝励精图治、勤政爱民，那么处于“中饱”位置的官僚很可能是政清人和的主要障碍之一；如果皇帝昏庸荒诞，官僚群体及其后备军士阶层可以从儒家的民本理念出发对之进行批评，甚至采取一定的抵制措施。

最后，由于技术条件及其背后的经济基础限制，皇权辐射范围其实并没有近代以来各种政治论说中描绘的那样广。古代地方官僚机构与官吏人数比较有限、信息搜集与传递需要较长的时间，导致“天高皇帝远”的状态频繁显现。用现代政治学的话来说，中国古代王朝虽然有古代社会条件下较为完备的官僚制度，但国家基础能力与国家认证能力着实不高，导致权力的实施并不能一以贯之。这也是研究中国政治史、制度史时必须要对各级政治文告与政治实践进行必要区别的原因。

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思考与皇权长期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利用，但又时有冲突的绅权。说起绅权，必须要明白绅权之所以能存在的经济基础。在今天的大众文化话语里，往往将绅权视为高贵与文明象征，甚至在一些特定的社会阶层及其文化代言人群体里，不断出现在现代社会里恢复绅权的呼声。对比于从晚清开始就出现的对于皇权的批判，对于绅权的批判性检视，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之外，往往是比较稀缺的。

士绅精英地位起于经济特权，施展于文化特权，保障于政治特权

徽州地区的祠堂，象征着士绅对社会的支配

总体来看，从汉代中期以后出现的“累世经学之家”，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再到明朝中页以降绝冠一时的江南士绅，绅权之所以能在古代社会长期存在，主要是建立在对土地的各种形式的占有与对农民的人身支配之上的。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迫使自耕农变为为自己符合的佃农（或者家奴、佃客），是士绅基层最主要的获取经济资源的手段。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地区的士绅阶层还可以将通过占有土地来获取的经济资源用于放贷与经商活动中。而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士绅阶层自然就会拥有一定的文化话语权。掌握了文化话语权，士绅阶层就很容易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总之，以经济特权为起点，以文化特权为条件，以政治特权为保障，士绅阶层的精英地位大体上是如此这般来维系的。必须注意的是，从明清两代的例子来看，相比于全国人口，士绅阶层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这就是说，今天很多向往士绅生活、希望自己成为新士绅的，祖上往往并非士绅，而极有可能是一般的农民。他们能够在今天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说到底离不开20世纪中国革命对中国社会结构的重组。在这个意义上，“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虽也冲突于皇权，但绅权得到皇权认可才是更为牢靠

象征着皇权对绅权的认可的牌坊，因为它是由朝廷所赐予

自从所谓“市民社会”理论兴起后，相关人士开始向中国古代历史经验里寻找符合其心目中的“市民社会”的影子。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绅权具有“对抗”皇权的意义，因此可以作为现代“市民社会”的古代源流，甚至认为之所以现代中国没有出现符合其理想的政治体制，就是由于绅权被革命所推翻了。这样的观点基本上忽视了在中国古代绅权往往与皇权处于相互依存（或者相互利用）的关系。一方面古代王朝需要设官分职，任用大量的官吏作为各级政府机关的主事者，同时由于技术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地方上也需要有类似于“皇权代理人”的群体帮助维系统治，所以帝王离不开士绅；另一方面士绅阶层为了让自己的特权地位更加稳固，为了获取更多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大多数时候也需要得到皇权的授权，通过在地方上执行皇权的意志来换取后者对自己身份地位的“官方认可”。北宋宰相文彦博对宋神宗说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就是对这种关系颇为传神的描述。《儒林外史》里汲汲于科举的各色读书人，也可以说是看透了只有得到皇权认可的绅权才是牢靠的绅权这一事实。

当然，皇权与绅权不是没有冲突的时候。古代政治中所谓的“编户齐民”，指的就是能够被纳入国家人口统计之中的劳动力。而为了让这些劳动力更好的进行生产活动，需要由国家掌握一定数量的土地予其耕种，保证其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与生产资料。所谓古代意义上的“国泰民安”，基本上指的就是这样的社会状态。因此，对历代王朝而言，要想获得能够维持王朝运作的赋税，土地与编户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一点上，士绅阶层与王朝之间时常会产生矛盾冲突。因为士绅阶层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也希望获得更多的土地、支配更多的劳动力，所以他们比较热衷于进行土地兼并活动，同时将原来在小块土地上耕作的自耕农变为为自己服务的佃农。如此一来，作为王朝赋税重要支撑的土地与编户数量就会不断减少。一旦赋税总量下降，王朝开支往往入不敷出。其后果便是财政枯竭、兼并加剧，最终导致王朝衰亡、天下大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里经常提到的“地主阶级内部的利益之争”，基本上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皇权和绅权保障了古代政治和经济功能，但无法以“人民为主”

云南艾思奇故居塑像，艾思奇出身大士绅家庭，但后来走向革命，成为党的著名理论家。这证明超越绅权走向革命才能实现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

总之，皇权与绅权总体上来讲都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产物，并且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这样的经济生产方式。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物质条件与政治条件，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延续。同时也必须看到，虽然皇权在古代社会条件下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同时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制约也会对其行为产生一定约束作用，但是仍然难以避免每逢王朝末世就有昏君暴君出现的现象。此外，维系皇权需要巨大开销，既包括皇帝本人及其周围服侍者的日常开支，还包括那些依附于皇权的皇室成员、外戚、宦官群体对社会财富的搜刮。

相似的，绅权虽然对王朝治理与文化传播和普及有一定正面作用，同时不能否认有些历史时期里的部分士绅群体确实是在践行儒家道德，但说到底它仍然是古代社会结构中的特权集团，而要想维系其特权，就免不了对平民进行各种形式的剥削。加之士绅阶层常年垄断文化表达权，于是建构了不少旨在为士绅支配进行合法化论证的学说，并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些学说的基本观点不断下沉，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明清两代颇为流行的“功过格”，其中不少大谈主仆关系固定化的内容，并宣称被支配一方需“安分守己”，如此才能积累“阴德”，就是明显的例子。因此，随着现代大众民主的兴起，如果想实现名副其实的人民主权，对绅权同样应予以充分的反思与检讨。

作者：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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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钱亦琛 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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